# 论“两本账”

　　<新华日报社论>

　　右派分子邓昊明曾经恶毒地诬蔑党，说“党有两本账，一本好账，一本坏账，要你时用好账算，有问题，用坏账算”。——其实，党哪里有两本账，所谓账，不外是国家对干部的每人一份历史档案而已。邓昊明这个右派头子在一边用“两本账”进行煽动，另一些右派分子在另一边就叫嚣“要当众焚毁人事档案材料”。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邓昊明吐出所谓“两本账”的蛊惑性言辞，不过是反对国家的人事档案制度的阴谋口实罢了。

　　国家要不要建立干部的历史档案制度呢？回答是绝对的必要。这是国家的一种人事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之一。世界上根本没有人事制度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我们国家的人事制度，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和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以及工人阶级选拔干部的标准，配备干部，组成政治力量，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路线，这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是关系国家命运和政权性质以及贯彻政治路线的重大原则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容许右派分子对这个制度加以动摇。大家还应知道，我们国家建立干部历史档案的目的，正是为上述原则服务的。建立干部的历史档案，是为了要全面地了解干部的品德才能，系统地考察干部的成长过程，弄清干部的基本情况，以便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工作，切合实际地教育提高他们，保证国家机关的纯洁，组织他们积极地、忠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很显然，这样的人事档案制度，为团结、提高干部所必需，为正确配备干部、贯彻政策路线所必需，是积极性的制度，并不象右派分子所歪曲的那样，是一个什么消极性的防范干部的制度。

　　右派分子邓昊明所说的什么“两本账”，这不是事实。国家对干部的历史档案，只有一本，没有两本。至于账内所记，一般说来，确非一笔，有功也有过，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好的部分也有坏的部分，那都是一本账的两笔。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所谓一本账的好坏部分，主要是指干部在阶级斗争时期政治上的表现而言，亦即指干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革命、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关系怎样而言。凡是同人民关系好的，站在革命一边的，为人民做事、为革命出力的，就是账中好的部分；凡是同人民关系不好，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与人民为敌、损害革命利益的，就是账中坏的部分。每个干部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都不能离开社会生活，由于阶级出身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以及斗争锻炼、自我改造的不同，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许多干部对人民的关系和对革命的态度就表现得不一样。因此，也就有干部档案中不同的好坏部分，形成一本账中的好坏两笔。有的人好多于坏，有的人坏多于好，但都不会绝对只有一笔。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是党和国家凭空制造出来的。党和国家只为干部记账，并不为干部造账，账中所记的内容只是干部本人生平言行的客观记录，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现在右派分子抓住账有两笔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巧费匠心地加以歪曲，捏造出“党有两本账”的谣言来，妄图由此来谣惑人心，攻击我们国家的人事档案制度，这只不过暴露了右派分子的阴险、毒辣而已，是并不能迷惑广大干部于万一的。

　　人们不难懂得，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复杂的，革命的胜利也是为时不久的，许多干部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他们的政治经历当然不会那么单一化。特别是大批旧中国的军政人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工作，他们不但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而且其中很多人就是直接的剥削者。他们在旧社会生活了好多年以至几十年，他们的政治历史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除了大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外，其中也有不少开明人物，过去同人民的关系较好，有的还直接间接地参加了革命，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曾经无恶不作，残害人民，干出许多滔天的罪恶，后来，他们看到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有了转变，愿意向人民靠拢，对革命事业也有若干的帮助，因而人民可以宽容他们，但是在他们的历史上，自然仍旧留下许多坏账，人民暂时还不能忘记。由此可见，他们那一本账里的好坏部分，全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账中那些坏的部分，人民尽管可以存而不论，但是也不容抹掉，这也是尊重客观实际。这有什么值得右派分子来造谣惑众呢？

　　当然，对于广大干部来说，每一本账里的好坏部分，并不是绝对的，不可变化的。任何一个干部都有他的正确方面和他的错误方面，也就是说，不会完全是好账或完全是坏账。完全是坏账，就不成其为一个干部，完全是好账，这也不符合事实。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好又有坏，问题是在于每个干部必须自觉的努力，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多做好事，增加账中好的部分，这就相对地缩小了账中坏的部分的比例。比如有些人过去同革命站在敌对的方面，是一笔坏账，但是后来变好了，做了很多好事，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在现中国也还不乏其人。反之，有些人虽然本来有一笔好账，但是后来变坏了，以至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堕落成为反革命，如张国焘等，这也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所以，账的好坏，对干部来说，是相对的，有发展变化的。干部历史档案上记载下来的好坏部分，只能作为一种历史参考，不能作为评定干部的唯一依据，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质，更重要的还是向前看，看当前和将来实际斗争中的表现。那种完全忽视干部的历史发展情况的态度固然是不对的，但是那种完全“唯历史论”，不从发展中和现实斗争中去考察干部的倾向，也是错误的。

　　总之，国家对干部应该有本账，扼要地记载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工作表现。这不是为了和干部“过不去”，而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为了保证工人阶级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领导不受动摇，为了按照工人阶级的政治标准来挑选干部，也是为了帮助干部进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切忠心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对国家的这种人事档案制度都是拥护的，都希望国家有一本账，把自己的历史记录得一清二楚。惟独右派分子最怕国家的人事制度，最怕有一本账(干部档案)，记录他们的历史和现在的言行，这是因为他们不但历史上肮脏污浊见不得天日，而且他们在人民给以宽大处理和适当安排之后，还是其心不死，要进行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所以他们最怕人家知道他们的反动丑史。他们不敢正面反对国家的人事制度，他们就从侧面拼命诬蔑和攻击“党有两本账”，妄图混淆视听，争取党羽，造成声势，以达到取消干部档案制度的目的，使人无法知其罪恶，甚至装出光明磊落的样子，便于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同时，人们不难设想，假如按照右派分子的意见，不要人事制度，任凭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别有用心的人窃据要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陷入多么危险的境地！由此可见，右派分子邓昊明口中的“两本账”，实际上包含着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

　　右派分子还有另一个阴谋。那就是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各地不断揭发了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和丑恶历史，使他们原形毕露，完全孤立起来，他们就叫嚣说：现在党不要他们了，又用坏账来算了。他们还说，他们没有罪，并不反共，他们不过是意见提得偏激了一点，党对他们翻脸无情，做得太过了。他们的这种新的谬论，在知识分子中已经起了一种腐蚀作用，有一部分中派的知识分子虽然觉得右派的言行不对，但是看到群众起来揭露右派的丑史，开展斗争，又有些惶惶不安，有的甚至真的怀疑是否应该揭露右派分子的罪恶历史。关于这一点，应该说说清楚。

　　大家知道，在右派分子中，有很多人不仅现在有罪，过去也是有罪的。如黄绍竑、龙云、邓昊明、李世军之流，他们过去曾经反对过革命，残害过人民，血债累累。对于这种情况，人民并非完全不了解，只是因为这些人曾经表示愿意皈向人民，带罪图功，党和人民政府总是给人们一条路走的，当然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弃暗投明。解放几年来，党和人民政府对待这些右派分子是仁至义尽的，不仅照顾了他们的生活，安排了他们的工作，而且给他们一定的“名位”，希望他们在党的感召下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党和人民政府的这种宽宏大量、不咎既往、大公无私、毫无宗派成见的态度，能够说是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无情吗？可是这批豺狼成性的家伙，表现怎样呢？他们并不真正地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反而口是心非，心怀仇恨，利用人民对他们的宽大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企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恢复他们那种骑在人民头上的日子，这岂不是他们背信弃义，以怨报德，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吗?现在大量的事实证明：不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翻脸无情，而是他们对党和人民翻脸无情。不是党和人民做的太过，而是他们对党和人民欺侮太甚。党为了保卫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领导人民给右派分子以坚决的断然的反击，这不是什么感情、度量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人民生死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发展方向、六亿人民幸福的大是大非问题。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党和人民能够置之不理吗？不能的！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展开斗争。我们同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如果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仍然迟疑不前，表示软弱，那么右派分子不但不会投降，而且还会得寸进尺的。这是一切阶级斗争中的必然规律。

　　为了彻底战胜右派，所以我们不仅要彻底批判他们的一切谬论，揭露他们的一切阴谋，我们还有必要追查他们的罪恶历史。追查他们的罪恶历史，是教育人民、战胜右派的必要步骤。这可以使人民认清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是一贯的；可以有效地教育广大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看准他们的要害去反击；可以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中派，彻底打垮右派；可以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热爱，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千百倍地努力来巩固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及现在的反动言行，是从反面教育人们的活教材，我们应该充分地揭露他们，毫不容情。同时，右派分子现在的反动言行，和他们的阶级本性、过去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不彻底揭露，就不容易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也不能真正打垮他们。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

　　至于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对于一切偶而说错了话的好人，我们就决不援用这个原则。大家可以看到，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都已诚恳接受，逐步改正，即使有些批评失之偏颇或与事实还有出入，只要这些批评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也都采取欢迎的态度。我们同这些提批评意见的朋友，今天不是仍然相处得很好或者比以前相处得更好吗？我们并没有翻脸，更不应该翻脸。在这些朋友中，不是也有极少数的人过去也曾经做过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吗？但是今天他们表现很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不是谁也没有牵涉到他们，更没有人提及他们的往事吗？应该看到，党始终是坚持与人为善的，是不喜欢算人家的老账的，这一点，许多人都是有实际体会的。

　　事情既然是这样明显，为什么还有人说反右派的斗争做得太过，不该揭露他们的罪恶历史呢？那显然是温情主义在作怪。或者应当说，持这种见解的人，如果不是有意地充当右派的保镳，掩护右派的退却，就是中了右派的蛊毒，当了右派的俘虏。

　　话再说回来，即使到目前为止，党对右派分子仍然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只要他们能够彻底交代，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始终是敞开着的。右派分子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既有言论又有行动，一种人只有言论并无行动。党对这两种人的政策，人民日报在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中说得很清楚：“对既是言者又是行者，是否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间又多是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不必办罪，……只有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党对右派的政策总是宽大的，网开三面，始终给他们一条去路，但是这条去路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不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如果他们仍然背道而驰，走向资本主义，自然就会重新走到网里来，那就是死路一条，也叫做自投罗网，就不能怪党张网无情了。中国有一句老话：网开三面，去路一方。何去何从，右派分子速自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