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插红旗，辨风向，为彻底肃清潘复生的思想影响而斗争

　　<《河南日报》社论>

　　（中共河南省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扩大)，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为思想武器，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揭露和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和杨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是河南党的组织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无疑地，这一胜利的取得，对于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增强党的团结，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加快河南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一定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河南党的组织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和杨珏的斗争，是一场“兴无灭资”的尖锐的思想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1957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处在紧要关头，天空中出现了一片乌云的时候，潘复生勾结杨珏和王庭栋，打起了资产阶级的白旗，拿出了资本主义纲领，和资产阶级右派里应外合，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这正是说明了，这场斗争不是别的性质的斗争，乃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全会揭发的大量材料说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的思想本质是极其反动的。他的立场，是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他的思想体系，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他的品质，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政治上，长期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他在组织上，企图分裂党的团结。这样，潘复生便深深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泥坑。

　　潘复生和杨珏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形势是那样尖锐，资产阶级右派疯狂地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农村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也乘机而起，掀起一股反社会主义逆流，一时闹得黑云压城城欲摧；事情很明白，阶级敌人企图一举打翻共产党的领导，打翻无产阶级专政，打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潘复生却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幌子，叫喊“中国阶级完全消灭”，叫喊“敌我矛盾下降了，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阶级斗争结束了”。潘复生和杨珏对河南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析，他们认为两条道路斗争胜负问题已经解决，他们把一切问题，都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他们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包括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在潘复生看来，实现合作化以后，甚至在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农村中就没有阶级斗争了，两条道路斗争也没有了。因此，他非常反对和仇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去分析形势和观察问题，他把阶级分析观点，斥之为“土改观点”，斥之为“老眼光、老路数”。对于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结合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潘复生和杨珏竟然不准许下级党老的组织和贫农、下中农起而反击，对他们的反动言行也不准许揭发和批驳；潘复生和杨珏认为如果那样做，“那就会打击了富裕中农，在农村造成人为的紧张形势，也会助长了强迫命令作风的发展”。这就是要我们在阶级敌人进攻的面前，只许挨打，不许还手。人们不禁要问，潘复生和杨珏居心何在？去年7月，荥阳县委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反击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反击阶级敌人的进攻，曾经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和打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这个指示完全符合当时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完全符合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但是却遭到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的严厉斥责，他们盗用省委名义，发出了“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指示”，制止了荥阳县委的正确作法，并且在这个指示中公开地否认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说什么“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谓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没有解决。荥阳县委在所发指示中，笼统地说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还未解决，是不妥当的。”潘复生和杨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不是暴露得清清楚楚吗？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斗争胜负问题还未解决，也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罢了。

　　让我们再看看，潘复生和杨珏对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这一场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又是怎样对待的。潘复生和杨珏在城市中犹如在农村中一样，同样大发其阶级斗争熄灭的谬论。资产阶级右派那样猖狂地向我们进攻，潘复生却认为“不是想打倒我们”；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他认为“不是敌我矛盾”。在大敌当前的紧张形势下，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潘复生完全抹煞了敌我矛盾，其居心又何在呢？不明明是掩护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吗？不明明是保护右派分子吗？潘复生曾经自吹自擂，说什么他“领导”了反右派斗争，试问潘复生不把右派分子当作敌人，能会去领导反右派斗争吗？事实是最雄辩的。潘复生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间，竟然把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说成是建设性的意见；把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说成是“五四”运动；他主张反右派斗争要“和风细雨”，并且从各方面束缚群众的手足，限制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活动。实际上，潘复生和杨珏在反右派斗争中，竭力丑化共产党，美化右派分子；处处打击左派，包庇右派，严重地阻挠和破坏了反右派斗争。

　　潘复生和杨珏在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同时，却又故意扩大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到对抗的程度。说什么党与人民政府和群众关系不得了了，共产党大失人心；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的关系不得了了，紧张得很；农民与农民相互间的矛盾不得了了，穷村与富村不能在一起了，合作社必须大分大散，等等。他们的上述种种谬论，和阶级敌人制造人民内部分裂的那些腔调，不是一模一样吗？很明显，潘复生和杨珏是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下，有意识地歪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大是大非的界限。

　　潘复生和杨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同党中央和毛主席所经常教导我们的要用阶级分析观点看问题的指示，是完全相对抗的。他们在叫嚣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时候，恰恰是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已经公开发表之后。我们看，毛主席是怎样分析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难道还不明白吗？试问潘复生和杨珏的阶级斗争熄灭的谬论，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则有什么共同之点？潘复生还诬蔑省委和下级党委的同志不懂得和抵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精神，到底是谁不懂得呢？到底是谁抵触呢?正是潘复生自己篡改和歪曲了毛主席的指示。

　　这里还应当说明，对于我国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对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问题，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最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道：“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在1957年的进攻中所表现的就是如此。这次进攻虽然被击退了，但是以后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必须准备进行长时间的反复的斗争，才能彻底解决他们同人民之间的矛盾。”问题不是更清楚吗？潘复生和杨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潘复生和杨珏叫嚣阶级斗争熄灭论，贩卖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货色，其用意是极为阴险恶毒的。目的在于麻痹共产党员，麻痹工人和农民，即是说没有敌人了，你们不要警惕了。这不正是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吗？

　　潘复生和杨珏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实质上是宣扬资本主义优越论。他们一贯反对社会主义的重大政策，反对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他们把农村中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合作化，归罪于粮食统购统销，归罪于党的领导，归罪于“集体所有制有很多问题”。一句话，潘复生和杨珏认为合作化糟得很，统购统销糟得很。王庭栋也大肆叫嚣粮食问题，说统购“给农民压得很厉害”，“农民对粮食政策发生很大怀疑”。因而他们的结论是：“合作化以后生产力倒退了”，“农民的生产情绪不高”，“农民的生活很苦”，“社会主义没有饭吃”，“社会主义没有奔头”，甚至叫嚣“农民要造反”。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多么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集体经济。相反地，他们却大肆提倡私人开荒、植树，提倡搞家庭副业，主张提高粮食留量标准，主张开放自由市场，主张给农民所谓“自由”，主张给农民所谓“礼拜天”，并且说什么生产不如1951年好，要向单干户学习。他们就是这样地美化小农经济，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潘复生和杨珏还提出“以退为进”、“退一步，进两步”的修正主义口号，企图迷惑群众，组织退却。所谓“以退为进”，所谓“退一步，进两步”，就是要把大社变成小社，把牲口分散到户喂养，多给农民留自留地，并且不计购销；特别是他们积极支持富裕中农退社，说什么“农民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总之，潘复生从1953年到河南工作以来，一直反抗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历次决议和指示，反抗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并且一心一意地要把集体经济，退回到小农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退回到资本主义经济。这显然是一种修正主义的革命倒退论。

　　潘复生和杨珏不但在小农经济优越论的观点支配下，公然主张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行退却，而且他们还坚持地发布了所谓“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这个宣传要点，是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宣扬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是一面资产阶级的白旗。它的基本精神，是反映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张目，替富裕中农闹社退社撑腰。这个宣传要点发布以后，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气焰甚为嚣张。所以，它实际上起了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农业合作社的作用。潘复生和杨珏还一再坚持他们的资本主义纲领，并且说：“这不是为了一时刺激，而是根本问题”。诚然是根本问题，然而是什么根本问题呢？乃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同时，当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决反对他们的资本主义纲领的时候，潘复生又以极端粗暴的态度，强制下面同志以“党性保证，坚决执行”。由此可见，潘复生是多么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潘复生和杨珏散布生产悲观论。他们对河南政治形势的估计，向来是非常悲观的。潘复生总是把河南描写得漆黑一团，经常唉声叹气地说：“河南人多地少，地瘠民贫，耕作粗糙，连年灾荒。”一句话，他们认为河南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半点希望。这里充分反映了，潘复生和杨珏所代表的没落的资产阶级快要灭亡的哀音。他们这种生产悲观论的腔调，同今天一日千里的大跃进的形势对比起来，同全省英雄的四千八百万人民的革命的乐观主义、冲天的干劲对比起来，同今年夏季空前大丰收的事实对比起来，显得多么悲哀，又多么令人发笑！他们这种荒谬的论调，同毛主席在红旗杂志第一期“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的指示，是完全相对抗的。毛主席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速度，所以能够这样快，他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主席又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们看，毛主席这种伟大的革命气派，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跃然纸上；毛主席把人这个决定一切的因素，看得多么宝贵！而潘复生和杨珏对河南政治形势的分析，同毛主席的指示有什么共同之点？他们简直把河南四千八百万人民看得一钱不值！对河南人民是一个莫大的污辱。

　　正因为潘复生打着资产阶级的白旗，所以他在各种工作上，一向主张四平八稳、甘拜下风、少慢差费，一向反对“冒进”。河南1956年——1957年——1958年的马鞍形的发展，就是由于潘复生反“冒进”的结果。这当然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完全相对抗的。

　　潘复生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野心，必然在组织上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独断专行，个人突出，飞扬跋扈，超越组织，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破坏了党的团结，违反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长期以来，潘复生运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套权术，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拉拉扯扯，挑拨离间，对干部封官许愿，培植个人势力。更为严重的是，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密谋策划，到处搜集材料，无中生有地散布流言蜚语，夸大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打击省委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同志，企图推翻在潘复生养病期间(1954年夏到1957年春)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否定河南工作的成绩，企图实现其分裂党的阴谋。在去年5月省委四次全会(扩大)上，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抓生粮食、夏荒、牲口、大社、自留地、干部作风等问题，公然在党内大鸣大放，攻击省委。潘复生为了达到其分裂党的目的，竟公然欺骗中央、抗拒中央的指示。去年7月，在中央召开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中央和毛主席作假报告；青岛会议之后，在去年8月省委五次全会(扩大)上，潘复生传达青岛会议精神的时候，根本不联系河南的政治情况，完全避开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有意识地不让传达中央粮食会议的精神；他们三人还暗中计议，企图草草结束会议，以掩盖其反党反社会主义面貌。这说明了，他们多么狂妄地同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这里，也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政治品质是多么恶劣。

　　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作足够的估计。从1953年到1957年，他这种思想曾经以两种带政治纲领的形式出现，1953年，在潘复生的坚持下，发布了所谓“十项布告”；1957年，又在潘复生的坚持下，发布了所谓“宣传要点”。这两个东西，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是潘复生两次在河南插起来的资产阶级白旗。当潘复生在领导上占了上风，他的资本主义纲领在实际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对党的事业所带来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在党内和群众中所产生的坏的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例如1953年，由于潘复生坚持“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安定团结生产”等资本主义的纲领，不让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准批判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因而曾经一时削弱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1957年，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又一时占了上风，虽然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由于许多东西已经变成了事实，如大社分小社、扩大自留地、私人开荒、植树等，其恶果更为严重；不但使一部分干部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影响了对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有力反击，而且助长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气焰，影响了合作社的巩固。加之潘复生对干部的惩办主义，造成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恐惧心理，严重地挫折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我们应当看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其影响还是存在的。同时，还应当看到，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大量存在，有些人盲目地、不自觉地接受潘复生的那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而党内的右派分子更是打着潘复生的资产阶级白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因此，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即修正主义思想，乃是有代表性的，它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影响，我们是决不能忽视的。

　　应当认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右派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党的事业的理想的人物，因而对党的危害最大。这里，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如果我们不能彻底粉碎潘复生在党内的思想影响，对于贯彻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问题很明白，在社会主义事业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地出现的形势下，修正主义毒素的危害就显得越发大。所以，如果不把这种毒素肃清，不把资产阶级的白旗连根拔掉，无产阶级的红旗就不能插遍全省，就会妨碍群众社会主义积极的充分发挥，就会妨碍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潘复生和杨珏所以堕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决不是偶然的。自从土地改革结束之后，潘复生就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相对抗，就同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分歧，即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革命是继续前进，这是停止不前的问题。十分明白，党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紧接着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农村中在土地改革结束之后，紧接着就要迅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可是，潘复生和杨珏却一直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合作化道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潘复生和杨珏也曾经主张“和平土改”，并且取消贫农团，成立各界代表会来领导土改。这里说明了，潘复生和杨珏在民主革命阶段也是不彻底的。所以，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之后，当阶级斗争处在紧要的关头，他们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加上，他们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品质，就必然要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河南党的组织同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斗争，从1953年潘复生发布“十项布告”的时候就开始了。几年来，在合作化问题上，粮食问题上，发展生产上，以及生产救灾工作上，都同潘复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去年省委五次全会(扩大)上，揭开了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面貌，制止了潘复生的资本主义路线在党内的发展，从而使河南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出现了全面大跃进和跃进再跃进的新形势。但是，从省委五次全会到九次全会，十个多月来，省委虽然仁至义尽，一再帮助、挽救和等待潘复生幡然悔悟，而潘复生对他自己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错误，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却仍无真正悔改之意。这里使我们认识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即修正主义思想，是有体系的，是根深蒂固的；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也是很牢固的，因此，河南党的组织同潘复生的斗争，仍然是一场尖锐的、激烈的、长期的斗争。

　　在省委九次全会(扩大)上，杨珏和王庭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貌被揭露以后，他们的态度也是极不老实的，杨珏更为狡猾，完全暴露了他在政治上进行投机的本质。其实，省委对杨珏和王庭栋的错误也早已察觉，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等待和诚恳的帮助，而他们却故作镇静，毫不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互相包庇，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因此，全会严肃地责令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彻底交代，并继续对他们进行批判和帮助，这表明党一直在等待他们觉悟。是彻底交代，还是顽抗到底，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

　　如同前面所说，河南党的组织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和杨珏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为此，省委九次全会(扩大)要求在河南全党和全省人民中间，广泛地深入地开展对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揭发和批判，通过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划清大是大非的界限，彻底肃清潘复生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坚决地连根拔掉潘复生的资产阶级白旗，勇敢地普遍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

　　当前，整风运动已经进入第四阶段，潘复生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恰恰是我们进行整风的对立面，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我们在学习文件的时候，在学习总路线的时候，和这个反面教材对照一下，就可以把思想搞深搞透。因此，应当结合第四阶段的整风，系统地清算潘复生在党内的思想影响，展开尖锐的思想斗争。这就是整风第四阶段的主要内容。

　　为了系统地清算潘复生的思想影响，应当发动全体党员，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发和批判潘复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彻底揭发和清除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所造成的种种危害。这就需要向党员和干部讲清道理，要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敢想敢说敢作敢为，敢于为真理冲锋陷阵，敢于插红旗的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要提高政治嗅觉，善于辨风向，不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迷失方向；还要有把坏事变成好事，把毒草变成肥料的魄力和决心。在方法上，应当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并且应当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展开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从而使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

　　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的斗争中，证明河南党组织的战斗力是非常坚强的，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我们完全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彻底清除潘复生的思想影响，一定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从而进一步提高河南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把党的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省，把河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跃进的基础上更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 原载《河南日报》1958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