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浦城北社社员放鸣出来的问题

　　<张元清>

　　青浦城北农业社是县委的大放大鸣试点社。自8月24日起至9月1日止，先后召开了各联队社员大会、全社社员大会以及青年团、妇女、贫农、中农等小型座谈会，有一千二百八十八人参加了大放大鸣，放鸣出来的问题很多，兹分述如下：

## (一)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方面

　　一、“留粮标准低，五百二十斤不够吃。”

　　老下中农吴国仁说，五百二十斤确实不够吃，国家统购要少一些，统销要放宽一些，若能增加到五百四十斤到五百五十斤就够吃了。新下中农王雪云说，现在不好讲五百二十斤不够吃，上级问你“三定”是谁举手通过的，你就没回答了，真是“哑子吃黄莲，讲不出苦处”。新下中农林根弟说：一个人只有一个肚皮，又不能吃到肚皮外头去的，五百二十斤早已吃光，连双季稻的糠都吃了，猪吃的南瓜梗，人也吃了，看上去社会主义到不了。

　　二、“城乡供应标准不合理，农民应比城里人多吃些。”

　　老上中农吴才兴说，城里工人每月吃四、五十斤粮食，农民一年吃五百二十斤，太不合理了，毛主席是好的，下面小鬼伯伯(干部)做错了。城里人少吃一些勿要紧，他们上馆子，买馒头、大饼、面条、馄饨充饥，我们农民那里有钱去买。老上中农钱德忠说，农民吃五百二十斤，城里工人吃七百多斤，农民天刚亮就下田，天黑才回家，一天劳动十几小时，工人一天只劳动八小时；街上人早饭吃豆浆，二根油条过门；但粮食都比农民多，这是什么道理？

　　三、“农业社平均摊派口粮不合理，多缺饿饱不一。”

　　新下中农施志皋说，社里分粮不合理，我们四个人，二大二小，每人五百二十斤，旁人家有几个小囡，也是每人五百二十斤，一家吃完饿肚皮，一家还笃笃定定。最好同城里人一样，大小人定开，这才合理。老下中农陶仲明说，一岁也是五百二十斤，一百岁也是五百二十斤，所以粮食要紧张，不过先紧张的人家全是大人多的，小囡多的人家是瞎紧张。

　　四、吃代食品不当饱又浪费钱。

　　新下中农陆阿金说：龚海元全家七人，吃一顿南瓜要二十五斤，每斤四分，要一元钱，吃粥只要二斤米，三角钱还不到，同样一顿，要相差七角；而且吃南瓜还容易饿，真是叫“面黄昏，粥半夜，南瓜当饱饿一夜，一吃就饱，一饱即饿，水颗颗，多撒尿，多撒汗”。老下中农徐永根说，节约粮食吃代食品，肚皮里天天唱空城计，现在弄得人瘦皮黑、头昏眼花了。老下中农朱岳云说，俗话说得好，“城里人不算菜，种田人不算饭，打铁人不算炭”。农民自己种出的粮食，还吃南瓜，想想有点搞不通。通过黄梅季节一天吃五顿，有鱼有肉；现在农闲三顿，农忙一天四顿还勉强，开春讲节约就好，为什么现在提出来呢？政府天天喊节约粮食，多吃代食品，实际上叫我们浪费钞票。

　　（五、“‘三定’政策说得好，做得不好。”）

　　（老上中农付金林说，政府要三定，我们要政府二定：一定肥料，二定饲料。政府不定，我们不卖。五百斤吃完了算数，政府不关事了；国民党是抢来吃，共产党是骗来吃。贫农李林波说，上级干部讲：先吃自己粮；慢吃周转粮，再吃麦调粮，后吃国家供应粮，现在没啥啥；三定辰光讲：三不一保证，现在为啥不吃供应。老下中农朱炳根说：县委工作组同志官僚主义，掌握了几个典型户，硬喊不会缺粮，我们农民吃苦就在几个典型户上，真是没钱没粮吃有钱有粮人的亏，种田人忧吃，不种田人不忧吃，下次再看见啥人上台指手划脚做典型拖他下来，上级宣传卖余粮，政策也很清楚，就是做法二样，弄得稀里糊涂。老下中农严福庭说，统购不卖不成功，三次大会四次典型，个别谈话，总结补充，最后一句，当心坏蛋破坏，大家都不响，一到明早，干部带路，团员敲锣，积极分子摇船，把一船一船谷子送进仓库，办法实在好勿过；统销就吃力哉，排队、摸底、评议要过三关。）

## (二)关于工农关系方面

　　一、“工农收入、生活悬殊不合理。”

　　新下中农王雪云说，工厂有保险，工业品风吹不倒，雨淋不脱，工人还有福利、劳保，生病住疗养院，药费报销，困难补贴。农民是露天工厂，谁都不敢保险，洪水淹，螟虫咬，台风刮，真象严寒冬天，不知什么时候起风浪。严小炳说，工人生产的成品，原料、人工、损耗、利润都计算成本，农民种田的肥料、种子、人工、家具也是成本，否则八斤谷怎么能收六百斤呢？生产一粒谷要流多少汗？这点政府恐怕没有替农民考虑过，农产品不计算成本，是农民生活不好的根本原因。王约勤说，工人三八制，出进坐车子，吃的食堂，住的洋房，农民一年做到头，农忙时要坚持十二、三小时，青浦城内一个扫马路工人每月工资三十元，一年三百六十元，农民咬紧牙关一年做三百工，八角一工，只有二百四十元，总之农民赤了脚还追不着。妇女杨林宝讲：最苦是农村妇女，不如街上一个倒马桶妇女，她们一个月拿二十元工资，吃饱穿暖，我们吃苦煞，还要做煞。老下中农许炳千说，农村青年叫苦连天，找不到对象，青年妇女一心想往城里跑，找干部，找工人，现在有句话，叫“愿嫁四十岁的挟皮包，不愿嫁十八岁青年扶犁梢”。

　　二、“工农没法联盟，共产党领导不如过去。”

　　老下中农朱炳根说，政府说要工农联盟，但是二眼看待，工人在天堂，农民在地狱，天地之差，还联什么断命盟。富裕中农蒋元立说，若要工农联盟，工人生活要降低一些，农民生活要提高一些，照现在情况看起来，是不能联盟的。富裕中农李坤林说，现在共产党领导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不是代表农民利益，工人好团结起来，增加工资，农民团结不起来，如果农民团结三年不卖余粮，看工人阶级怎样领导，非把他们饿死不可。富裕中农吴德云说，农民不能翻身，除非要到红脚桶里翻身，若要农民生活好就要农民来领导。富裕中农陈秀龙说，共产党领导不愿农民苦，将来要象太平天国一样，洪秀全开始闹革命为的是农民，所以能胜利，后来不顾农民就失败了；毛主席领导革命，刚解放还好，现在登在北京，专门封大官、大将，官、将封得越大，钞票拿得越多，小兵苦煞，六元一月，打仗跑在前头；当兵起初不分等级，现在也分得清清爽爽。

## (三)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方向

　　一、“工农业产品价格高低悬殊，农民太吃亏了。”

　　贫农曹友琴说，工业品现在爬在屋顶上，一升米钱换不到一包飞马牌香烟，劳动牌、双斧牌小号改大号，实际是以这个名义提高价格。贫农许品舟说，解放前食油一斤只有三角多，解放初卖四角多，现在要卖六角多；解放前一斤糖三角二，现在要卖六角四；酱油解放前九分一斤，现在要卖一角九，最好的要卖二角三。中农陶文华说，一刀草纸过去卖一角七，现在要卖二角七；身上穿的布，过去二角多一尺，现在也涨起一角，照这样货价跑三年又要走到老路上去。老下中农朱福山说，农忙时一件蓑衣要卖九角半，现在只卖四角；草裤农忙时一条卖一角七，现在只卖一角；西洪桐油去年九角一斤，现在要卖一元三角四，一斤涨起四角四，啥道理？要政府答复。老下中农曹永良说，一斤盐一角四分半，钞票要付一角五分，五厘硬剥削，过去厘头还找给几张草纸或一支香烟，现在没有哉。贫龙沈泉林说，一只凉帽过去卖二角七，现在要卖三角七；过去一盒洋火塞来紧来，现在摇起来响来。新上中农徐金刊说，搭车棚的毛竹，去年寒里卖一元一根，今春要卖三元五角，就是讲物价调整，也没这样二成一跳。新下中农吴顶才说，解放以来只有米和铁锅子不涨价，其他都涨价。畚箕解放前卖四角半一只，现在要卖七角半；解放时一只耥四角半，现在卖一元零五分。新下中农马永琴说，现在比过去国民党时不好，过去物价涨，稻谷也会涨，叫水涨船高，农民不怎样吃亏；现在只准工业品涨，不准农业品涨，农民只好等死。新下中农杨士福说，照现在货价，稻谷起码要一角半一斤，要提高农民生活，工业品便宜点，稻谷提高点，就好了。老下中农郭秋生说，我们农民卖买二头吃亏，稻谷最不值钱，一包双斧香烟，要二斤谷钱，卖掉一百斤稻谷，没啥买头。老上中农陆品良说，解放时一个鸭蛋好买一包老刀牌香烟，现在一斤谷买勿到一包香烟。

　　二、“购销地区差价不合理。”

　　老上中农傅凤祥说，粜一百斤周转粮的谷，籴起来来只有七十二斤，轧起来要有七十五斤，政府剥削了三斤粮，粜一百斤稻谷八元五角，籴七十五斤来要十元零二角，剥削了一元七角，这比过去吃债米一石还三斛还要利害。贫农钱德民说，农民粜给国家白米每斤一角一分八厘，籴回来要一角三分七一斤米，农民要蚀掉一分八厘二。老下中农朱锦中说，收购生猪价格有高低，为啥卖出来的肉都是一样价钱，啥个道理？挂的生猪牌价总归称勿牢，挂的牌价骗农民，称进去一担猪三十六元，卖出来的肉要七角二分一斤，不知啥个利润。副社长吴国仁说，在一个县里，同样货色有二种价钱，同样北山货毛竹城厢要卖五十元零五角一担，金泽只卖二十八元八角，到浙江西塘天任庄、尤车港那边只卖二十三元五角；同样棕绳苏州只卖一元五角六分一斤，青浦要卖二元四角四分，上次社里买了一千多斤吃了亏；再有卖出来的二八糠，价格太高，算一算成本，清糠二十斤七角八分，砻糠一百斤二角八分，加工费一百斤一元二角，总共二元二角六分，而卖出来要二元七角。食品公司收购生猪规定最少九十斤，我们社里一只猪少四两也不收，结果十几声西瓜皮吃了就收了。副社长严小炳说，去年一斤菜油四角八分，今年要卖六角多，这个涨价不合理，今年吃的油是去年的菜子榨的，今年菜子涨五分，油价应该明年涨；另外青浦一担粪卖二角七分，看看只值二、三分，清来喝得下，连臭味亦没有，清洁所盖的新房子都是农民的血汗。老上中农张永良说，过去一升米可做十斤酒，现在一斤酒要卖八角四分，这是暴利。老上中农顾进生说，稻柴卖一元二角一担，加工后，稻柴糠要卖三元二角一担，这不是暴利剥削吗？新下中农王雪云说，棕绳收进五角一斤，卖出来要二元五角一斤。老下中农陶德明说，青浦新洋桥上的南瓜，买进三元多一担，卖出四元多一担，要多卖一元多一担，税亦不收，国家应该管。

## (四)关于食油、棉布、饲料、肥料计划供应方面

　　一、“不够用。”

　　老上中农霍友鸣说，人民政府号召要提高产量，但是肥料不给我们，怎样叫我们增产。新下中农徐文明说，过去不种小麦，有麸皮买，现在种了小麦，面积还扩大，产量亦提高，却不见麸皮的面，养好猪的只有机关、部队。农民一个月每只猪只供应四斤糠，上次一只猪下棚二十四斤，养了四个月只有三十六斤。老上中农胡才兴说，种田实垩实收，勿垩不收，政府肥料不来，怎样可以丰收。贫农姚星元说，牛是宝中宝，但是寒里花饼没有吃，那能养得好，对生产不利；饲料供应少，养猪养勿好，肥料就要少，明年增产保勿牢。贫农陶仲明说，养猪要有一百二十斤才出口，没有饲料供应是养勿到的，过去有大豆饼，现在到那里去了，其他都增产，难道大豆饼不增产。如果没有大豆饼垩田，现在垩的肥料好象人吃南瓜。老上中农傅林宝说，一个人十尺布那能够用，过去自己可以织布，现在从鞋面鞋夹里，滚条、托底，直到兜头布都要买的，无论如何不够用。新下中农马爱妹说，十尺布票，有了面子没有夹里，做了布衫，没有裤子，单衣裳好做做，棉布裳勿来是。新下中农陈大观说，妇女一条兜头布要二尺半，二条就要五尺，再做双鞋子就完哉，叫农民赤膊下田。

　　二、“不合理。”

　　副社长吴国仁说，城北社每只牛要顶五、六十亩田，但是饲料没有好好吃，其他地方有泔水(牛饲料)卖，青浦为啥没有，麸皮一点不见，啥个道理？去年政府贷款九万多元，今年只有二万多元，讲起来贷款是有的，实际紧在乡里，乡干部都是皮笑肉勿笑。贫农王志义说，青梗地上大粪为啥供应得多，我们水稻田为啥供应得少，将来稻谷少收了，你们吃点啥。新下中农傅德荣说，我们把小麦、菜子运了出去，麸皮、菜饼一点亦弄勿到，上海倒大量供应，养鸭亦有麸皮、豆絤吃，这样叫啥个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老上中农蒋洪海说，种菜不见菜饼，种豆不见豆饼，种麦不见麸皮，这些饲料那里去了，养猪要亏本，养了五个月，不到八十斤，吃的是粗糠，养不大食品公司不收；食品公司养的猪，吃的大豆饼、清糠，国家养的鸭也有饲料，象县农场米粞藏到顶梁高，我们社为啥不供应。老上中农朱美芬说，城市、农民一样十尺布，农民一年到头做生活，彻湿、塔干，又加是洋布耐穿容易坏。城里人不做啥也要十尺布，并且他们买毛货、呢货、丝绸不要布票，布票应该减下来，农民布票多发一点。贫农傅府林说，上海吃油每人十四两，我们只有五两，要想多吃点，上面叫我们从六亿人民出发，难道上海不在六亿人民之内吗？叫我们比高淳县，为啥不叫我们比上海市。新下中农王德标说，毛主席领导不合理，农民食油每人每月五两，城里居民为啥六两，农民买肉少，油应该多，城市买肉多，油应该少。老下中农高正言说，上海市郊区农民食油每人十二两，我们只有五两，为啥天下农民有二样，紧的地方太紧，宽的地方太宽。

　　三、“不及时。”

　　党支部副书记傅根荣说，产量要提高，三包要完成，但是肥料供应不及时，为啥早点不来，弄到现在听说菜饼、豆饼要分下来了，正是劳民伤财，我们要考虑考虑。贫农傅富林说，肥料是吃饭的根本，但供应总归放马后炮，小暑里不来，处暑里来，有啥个作用？老下中农严丘观说，生产是个硬任务，肥料是个软任务，来得一斤二斤插秧辰光一斤，××辰光一斤，完成其他任务，要保证时间，肥料、饲料时间不保证，生产任务那能完成。老上中农傅凤祥说，寒天牛上料时需要花饼勿供应，放青了来花饼哉，人民政府叫农民生产订计划，自己供应无计划。老上中农张其清说，开店不着一时，讨娘子不着一世，政府肥料供应无计划，种田人不着一计，农民要苦三年。团支委严全龙说，国民党把东西运到美国，共产党将东西装到苏联，大的猪罗、好的东西要出口，苏联有啥？只有洋布，日本倒有肥田粉、尿素。老上中农朱龙生说，东西政府有的是，都压在仓库里，就是不肯大量供应。

　　四、“供应部门干部工作不负责。”

　　倪福兴说，供销社干部是四金刚摊铺，象朝奉，摊场大来，不到时间不开门，到了时间就关门。新上中农傅全林说，青浦县饲料负责人向上汇报吹牛皮，做典型，要面子，空喊青浦饲料做到自给，不要供应，最好拖他到猪棚里看看屁股尖的猪。老上中农杨林宝说，今年春天，供销社干部来同我们订供应合同，会议倒开的不少，纸头也写了不少，结果一点没啥啥。新下中农高锡其说，青浦的饲料干部不负责，昆山都有麸皮供应，我们为啥没有？老上中农朱品良说，南门糠麸部有几个干部同单干户张德开关系很好，一个干部叫计梅忠，经常向他借钞票，因此一有饲料就寄信叫单干户来买，而对农业社干部态度很不好。社长姚雪根说，青浦县供销社干部不负责，向省社买的稗草子，直到现在还不去提。

## (五)关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管理方面

　　一、“农业生产改制劳民伤财。”

　　老下中农陶仲明说，政府号召种双季稻不灵光。今年前季稻只有收三百四十六斤，后季稻最多收一百斤。一共只胡四百四十六斤产量，产量低，稻柴少，人工多；单季稻起码五百多斤，产量高、稻柴多，人工省。不知什么算计，真是劳民伤财。老上中农傅林宝说，订计划要千斤田，双季稻浪费了泥饼、工分、种子、红花草，宣传得脑子热烘烘，“若要生活好，要种双季稻，吃蹄膀，困铜床，听摊黄(沪剧)”。一到割稻晨光，大家都叫伤心稻，双脚跳，吃粥汤，困竹床，啃脚膀。新下中农严小炳说，去年带头种双季稻，带头抄掉双季稻，起初计划种四千亩，后来缩到三百九十七亩，浪费了种子六万斤，另外红花草、人工亦不知浪费了多少，双季稻变成了伤心稻。贫农曹月英说，下洋施了肥，稻还是黄黄的，不知他们怎么管理的，将来分红是一样分的，想想真不通。新下中农诸仁龙说，过去施肥田粉是没有办法的穷人买来垩的，现在垩的都是肥田粉，产量增了什么？老上中农陶根法说，办社第一年积肥倒积得不少，质量也好，现在到处是鱼池，河床变光，上海积肥大门关闭怎么积，今后积肥保证又差又少哉。

　　二、“副业生产面广量大，管理不善，损失不少。”

　　老上中农严金大说，饲养场肉猪、母猪不知死了多少，养的鸭尽愿饿死，真是社里搞副业，社员吃黄莲，三年养猪，一年穷尽。老下中农严丘观说，饲养场八十斤一只肉猪，掉进粪坑淹死了，三天后才发现，这些人不知在搞点啥。饲养场像杀人场，死猪罗要开坑埋，到处弄得臭气冲天。新上中农傅金林说，赵饲养员请假十四天有替工，在饲养场一半，自己家里一半，铜钱倒勿曾赚着，将来分红人工倒比我们还要多。老上中农王杏宝说，社里一只小老母猪养勿大，卖给社员养，现在小猪也落了十二只，勿知啥个道理。贫农曹友勤说，木业组木头被偷掉了也不晓得，直到昆山县公安局查出后告诉我们才晓得，社员也一声不响。贫农高凤英说，木业组修的船只只漏，自己社里水产队的网船为啥要到胜利社木业组去修？老下中农徐志奎说，木业组工分太大，连一个不会做的人也有一百六十多工，做出的东西不好，工分倒拿的不少。贫农朱明生说，养鱼养到陈家桥，养来太多了，无人看，无人管，保险要逃走。老上中农朱志清说，旱地组卖菜，是半路上出嫁，在路上也不开发票，在街上亦是如此，没有手续，贪污不贪污只有凭良心，我们是有怀疑的。老上中农王仰高说，社里排场太大了，养猪养鸭盖瓦屋，副业搞了很多，就是一样没有弄好。我看今后还是少一点，搞来好一点。老下中农许华清说，我们农业与副业分开搞一年看，倒底那个搞来好。老下中农施宝泉说，副业搞要搞，就是要公布账目，让我们晓得晓得。现在亏本、赚钱都是莫明其妙，将来都算在我们头上，我的意见：农业、副业二本账，分开算。

　　三、“财务管理混乱，开支太大。”

　　新下中农高锦其说，社里采购员不负责，浪费很大，到广州去一次用掉几十元，东西一点没买到。后来在苏北买了几千元的咸鱼，结果鸭不要吃，至今原封不动的放在仓库里，弄得买肥田粉倒没有钞票。贫农傅夫林说，大熟成本在小熟预分时说扣下来了，为啥到大熟施肥，买肥料还是没有钞票，要我们生产队设法投资解决，社里用钱就是没有计划。老上中农严金大说，社里开支总归太大，我们当时在小社里出去买东西，住住几天用了几块钱，现在副业干部出去一次要用几十元。新下中农高锦其说，老社分红一元三角一工，并社后听听是产量增加，事实生产亦搞得不差，但为啥分红只有八角一工，高级社的优越性那里去了。贫农傅夫林说，人没有粮食吃，猪鸭倒吃了六万多斤。社里生产成本蛮轻，分分没有了，我看到底是开支大的毛病。新下中农丁小毛说，我们黄奄的几只低荡过去收二百多斤，生活到也能过去，现在产量年年在提高，生活倒一年不如一年。新下中农吴福根说，现在做生活比长工不如，社里东西烂掉，死人不管，单干户倒没有的。照这样“磨剪刀，削铁水”的弄下去，还要穷下去，种田人要想发财总归难。老下中农陶仲明说，单干户的农具爱护，落雨开沟，现在是合作社了，死人也不管。贫农曹全福说，社员生病借不到钞票，干部吃烟吃酒倒一借就是，贫农傅夫林说，困难社员借支，最好在分红时就帮助解决，让他们不粜周转粮。因为吃周转粮，不但人工要跑脱，钞票要多花(一百斤谷差二元)又要影响生产。缪永林说，财务制度上规定，不在计划内的大开支要通过社员大会。现在听说社里养了几箱蜜蜂，不知通过啥人，这算什么规定。老上中农陈金洪说，去年下洋开的鱼池帐，直到现在没有公布，连队长也不知道，帐目不清，我们是有顾虑的。贫农王得照说，小熟分红柴款已经扣下了，但柴到现在还没有给社员，现在没有柴烧的在拆房子烧哉。新下中农钱得明说，会计工作不负责，账目不清楚，马马虎虎，去年把社员欠的山芋钱，一起划在我的帐上。新下中农钱德中说，合作社奖惩制度不执行，今年小熟超产到现在还没有奖。还有去年我们上交的蚕豆，结果会计室里爆豆吃，现在不知哪里去了。新上中农谢安全说，割野草时说超额完成有奖励，我们超额了，到现在还没有拿到。

　　四、“大社不如小社好。”

　　新上中农陆阿金说，我们仓元并在大社里总归吃亏。不并，保险收入多，到现在还可以有吃有用。贫农傅夫林说，慢入社的不交入社费，他们还说不合理，我们想想真是“瘟猪头”。新上中农傅金林讲：现在社里产量分上中下三等，小麦有的队五十斤，有的队七十斤，有的队一百五十斤，为啥不是大家一百五十斤，这不是拖人下水。老上中农吴宝生说，社里不讲政策，把我的车、犁、耙、篇、栈条都不作价，现在用来坏完哉，用完后看他们再用点啥。贫农许雪桃说，以前仓元社并社时养鱼盘存有七千多元，结果只捉了三千多元，亏本四千多元，摊在我们大家头上算哉吗？老上中农陈炳仁说，合作社太大了，社长全面照顾不到，排涝时到底那个队严重都不知道。老上中农陈金洪说，社小到好，吃死饭少，分红就多，现在是吃闲饭的多，社员倒霉。

## (六)关于干部作风方面

　　普遍反映“干部太多”“儿子多不养爷”，对班干部吃穿好有意见。对下放的乡干部，认为是“加重负担”，有一部分社员对干部在经济上有怀疑。老上中农吴近明说，副业干部跑跑用用，车钱一报销就是几十元，一点也不替社里打算打算。新下中农王雪荣说，会计借钞票比社员又便又多，皮鞋穿在众人头上。新下中农徐文明说，社大相公多，不做也有三百工。其实社长三个够哉，其余可以加强生产队。新上中农傅金林说，干部下放，加重我们社员负担，杨元第五队麦到秋里才脱粒，傅根荣(原来乡副支书)在那边不知负责的啥，宋得均(乡长)下放下来闹情绪，会勿开，吃饱饭捉捉鱼，将来人工那能算。新上中农傅金林说，社里社长弄了七人，副业干部不知多少，朱锦中(副业干部)空下来在家里抱抱小孩，淘淘米、倒蛮惬意。新下中农颜国云说，干部都是仓元的，吃家饭，护家人。有一次一只牛的肉，杨元不欠，全部欠给仓元社员，不大公无私。贫农许雪桃说，干部手脚长，借三、四十元不用手续，我们社员要借一元，要经过几个阎罗王(指审批的队长社长)。新下中农颜国云说，这批枪毙鬼(社干部)现在戴了手表，穿了皮鞋，勿晓得弄在啥人头上，向他们提提意见说我们是右派，他们不知捞了多少钞票。老上中农颜全金说，这些干部都是石灰包(意思是到一处不好一处的)，统统叫他们下台，勿要他们当。新上中农林敬昌说，会计室玻璃台板一人一块，简直是浪费。贫农朱品余说，人家香烟吃不出，他(指旱地组会计施炳庆)吃美丽牌，钞票不知那里来的，勿贪污相信。曹引宝说，我们黄奄无社长，样样事体吃亏，仓元几百元造三个坑棚倒可以的，我们黄奄要造个牛棚也不答应，分东西也少分。新下中农张小弟说，社里干部官僚主义，社员提的意见没作用，我们提出叫社里少养点猪，朱金中就说：你们要想走资本主义路吗？就用大帽子套上来。新下中农陈秀龙说，会计吃粮勿管事，我们前次轧米时向社里借几斤米。到现在还没有入账，账目肯定是不清爽。

## (七)关于肃反及法制方面

　　对肃反和法制问题普遍反映：人民政府肃反政策太宽大，要求政府严一点。人民政府对犯人也太优待了，在牢监里有肉吃，有电影看。他们对农村中的地、富、反管制得不严，及城镇的地主富农的子女当干部都有意见。贫农王志义说，人民政府捉反革命分子，一个也没有捉错过，只有少捉了几个。老下中农严美林说，伪乡长王光中在日本鬼子时曾诬告十四个老百姓为新四军，结果他们都被日本人捉进去，现在人民政府太宽大了，还放在他朱家角教书，如果放在我们手里，斗也斗杀他哉。勿捉、勿杀、勿关，这样太便宜了他们。袁家村顾炳生说，人民政府对犯人太优待了，现在犯人住起了新房子，我们农民倒住草房子，犯人吃得饱农民吃勿饱，犯人星期天吃肉我们肉也吃勿到，农民现在不如犯人了。新上中农陆阿金说，原来讲地富反要划几类，现在划与不划一样，社员与地主富农不分了，他们仍旧自由地跑来跑去。新下中农马永明说，人民政府对地主富农管得勿严，有时紧有时松，现在农村里的地富反比社员利害了，干部派工他们要讨价还价；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也当起干部来了，所以工作弄勿好。老下中农许三官说，现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勿好哉，我们队里地主李纪云，干部叫他开鱼潭，他拿了篮子直往街上跑，不听分配，人民政府勿管他，我们对他也没有弄头。老上中农朱志清说，袁家村李补生、张友祥失职烧掉鸭棚，损失二千多元，政府处理太宽了，起初风头很紧，监察院也来过，到现场拿皮尺七量八量，还要叫我们提意见，又在青浦报上一登。我们当是要处理哉，结果一点没啥啥，现在他们照样天天上香花桥(小镇)吃茶，损失了二千多元，这是社员的血汗，政府勿重点处理，我们有是意见的。

## (八)有关其他方面

　　李坤林说，现在三定变成了不定，物价不定，粮食供应不定，饲料勿定。我看什么也不定，就是把眼睛定了(指死)。新下中农颜国云说，国民党勿好，农民要造反，现在共产党领导，猪罗、洋纱装到苏联去，我们自己少吃少穿，如果勿改变，农民也要造反。叫我们提意见，无啥提头，手底下都是钞票捞饱，戴手表、穿皮鞋都在啥人头上。这些都是枪毙鬼。贫农孙伯金说，蒋匪帮歹，吃饭米不要愁；共产党好，叫我们吃草。我已经讲拉哉，吃官司不怕期长，冲军不怕路远，杀头不怕寿短。老上中农颜泉金说，养猪也要欺农民，吃饭也要欺农民，掌握政权的都是反革命。老下中农张桂林说，过去国民党时，鸟叫做到鬼叫，现在与国民党差勿多，把我们农民当牛马。老上中农吴宝英说，稻谷是我们交在仓库里的，没有吃大家去抢。曹树根说，农民当家作主，其实有啥权利，作了那些主，还不是弄好的圈套叫我们钻，逼我们钻，上面掌握的都是大地主，要我们死，工作有利不有利他们一点都不考虑。老上中农吴宝英说，学生读书，现在先取街上人，农民不能取，只好回家种田。徐文明说，过去(解放前)三百天好过，六十天难熬，现在(共产党)六十天好过，三百天难熬(意思是生活不如过去)。贫农傅富林说，双华犁硬买，盲目推销，买来了做做典型，参观学习浪费了不少人工。傅德云说，城市要建设，乡下就不需要建设，邮电局有房子还要新造，清洁所、厕所造得象洋房，而农村里几顶桥就不肯造，人淹死、牛跌坏，一点也不管。徐金坤说，附加税从四斤到十三斤，乡下的桥就不肯好好的修造。傅富林说，医院说什么为人民服务，急病住院一定要先付二十四元，看病也要办公时间。并说，公粮要比租米大，每亩要一百六十九斤，租米每亩只要一百四十斤。老上中农傅金林说，当官地主最惬意(指工作人员)他们一个月几十元。我们一个农民十几元，他们吃勿忧着勿忧，我们吃要忧、着要忧。新下中农曹月英(党员)说，干部说我们想勿通，啥人勿通，月月丰收拿钞票，思想总归通的，宋乡长(下放干部)为啥回来后思想不通，什么会都不参加，还不是钞票没有拿了，做生活怕吃苦，其实比我们还不好。傅富林说，乡干、社干有固定收入，召我们开会，一开要到十点、十一点，思想勿通要开到通，不管人家明天还要田里去做生活，晚一点出工就要扣工分。吴金根说，一个一般干部我们要种十二亩田养活他，一个部长算算要种三十亩田养活他，算算看，我们农民生活那很好。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9月13日《内部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