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若干原则问题的意见

　　<中国民主建国会、章乃器>

## （章乃器：国务院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 关于两面性、思想教育工作、对党的态度、理论性问题的讨论等若干原则问题的意见（初稿）

　　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八大”政治报告）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未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由于股息已经改为定息，私方人员已经成为收入一定工资的公职人员，企业的盈亏同资本家不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从“唯利是图”出发，重施“五毒”发挥经济上的两面性中的消极性了，当然也谈不到政治上企图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的一面了。

　　我们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而且完全相信最后胜利属于我们。我们不仅要在工业化的速度、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速度等方面同它们竞赛，还要在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方面同它们竞赛。应该相信，尽管扩大民主生活，在我国也出现不了政治路线上的反对派。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甚至连“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者反对”，这难道不是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资本家的生活也并不是那么美妙的，他们对于自己命运前途是苦闷的。通过和平竞赛，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榜样——特别是他们所最关心的民主自由的榜样显示给他们看，慢慢地，随着形势的发展，是可以影响他们，扩大他们同垄断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做统战工作的人，尤其是做国际统战工作的人，必须掌握“原则性愈强、灵活性愈大”的规律。也必须掌握“人的性格极端复杂，人类愈进化人的性格愈复杂”的规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这句古语是很科学的。教条主义的僵硬死板的做法，是完全不相宜的。

　　取消“定息”并不是什么困准的事情。百分之九十几的私方人员每月的“定息”收入不过几元，他们绝大多数都愿意放弃“定息”以摘掉“剥削”帽子。政府为着不使他们的生活降低，采取了缓步稳重的政策，还要说服他们不要突出。说在取消“定息”上面还要用多少气力，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教条主义者在本会所起的作用是：一贯低估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贯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性，和一笔抹杀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不承认那中间会有任何特出人物，也不承认那中间有许多有用的人材。就在送种情况之下，他们俨然以改造者自居，把工商界会员一律当作被改造者。就在这一点上，教条主义同宗派主义合流起来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不少的特出的商人。“管鲍遗风” 、“陶朱遗范”的牌子，曾在许多的店铺上挂着；他们的生动的故事，在民间广泛地流传着、尽管说许多挂这种牌子的商人，仍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但如认为这一系列的历史事迹竟然不会在中国的工商界中起一定的作用，那就根本否定了第二信号系统的作用——教育的作用和历史传统了。实际上，它是起到作用的。在实业救国运动中，在抗日战争中，的确有不少人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办企业，而并不是从唯利是图出发的。很明显，当时他们如果真是“唯利是图”，那最好还是搞投机，而不必冒险犯难地去办工矿企业了。尽管这中间去有许多人中途变节、同流合污，或者失败了；但是，幸存者也会有不少的。“隐于市”的思想甚至使得许多在革命中失败的人们投到工商业中去。在这些当时的有志之士当中，抱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数是不会少的。

　　从教条主义者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毫无例外地都是“唯利是图”的。如果有人敢于不承认自己是“唯利是图”那就是落后、顽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某些特出的爱国主义者把爱国思想放在图利思想上，最后把图利的结果——企业甘心情愿地献给国家，这难道还能算是“唯利是图”？

　　全行业公私合营甚至整个的城市宣告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一这是整个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国际资本主又宣告背叛自己的阶级的集体起义运动。有了这样一件历史上的大事，我们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有新的认识。

　　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的特点是共性（一般性）、人的共性首先表现在大家都是人，人同野兽有本质的区别；其次是大家都是现代的人，不是古代的野蛮人；又其次对中国人来说，还须记着，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一般都爱中国。人之所以可以改变，不但因为人有共性，还因为这个共性突出地表现在人的高级神经具有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因而易于教育改造。党确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能够在化敌为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连续的胜利，由国内的胜利发展到国际上的胜利。‘人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还曾经使得一位日本旧军阀听到了感动得落泪。党对敌人尚且如此，对同属盟友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与人为善的热情更是难以比拟的了。

　　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这对于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是有好处的。

　　如果我们再笼统地提两面性，那么，有些私方人员可能就要问；何以不久以前才说我们是积极因素，现在又提两面性呢？两面性中的消极性就是“五毒”。是不是又要来一个“五反”呢？地主改造了五、六年，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摘了帽子了，何以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了七年，仍然给戴上两面性的帽子呢？是不是党的政策又有新的变化呢？发生了这些疑虑，显然是不利于提高私方人员积极性的。

　　民族资产阶级中会有少数特别好的人，工人阶级中也会有少数落后分子，这种看法也是实事求是的。赞扬少数特出的人物，批评少数落后分子，决不能视成“美化”或者“丑化”这个阶级。把工人阶级品质看成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望而生畏，发生“学不了”的感觉，的确是对思想改造不利的，同时也是不切实际、不利团结的。

　　说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的一面同工人阶级有本质的区分，这从哲学体系来说，应该截然分别唯心和唯物，那是完全对的；但从现实政治的要求和政策思想来说，就不应该如此。比如，我们对于台湾的敌对集团尚且发出“爱国一家”的号召，那还有什么理由说同属盟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应该同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分家”呢？

　　在我们的国家里，领导与被领导本来都是独立、自由的，是平等的。他们则认为这样就是党放弃了领导，就是不要领导。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则认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甚至在理论性问题上和工作方法上也不能“争鸣”。党号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们则认为“监督不了”或者“监督不敢”。这哪里能算是老老实实地接受党的导？这实际上是对党的不信任。造成本会右倾保守思想和怕右过左的作风，养成一些唯唯诺诺、没有是非的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要共同负责的。

　　（来源：原载于1956年民建会二中全会汇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临时工作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二辑）》，195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