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寡与不均

　　<北京大学、陈振汉>

## （陈振汉：1957年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

## 一、古今中外的问题

　　财富所得在各个人间的分配不均或不合理想，即使不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与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制度）最显著，也是最基本的弊端。这分配不均的现象的普遍与悠久，无需引用史实来作证明，真可说是古今中外，自有私有财产以来所同具的现象。各地各时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

　　我们说这分配不均的现象是一种弊端，即在现在恐怕尚非大家都同意的看法；至少在英美，特别在美国，还有大部份人相信私有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人权。既然实行私有，便不能绝对平均。他们虽然完纳着累进所得税与高额遗产税，但距财富能用这种课税方法平均的日子还是很远。譬如美国一九四一的遗产税率已经很高，照这税率，五千万美金的财产，经过五次遗转，便只剩一百万，但较小的私产，仍可保持得十分久远。

　　在英美一般人所以认私产制度为天经地义，倒不尽是从保守，自私的观点出发，而是真正认为私产制度对于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即是私有财产，通过利润制度，可以刺激生产技术的改良，生产组织的进步，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劳工生产率增加的主要推动力量。从十八世纪以来，英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成就，即是每一单位时间的劳力的生产效率的增进。因此，即使是人口在这时期内有空前的增加，平均国民所得与生活程度也同时提高了不少。而且这生活程度的提高，并不限于衣食住行等消费便利的量的增加，同时更有质的改进。现在西欧美澳一般平民的物质生活内容，可说比英国伊丽沙白女皇，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庭贵族丰富得多：冰激凌，丝袜子，汽车，电影等所代表的英美平民享受，是十七八世纪的王公贵族所无法梦想的。当然这一般生活水准的提高，并不能完全写在资本主义的功绩簿上。因为资本主义下面的地域，像西欧美澳各国的劳工生产率固然有显著的增加，但也在有许多区域如中国，印度，并没有多少增加的。同时在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内如苏俄，生产率也有急速的增进。如此，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并不能单独的决定生产率与生活水准，但可能因为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利润追求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目的，财富聚积被当作社会地位的标志，才有人肯专心孜孜精益求精的去改良生产技术与企业组织，节衣缩食锱铢必较的来储蓄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途径。于是我们才有新的发明，新的产品，生产效能与生活程度的提高。假若一旦私产制度取消，或者财富差别不能存在，是否会连这种根深蒂固的资本家的勤俭美德，进取精神会扫地以尽？生产活动归于停滞，整个物质文明寿终正寝？

　　私有财产制度既然有这些功绩，何以又自来就是社会改革的对象？不同程度的公有或平均财富的理想，几乎在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是随私有财产以俱来的。原因可以有两方面：第一，不均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十八九世纪劳工生产率有显著的增进以前，私有财产制度所产生的贫富悬殊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形，早已十分显著。而且在历史愈久的国家，因为种种原因，生产效能不能增进，这种不均现象愈趋极端。或者可以说是这一类国家所特有的社会征象。

　　第二，这种现象最能刺激一般人的直觉。在生产效能改进以后，贫富间的距离可谓已经缩短了不少，（英国十九世纪初年工人阶级的财产，据估计不过全国的四分之一，廿世纪初则占全部之半。见Clap-ham；Economic History Modern Britain，V.III.P.497）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严重的难关是，高度恐慌与普遍失业；但恐慌失业等虽是英美社会近来最严重的病症，而且似乎是使他们朝野公私束手无策进退维谷的沈疴痼疾，对于一般人是不易明白的专门问题，他们一看到这些现象，只能惊愕，只能茫然，或只能根据一个简单粗率的剥削，或消费不足论来解释，把造成这些困难的责任置诸私产制度之上。至于由于财富不均的现象，同是五官四肢，父母所生的人，而可以在生活条件上有天壤之别，是最易使人直觉的愤概的。特别是由于财富所能获得的教育机会，政治与社会地位，以及遗产制度使得富者不特可以继续的富下去，而且可以比从前更富。任何诗人墨客可来凄切动人的伤叹，任何政客文士能够慷慨激昂的抨击，博得广大读者听众的传诵欣赏。

　　这种直觉的愤慨是基于普通所谓正义感，或同情心。但正义，同情这类的字眼所代表的意义甚不确定，各人往往可自有解释，基于这种观念而讨论私产制度的意义是马克思所谓不科学的。可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剩余价值，劳动的生活的恶化，以及粗率的消费不足说法，复难令人折服。究竟分配不均的现象，是否有比较确定的经济上的意义？即是对于某一社会分子物质生活（皮古Pigou教授所谓经济福利）有没有具体确定的关系，根据这些关系，如果取消私产制度，平均分配或用其它方式分配，是否较现在的私产制度有利？这是下文所欲讨论的问题。

## 二、为不均下一经济注释

　　我们要比较具体确定的分析财富不均对于一般经济福利的影响，最好分开从既定就业水准与就业水准尚可变动两种情形来看。这后一种情形，就是不论已达到的就业水准的实际高度如何，仍可以由人民的经济行为——他们的储蓄消费习惯——提高或减低。

　　在一定就业水准的情形下，也就是有一定量的资源与劳工被利用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生产某一数量的再生产品，消费品与劳务。假定撇开资本的保存与储蓄等问题不论，这一时期内人民的物资生活享受，就限于这同时期内所生产的消费品与劳务。因为资源的总数量有定，每类消费物品（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黄油或大炮）的生产数量，就以用来生产它们的资源与劳工数量决定；分配到奢侈品生产事业上去的数量多了留给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便少。奢侈与必需的差别是相对的，但这差别是永远存在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作这资源分派的任务的是价格市场。换言之，这定量的资源是依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为指针，流入各种货品的生产部门，也就是看那一种货品有销路能赚钱，便生产那一种货品。由于财富的不均，资产阶级能有钱，穷奢极欲，争奇斗妍，便有人把资源用去生产绫罗绸缎，山珍海错，香水口红；但因资源数量有限，盈于此即亏于彼，能用到生活必需品，粮食，布疋，肥皂之类上去的资源即少，它们的产量也就减少。同时资产阶级当然并不因能享有这些奢侈品而减少必需品的消费。换言之，他们的奢侈品享受，实际是侵占了平民的必需品消费，也可以说他们一人的消费，往往侵占了几个，几十个，甚至成百成千个贫民的消费物资，也就等于为了他们一人的享受可能成千成百的人要不能活命。这一数目的人的牺牲，或是转移收入较高阶级的奢侈费用所能救活的家口，代表在这种情形下面贫富不均对于人民经济福利的影响。那末贫富不均的影响，可以从转移富人在一定生活水准以上所需的收入到穷人身上以后所能提高的生活水准来测量。

　　上面是一定就业水准下贫富不均的经济影响。实际上一个社会的就业水准是变动的，即便已达到充份就业的情形，因生产技术的进步，新市场的开拓，就业水准仍可提高。就业水准提高，社会总所得也就增加。

　　与所得水准有关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的是投资数量与所得中的消费比例。增加投资能够增加所得的道理是极显然的，我们暂置不论。现在先从增加消费方面来看：一个社会的消费数量的大小与所得的分配的情形，有密切的关系。普通我们的生活必需费用伸缩性很小，无论怎样没有钱的人，开门七件事一样不可少，怎样富有的人，也决无过人之量，能多吃几碗米饭。在奢侈品上的化费，伸缩性较大。但一人的消费并不与他的收入，呈比例的增减，普通收入愈多，他的消费额所占收入的比率必定愈小。如某甲的收入比某乙大二十倍，他的消费额至多不过大五倍。一人的收入如不消费净尽，即是存储起来。愈有钱的人愈能有大部份的收入可以储存。因此从整个社会来说，财富愈不平均，消费额所占总所得的比率愈小。但同时我们知道，收入只有消费出去以后，才能转变为他人的收入，他人的收入的消费部分又转变为他人的收入，如是辗转相生相发，整个社会收入才能增加；如果一到有钱人手里，一开头就储存起来，即失去再转为他人收入的可能。所以比较平均的分配，使维持一个较高的消费比率，实是加增总收入与提高就业水准的有利条件。

　　现在我们可以很确切地说：贫富不均的结果，只是浪费资源，在比较更根本的欲望未能满足以前，被拿去满足远为次要的少数人的享受，或者说是使同一数量的资源所能养活的人口无端减少；尤其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包括各种程度的贫富人民在内）的消费总量，也因贫富不均而减低；而分配愈不平均，财富愈集中，消费量所占总所得的比率愈小。我们要知道生产的最终目的在消费，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生产也是因有效需求的变动而变动；现在消费总量既然减少，如其它情形不变，整个国家的生产总量也自然随之减缩。这关系从现在的国内产业情形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百业萧条，固由于战乱不已，也因为通货膨胀极度以后，财富大量集中，消费总量与有效需求锐减。从此可以看出国民所得在个人之间的分配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与生产问题（所得的增加）是截然不相关连的两个问题，其中实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多少年来讨论这问题的人所始终没有注意的。因为不从这个关系上去注意，传统的资本主义辩获者便只歌颂生产效率与数量的增进，而攻击之者也只从资源的浪费出发。在考虑平均分配与增加生产（增加国民所得提高生活程度或工业化）的先后缓急时，又只从一国的实际所得水准与分配不均程度来作根据。他们的论调不外是；如一国的所得水准已高，而分配复极不平均，则应解决分配问题，反之，像中国的情形，则应先注意投资，生产或工业化。三民主义中讲民生主义的时候即认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即使平均分配，每人所得也极有限，最近有些政论家的论调亦复如是。泉清先生最近在世纪评论第九期中有一段话很可以用来代表这种观点。他说：“我们知道，除少数例外，中国地主的田庄是小型的，小到可怜的程度，不但不能与南北美及澳洲比，而且不能与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比……“根本人口太多，土地不够……中国之大病在于穷，而医穷业无百灵之之药，只有各方面同时下手，一齐迈进。如有已成之大财可分，则杀人放火尚可考虑。如杀人放火以后，又发现要分之财并不存在岂不冤枉？”（第八页）

## 三、缓急先后之辨

　　中国国民所得的低微，是尽人皆知的事。根据克拉克（Colin cl-ark）的估计，一九三〇年中国每一工作人口的平均所得仅及一一四国际单位。（一国际单位等于在—九二五——三四间一美元在美国平均所购得的货物与劳务数量，见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P.46）此一数字如按当时汇率折成国币，再由每一工作人口的眷属平均，与中央研究院巫宝三先生的较为审慎的估计——每人国币四十六元（见中农月刊七卷五六期，页二）——相较，似平偏高，但为便于与他国比较计，仍以之作根据。）以与美国的一、三八一，加拿大一、三三七，纽西兰一，二〇二，英国的一、〇六九（一九二五——三四平均，上引书页四一——四二）相较，简直不成比例。也是与中国地主的田庄面积一样，用美澳的尺度来比，诚属“小到可怜的程度”，但这种数字的比较，只是告诉我国内节储资本的困难。

　　（我们不能凭借低微的国民所得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是这几年大家都同意的见解。中国如要踏上相当规模的工业化，只有利用外来投资。现在我们所待解决的是，只就已经存在的国民所得情形作根据，生产与分配两者之间的先后缓急。换言之，无论利用外资的可能如何，假如我们要自力更生，分配问题是否可以暂且搁浅，或是须先事解决？事实上，当然，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可以影响到外资利用的可能上去。）

　　解答这一问题的主要关键是财富与所得集中程度的高低，不是财富或所得的绝对太小。集中程度较高的国家，提高生产与就业水堆的可能，如没有政府的投资，犹较集中程度低的国家为少，分配问题就应先于生产问题求得解决。

　　上面说过英国在近一世纪来的财富集中程度已行低减，但到今天为止，不均的情形自仍相当可观；根据比较审慎的统计，在十年以前，英国百分之三的家庭，（每家每年收入在五百磅或二千美金以上）占全国百分之廿八的收入，其余百分之九十七的家庭，（每年收入五百磅或不及五百磅）仅占百分之七十二的收入。（Hicks；Social Framework，P.181）美国情形与此相仿佛，全国有百分之四的家庭，占百分之廿二的收入，每家每年收入在五千美金以上（Hicks&Hart；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American Economy，P。222）。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是在征税以前的收入情形，消费者能够完全用来消费的，是在税捐以后的收入，或是可供消费的收入。从消费收入来看，英国原来百分之三的家庭所占的比例即从百分之廿八降低为百分之廿（从Hicks上引书页一八八中计算），在美国原来百分之四的家庭收入从百分之廿二降低为首分之十六。

　　关于中国的收入集中状况，完全没有类似的统计数字以资比较，但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的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土地）分配，虽不至如英美集中，目前可资消费的收入集中情形，较之战前固然加甚，较之英美也恐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的国民所得分配，所以较战前更为集中，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近十年来，政府只靠增发通货以为支付工具，没有同时增加租税与公债去吸收所增发的通货。通货膨胀的本身对于人民所加的负担是和人头税一样的，不论贫富都负担相同的数额，结果是愈有钱的人负担愈小。这已足以使财富不均的程度增加，更重要的是在这通货膨胀过程中，政府虽有所管制而未能彻底，资产阶级乃能利用物价暴涨的机会，从事投机事业，囤积居奇，获取暴利，所以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此外更有许多财政政策是帮助这些资产阶级或暴利阶级，更从中渔利的。譬如各种方式的生产贷款，黄金外汇的卖买政策，都是开的方便之门，使得财富大量集中。

　　这一方面的原因，现在已有许多论者提到。另一个原因，不大有人注意到的，是政府的经济职权的扩张，与吏治的腐败。中国历史上吏治败坏，贿赂公行的时期很多，但从没有一个时期政府的经济活动像现在这样繁多，政府官吏与人民经济活动的关系有像现在这样密切的。我们的政府现在不特经营银行，信托，交通与邮电，控制贸易汇兑，而且从事不少公用，矿冶与制造事业。同时外来的借款与援助，在近五年内数量特别巨大，管制法令之多而且杂，在中国也可谓史无前例，王安石时代较之近十年远为逊色。我们晓得多一层管制，便多一重营私舞弊鱼肉人民的机会。

　　至于在这所得重分配过程中，究竟多少人民的财富减少或增加，以及增减的程度如何，我们没有材料来确切说明。中国人口的职业分配到现在仍是一个谜，但以一般人的猜想——地主，农民（包括手艺工人与帮佣）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或七十五——作根据，则所有公敌人员与自由职业者，工商以及工厂工人共占其余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左右。这里面农民与工人的所得大致无甚增减，公教人员则差不多沦为赤贫。地主所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可是除了财产受战乱破坏外，租税派捐的负担也较战前增重，其所得亦已减少。商人阶级分子最为复杂，由于战乱的影响，一般工商业阶级的收入亦不如前。这些减少的收入中消耗于战争者当然不少，但有一部分是转移到少数不负多少税捐负担的特殊工商业阶级，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政府大员，特别是兼有两种身份或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人物。

　　至于今日财富分配可能较英美更为集中，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情形推断

　　抗战时期美国政府所冻结的华人存款，据政府公布为美金三亿元以上（三月十九日中央社南京电），尚不包括身在美国或在美国运用的资金在内。这些年来从购买美金公债，美金储蓄券，以及用其它方式所获得的美汇数目更巨，有人估计抗战后期以来政府外汇落入私人腰包的即达七亿美元的大数目。我们姑假定这些年来的总共续存为七亿，合前三亿，共达十亿。这些存户的国内资产当数倍或十数倍于此数，但即以十亿美金计算，已达一九三三年全国国民所得的六分之一（据上述巫宝三估计计算。现在的美金购买力不及战前，但并不影响结论），或百分之十五以上，与英美全国百分之三左右人民所得的比例相似。当然这十亿美金财产的每年收益最多不过一亿，是这十亿存款的户主，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知道要小到什么地步呢？就以一万个人计算，他们不过全国人口的四万分之一，而其所得至少占百分之一。况且一万人是一个过高的估计，而他们的国内财产并没有计算在里面。

　　这种现象从中国的少数资产阶级与贫民消费的悬殊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贫富阶级在生活享受上的悬殊，向来比英美社会来得异甚，而近年来这种情形更趋显著。今日各地灾区城市僻巷，固然仍是“饿莩”“饥色”，但达官富商们的生活远非“肥肉肥马”所能形容。这种现象所可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姑置勿论，但可表示财富差别程度的可惊。达官富商的豪华奢侈，一方面可能由于其财富并非辛艰而得的劳务酬报，也可由于社会习惯，但他们的消费也决不会超过他们的所得的一定比例。消费上的差别可以反映贫富悬殊的程度。

　　在中国。贫富之间的鸿沟，既然至深且阔，财富集中的程度，甚至比英美更甚，其所产生的消费不足，有效需求过低的现象，也更值得重视。在没有外来投资的情形下，这种情形可以塞住所有的私人投资，自力更生失去发动的机会。而且对于这样有效需求低微的社会，除非有非经济的理由，或者国外市场的资本完全没有其它出路，对于中国的未来信心特别强烈，就是外资也将裹足。即令外资来了，如果现在的政治风气维持下去，岂不又只是替富户多开一个获得暴利的方便之门？当然这一可能性的关键在政治，不在财富分配，但财富悬殊的存在，至少增大这种可能性。

　　除了上述的基本考虑之外，有一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由于平均国民所得的低微，中国人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于食物，但这食物的营养价值，只及美国人每人食物的四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这是平均数。所得分配不均的结果，更使得大多数人的食物营养远在这一水准之下。这样营养的劳动者，又岂能有生产效率？

　　所以我们以为，现在仍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在生产不在分配的看法，是把车套在马前的看法。

　　英国在十八九世纪之交，生产事业所以能有比较迅速的发展（即历史上所谓工业革命），很得力于当时劳工阶级之比较富庶，对于几种过去所认为奢侈品的需求的增加，社会阶级界限之破除，及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加大。我们如果要免除剧烈的社会扰乱与破坏，希望循序渐进的促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准，这是值得注意的历史先例。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或会反问：我们开首说过增加是生产与所得的一个途径是增加投资，增加投资不是需要资本的储蓄（不用作消费的生产因素）？既然贫富愈不均愈可以增加储蓄，则保持不均的情形，不是也可以增加生产与所得吗？

　　当然，增加投资是增进生产与所得总量的坦途。而投资需要“储蓄”。但除非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国营事业），私人投资，无论投在生产工具或消费用品的制造上面，都需要计较利润得失。换言之，也就是投资市场的利率与投资的利润率高下来决定，而投资的利润直接间接因消费者的需求状况而异。

　　政府公共投资是可以不计成本的，也就是可以不顾市场利率，而用征调。捐税，公债，或发行通货的办法去获得储蓄来作投资之用。不管是抢修铁路，开发三峡水利或是来一次内战（当然这是反投资），均无不可。发行通货的办法，政府已经充分利用。这是不论贫富，一视同仁的征用储蓄，由于上述中国国民所得的低微，与分配的不均，此道已经不通。其余三端，从征用财产，征收累进的所得与遗产税，及发行公债来征调储蓄以作投资，则正是我们所馨香祷祝的，与实行财产与所得的比较合理分配以增加私人投资机会，从达到最终目的来说，正可殊途同归；在过程与达到目的的迟速上，当然差别很大，容另为文讨论。

　　 北京大学，三月三十一日（选自“经济评论”，第1卷第3期，1947年，第8—12页）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