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等地民主党派人士对特赦和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本刊讯  关于对确实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决定公布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江苏等地的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表示拥护，认为这样处理是符合党一贯采取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我们国家政权巩固强大的表现，对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说：“从这件事越发可以看出我国的政权巩固，右派分子所起的影响已经没有多大市场，所以不必再用消极的办法对待他们，而可以用积极的办法教育他们。”

## 曲解特赦和摘帽子的意义

　　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对确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发表后，北京师大物理系教授刘世楷荒谬地说实行特赦是“为了增加祥和的气氛”。他说：“为什么要在这时实行特赦，是不是为了增加祥和的气氛。人总是感情动物，十年大庆，就要有一个祥和的气氛，这问题很要紧。印度说我们好战，是想给我们增加坏的气氛，我们应当造成好的气氛。一个国家应该对罪人抱可怜他们的心肠。”他接着说：“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还提倡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还要同艾森豪威尔会谈哩！何况一个国家之间的人民?”他又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人，对外尚且讲和平，对自己人更应宽大了。过去帝国主义批评我们是冷冰冰的，现在这样做，可以表示我们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做，可以使高兴的气氛推广到监狱中去。”

## 认为特赦、摘帽子“快了点，早了点”

　　有的认为现在提出特赦和摘掉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快了点，早了点”。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主委唐午园认为门不能开大了，右派一出笼，中间派会放松改造，会向右转，对改造不利。有的担心有些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会翘尾巴。

## 对特赦、摘帽子范围议论纷纷

　　许多人对特赦和摘帽子的范围，议论纷纷。上海棉纺织业私方人员韩志明说：“董春芳(资本家)对我说，他估计这次摘右派帽子的人是大多数，总在70％—80％左右；对罪犯实行特赦的大概在30％—40％。照我的看法，如果一定要严格按照“确已改恶从善”和“确实表现好了”的要求，那人数当然不会多。但是根据我的体会，这次中央的精神不会这样严格，因为摘帽子的目的在于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因素，所以我估计大多数右派这次多会摘掉帽子的。”有的说，大右派政治上有影响，因此大部分大右派是要摘帽子的。特赦主要是对战犯说的，地富分子以及反革命就是次要的。有的说“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确实”二字究竟如何掌握?最好有个具体例子，不然很难掌握。

## 对怎样赦法摘法很感兴趣

　　有些人对怎样赦法、摘法很感兴趣。有的人认为要在民主党派里和工商界里评比，较多的认为要在基层里经过群众讨论，但对经过群众讨论这点，有点耽心，因此表示的意见也较含糊。

## 资本家妒嫉右派分子摘帽子

　　有的资本家妒嫉右派分子摘帽子，如说，上海大新振染织厂副经理、工商青年史济民(中中)说：“本来想国庆十周年，资产阶级也放个卫星，摘掉一批人帽子。现在资产阶级的帽子并未摘掉，而右派分子的帽子倒先摘掉了。”

## 个别人流露出对反右斗争的不满

　　个别的人在拥护特赦、摘帽子的同时，流露出对反右斗争的不满。上海文史馆副馆长江庸说：“过去处理反革命时，呼冤的和认为判刑过重的议论很少，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议论很多，因为右派分子中有不少都是很有学问很有本事的人。现在乘这个机会清理一下，把有学问的人才挑出来，这样做很好。”又说：“右派分子戴上帽子后，是很不好过的。其实，不仅对右派分子自己有损失，而且对国家也有损失。比如原来当教授的，戴了右派分子帽子后就不好教书，即使再找人代替，学问和技术方面也够不上。现在宣布宽大处理，我相信右派分子更能鼓足干劲。”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9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