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分子要不要党的领导——驳罗隆基的“三顾茅庐”

　　<《文汇报》社论>

　　据罗隆基的自我表白，即使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其实，用不着费什么大力气，从今年三月二十三日罗隆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我们就找出他的反骨。

　　罗隆基在这篇发言中说，“中国旧社会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陇中(本报按:陇中应作隆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因此，罗隆基得出这个结论: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和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是有矛盾的。党必须依照罗隆基的路线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团结、教育、改造，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三顾茅庐、礼贤下士，这是罗隆基之流的知识分子政策。两者之间根本分歧在那里?答曰:根本分歧有两点。知识分子要不要党的领导?此其一。知识分子要不要思想改造?此其二。限于篇幅，今天先谈第一个问题。

　　诸葛亮是何等人物?名分上，刘备、刘阿斗和他是君臣关系，诸葛亮须叫刘备一声主公，叫刘阿斗一声陛下。骨子里，诸葛亮是王者之师，蜀汉有关内政、外交、军事的国策，由他一手制订；在刘备死后，蜀汉的军政大权，由他一手独揽。刘阿斗说得好:“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所以诸葛亮虽为人臣，实是蜀汉的真正领导者。罗隆基之流既然自比诸葛亮，那么，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心中，等而上之则为刘备，等而下之则为六万万个刘阿斗了。刘备须待诸葛亮为国师，刘阿斗须事诸葛亮如父，不管罗隆基之流把我们当作刘备还是刘阿斗(其间相差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比而已)；总之，照他们的意思，今天的局面要倒翻一个身，不是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了，而是工人阶级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不是罗隆基之流接受党的领导了，而是党接受罗隆基之流的领导。也许有人会说:罗隆基并无取刘阿斗而代之的大志，只是想做诸葛亮而已。你们不要深文罗织，故入人罪。那末，不妨听听罗隆基在今年三月民盟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私房话，他说:今天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本报按，罗隆基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其小字应该圈去，方符合罗的真意。)倘若有人还是疑信参半，那末，可以看看事实: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个什么玩意?若不是为的专权揽政又为的何来?由罗隆基指使、储安平发难的“党天下”，其意何指?若不是为的推翻党的领导又为的何来?在全国高等学校点火，取消党委制、提倡教授治校的又是何人?反对党对科学有领导权的科学纲领，出之何人的手笔?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等等不就是章、罗两位好汉的策士么?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又有行动，而且人证物证一应俱全，罗隆基还“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与阴谋”。欺人乎?欺天乎?我们六亿同胞不是昏瞆无知的刘阿斗，不会为罗隆基所愚弄的。

　　也许有人会说:诸葛亮有济世安民之才，鞠躬尽瘁之德，就让罗隆基之流知识分子出来领导，又有什么坏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脆弱性是人所共知的，内无彻底反封建的勇气，外无彻底反帝国主义的雄心，所以既无力量领导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的民主革命，又无力量领导推翻殖民主义的民族革命。戊戌政变是资产阶级发动的，然而失败了，辛亥革命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然而小产了。反帝、反封建的大业，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的。中国资产阶级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无领导的资格，社会主义革命更轮不到它来指教了。否则，何异痴人说梦。百年历史，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倒向工农，必然一事无成。今天四十以上饱经世变的人，皆可作证。历史上写得明明白白，即使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最好革命志士，也只有接受了党的领导，才有生气，才贡献得出智慧；而一旦离开了党的领导，则虚度光阴，枉抛心力，绕了许多弯子，找不到可走的道路，最后还是回到人民怀抱中来。至于知识分子中的右翼，他们和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并不相同，是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我们查一查章伯钧、罗隆基之流的底细，就可知道是一票什么货色。他们对谁鞠躬尽瘁?举一个例吧，罗隆基不是说过么，“美国买马买错了，如果把给蒋介石的钱的十分之一拿给民盟会要好得多。”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罗隆基对帝国主义是如何效忠，对蒋介石是如何吃醋，而对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敌意又是多么深。如果请他们出山来领导，中国除亡给帝国主义外，没有旁的前途。我们不妨想想看，章伯钧、罗隆基的拜把兄弟不是“四一二”的刽子手杨虎么?如果章罗联盟执政，共产党还有噍类么!观微知著，罗隆基连自己家中几亩田被农民分了尚且大发雷霆，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这样的人若能公忠谋国，那真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了。

　　以“王者之师”自许，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因此罗隆基的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在知识分子中不是没有市场的。自然，这些人以诸葛亮自居，其用心是和罗隆基有很大程度的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这种“三顾茅庐”思想，不仅仅是一个自高自大的问题，且是一个立场问题。屁股坐在非工人阶级那边，自然要大摆架子，和工人阶级讨价还价，非重金礼聘不可。如果屁股坐在工人阶级这一边，兴亡有责，痛痒相关，“俯首甘为孺子牛”，根本用不着三催四请了。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在鸣放期间说的几句话，很打动人。他说:“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他。我和党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它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他走，没有什么被领导的不愉快之感。”这种爱国爱党的感情是多数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语言。可是，章伯钧、罗隆基就不同，他不但骂共产党，而且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那就必须予以反击，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