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爬在旗杆上的人 （小说） 　　<河北、柳溪> ## （柳溪：作家，笔名耿简） 　　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 　　天气阴湿，到处泛潮，家家水瓮的外表上流着亮光光的水气，人们俗称是穿了“水裤子”。如果从入夏以来第一场雨算起来，那么这倒霉的雨水已经下了整整四十天了。 　　这地区就是这么怪：干旱的时候，庄稼灰塌塌的全拧成了绳，地上一踩就冒起一股烟；水满的时候呢，到处都积满了水，房檐的椽木全发了霉，长出了蘑菇。 　　现在，霏微的细雨象罗面一样，仍然在淅淅沥沥地下着。省委会派驻这个有名的“红五月”农业社做试点工作的工作组长朱光，坐在窗前一张很高的太师椅上，抬起眼睛向外面望了一望。原野一片混沌迷茫，没有一个人影，连鸟雀都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庄稼还在雨里站着，淋得精湿。朱光叹了一口气，心里十分忧愁，又感到无事可做，非常无聊，就自言自语地叨咕起来了：“哼！雨！这该死的雨！要下到什么时候？”他想到庄稼会糟踏在地里，不觉打了个冷颤，“唉，计划怎么完成呢？我对省委怎样负责任哪？” 　　房门开了，进来了一个披着湿漉漉的麻袋的青年，这是工作组的组员王玉琨。 　　“朱光同志，”他缩着精湿的身子，冷得颤着牙齿说，“我看咱们还是发动社员们下地收割吧！” 　　“什么，收割？”朱光惊讶地喊了起来，但他立刻又矜持地向窗外瞟了一眼，最后又把眼睛钉在正被雨水冲刷着的玻璃窗上：“你看，外面什么样子？” 　　王玉琨没有挪动身子，也忘了把他那淋湿的麻袋取下来，就简单直接地解释说：发动全体社员到地里去，首先把谷子割下来，或者是只把谷穗用小镰削下来；因为谷穗已经有些变黑了，发霉了同时还有一些粗大的谷穗已经不再下垂了；这是因为籽粒在回缩。……然后再发动社员们在炙锅上烤干。 　　听完了这个新颖的建议，朱光沉思起来，他的焦急的眼光停在王玉琨的黑制服上，因为那黑制服现在还顺着袖口和裤腿往下滴溚雨水。 　　王玉琨忍耐不住，便急切地问： 　　“您说我这主意到底行不行啊？” 　　“哦，行不行？”朱光反剪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当然是个好主意。可是，问题是，人不是比庄稼更重要吗？这样冷的天，又下着雨，要把人们淋病了怎么办？又是秋季，再得了脑膜炎可怎么好？”说着，把王玉琨身上的湿麻袋拿了下来，放在地下。 　　“是呀！可是光这样着急，会比到地里收割更好吗？社员们愁得吃不下饭去。有的人都要背着我们偷着到地里去了。……” 　　“我看，等两天怎么样？要是天晴了呢？” 　　“要是不晴呢？那怎么办？” 　　朱光又沉默了。 　　“刚才，”王玉琨接着说，“我已经找了老耿同志，他说这种半死不活的天气，一时半时晴不了，这是一。再一说，天晴了更糟，马上也不能下地，太阳一谷子就会反青晒，谷粒上就会发芽，到那时候，什么全完了。” 　　“那他怎么说？” 　　“他也说要干就及早下手。” 　　“要考虑……”朱光做着深思熟虑的样子，其实他已经暗暗同意了，装出考虑的样子，只不过是显得他事事都用脑筋，都关怀，这样，做出来的决议就显得更加郑重一些。“唔，那好吧。”他终于说了，“你立刻就去召集社务委员和生产队长到我这儿开会吧！”他又拉开门加了一句：“哎，你先把老耿叫来吧！” 　　王玉琨的眼光忽然活泼了，亮了，抓起地上的湿麻袋，一溜烟地跑了。 　　朱光望着这青年的背影，心里暗忖道：“该死！这主意为什么不是我想起来的呢？” 　　正在这时，板门又忽搭一下开了，进来了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他穿着一件豆沙色的胶布雨衣，雨衣上满滚着亮晶晶的水珠；脚上穿着一双及膝的长统胶皮靴，样子很神气。他把雨衣脱下摔在椅背上。他那崭新的篮丝光卡其布的制服上斜挎着一支照相机。他是昨天才到这里来的一位省文化供应社幻灯制片部门的摄影记者，他们在前一天已经见过，朱光知道他的名字叫李震。 　　“朱光同志，您看看这象什么话！简直叫人不能忍受！”他咆哮着，挥着拳头，把帽子抓下来，扔在桌上，露出了他那卸了顶的秃头。脸上稀疏的麻点显得更清楚了。“我是来工作，不是来受气！我真奇怪，象我们这一行的人到哪儿都吃香，谁不愿意给他扩大宣传？可是这位出名的耿社长就不！哼！您想想吧，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在四天里完成计划？哦，我还准备拍一张您的照片呢，您是工作组的领导人……我要拍一百二十幅，可是……头一幅就碰了钉子！” 　　“到底是为什么呀？”朱光站起身来，和蔼地说。 　　“为什么？哼！”李震摇动着他那细高条儿的身体，和朱光的矮小身体正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您想想，您想想我的计划呀！这是什么天，又要拍好，我在技术上遇到的困难就甭提了，好在我带来了镁光灯。……” 　　“那么困难是什么呢？”朱光又问。 　　“困难是什么？是你们的宝贝社长！大名鼎鼎的耿社长！多亏他还是个出名人物！还是个人民代表！哼！这回可让我见识见识……他一点也不重视宣传工作，我请他照相，他说没有工夫，可是他干嘛？他坐在窗前皱眉头看雨！我怎么办？我的计划四天完成得了吗？我耐心地央求他，给他解释说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推动全省的合作化运动，他总算答应了。照就好好照吧，可还是皱着眉头！……” 　　“他确实是心里烦。庄稼还在地里……”朱光很快地插了一句。 　　“烦？烦又有什么用？庄稼不是还长在地里的吗？既然是这样，就该欢欢喜喜地照相喽。”他把手插在裤袋里，摇幌着身子走了几步，本来有点红的鼻子头儿现在更发红了。“我劝了他半天，总算露了露牙，拍了一张呆照。”他故意说了个术语。 　　“这不是挺好了吗？”朱光高兴地问。 　　“哼，第二张又出了事。你们不是有面大红锦旗吗？就是省人民政府奖给的那面，……” 　　“噢，是写着‘社会主义之花’的题词的那面吧？” 　　“对。我请他坐在这面旗子底下拍一张照片，这多好！多光荣！可是他刚往小凳上一坐，就象有针扎了他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他不照。我很恼火，可还耐着性子，又给他解释。这一回说什么也不管事，他就不肯坐在旗子下边。我就说：‘老耿同志，您为什么不坐呢？’‘我不！’他红头涨脸地说，‘这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坐在这儿？’我给他说：‘可是你是一个领导人，是创造这个合作社的呀！’他眨了眨眼，我寻思大概是想通了，就还请他坐在那儿，我往机子上安上了镁光灯泡，刚要按钮，唉，他又从小凳上蹦起来了，板着脸说：‘不行，李震同志，这样照出来给农民弟兄看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我自己领导的合作社吗？为什么一个人要把大家的荣誉占去呢’唉，你叫我怎么办吧！” 　　朱光转动了一下矮小的身体，象一切矮个人一样，他欢喜挺着胸，昂着头，好显得更高大一点。他从裤袋里抽出手来，揉搓着，很抱歉地说：“是呀！请坐吧，消消气，我们慢慢想个办法……这该死的雨！”他往窗外看了一下，雨又下大了，豆大的雨点打在玻璃上。忽然他把窗户打了开来，冒着雨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哎——！小张，你干什么去？”田野的道路上站着一个撑伞的青年，摆着手势，然后把手筒在嘴上喊叫着什么，“啊！去吧！”朱光说完就关闭了窗户，转过头来向李震说，“你看，这是我们站上的拖拉机手，因为无聊，到地里去看看，他们的联合收割机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唉，都要下地用手收割了，唉，拖拉机手！……”朱光说到这里，忽然觉得这样说下去没个完，便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去，“我看，我们来动员他一下吧。您放心，无论如何得让您完成任务。这象什么话！到了全省最优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结果没完成任务！这不光是您的事，也是我们的事。我们能丢人吗？不行，我们是先进社！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您也得原谅他，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声望，地位，他到底还是个农民啊！他心眼总脱不开闭塞、狭隘，看事情只看见眼前一点。比如说，因为下雨着急，……结果什么事也不想做了。昨天，我找他研究今年领导生产的经验总结，是呀，这不是正是做政治工作的好天气吗？用开会把生产队长们的时间填满，也省得他们心里惶惶不安了。可这他都摆手，他哭丧着脸：‘庄稼怎么办？’你看，他就是这样。再一说，这里来人也太多，有一次这儿住了大小一共二十八个部门单位，简直是个‘小全国’，哪个人都要见见他，找他谈谈，这样一直排列很远，结果他又烦了，他也有牢骚，他常说：‘让我领导农业生产吧！我要没时间过问生产，怎么领导？我自己要不下地生产、检查，又怎么是算劳动模范？’他的话也是有道理的。不过，反过来这也是他的缺点……”他们两个都坐下，朱光递给了李震一支烟卷，顿了顿又说，“我们发现他对荣誉有些冷淡……” 　　李震把眉毛一扬，很快地得出了一个推断： 　　“啊，是不是因为他受的奖励太多，麻痹了，或是骄傲了？”“嗯。我们也这样考虑过，可也很难说对不对。老耿这个人，可真叫人难捉摸，你说他骄傲吧？他又谦虚；你说他服从领导吧？他又固执己见。就拿这件事说吧，你评判评判……” 　　他吸了口烟，把手托着下巴，手肘支在桌边上。大而圆的眼睛眯起来，象是自言自语地接着说：“一九五二年，他随着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去了。回国后毛主席召见了他，(李震在椅子上惊讶地叫起来：“哎呀！他还见过毛主席哪！”)是呀！他简直不知道是怎么样走到毛主席跟前去的。心跳得象敲鼓，脚下象踩着棉花，脑袋里象飘着云彩……毛主席跟他握手，请他坐下，还顺手在茶盘里拿了一个又香又大的苹果递给他，……毛主席问他很多问题：农民喜欢不喜欢合作社，收入比单干农民多多少？孤寡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人们有哪些意见？……全社全年的收入除去社里一切开销社员到底能分多少粮食？比单干户又怎样？社员们对地劳分红的比例有什么意见？……甚至连鸡猪常闹什么病啦，都问到了。咱们的老耿同志也都做了回答，回答一句毛主席就微笑一下。等到后来，毛主席忽然说：‘哎，你怎么还不吃了这只苹果啊！’原来老耿手里还托着那只苹果呢！你猜我们老耿同志怎么回答的？他总是用那不慌不忙的声调说：‘毛主席！您让我把这只苹果带回去吧，我想把这苹果切成小块给我们每个社员都尝一尝，因为，这荣誉不是我一个人创造的。’哈哈！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老耿！……” 　　“哎呀！这多感动人呀！”李震眨着眼，兴奋地喊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日记本，“这应该记下来，实在感动人。” 　　“喝！还有呢，比如说他去苏联吧，把在电台的广播费还有节省下来的钱，买了各种东西，本子啦、自动铅笔啦、小电木碗啦，都拿来奖励了积极分子。你看见了没有，那架留声机？那是乌克兰共和国送给他的，他从没把它拿到家里去，他连装东西的两只皮箱都放在社里装了账本。他有的就是那件呢子大衣……算是他自己的纪念品。……” 　　类似这样的事情是一下说不完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朱光同志并没有夸大宣传。李震自然又赞叹了一番，说这位社长的品质很好，但是，当他把这些都称赞完了之后，又带着探索的神气问道： 　　“可是，您说，他丝毫没有一点骄傲吗？” 　　“当然，固执己见——这里边就有骄傲的成份存在。”朱光在椅子上转过头来，眼睛迅速地向李震溜了一下，沉默地考虑起来，这是他的习惯。这个对记者、访问团、参观者从来抱着好感的人，是从不放松一个宣传的机会的。他一向把事情看成这样：“一半在做，一半在宣传。”所以他每次把这位有名的耿社长对人介绍了一番之后，便意味深长地说：“当然，我们对他从不放松！”这一次，他觉得应该格外多说上几句，“李震同志，我说这话您信不信？什么都在于督促领导，省委派我们到这里来领导，总结经验，是有道理的。这是先进地区，什么都要在这儿首创，在这儿吸取经验！我们的责任该有多大吧！早先我在地委办公室当主任，是特意把我调到这里来的，……从这儿也可以看出：省委多么重视这个地区……唉，……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哇！啊，快四点钟了，怎么还没有一个人来呢？”他这才想起了等着开紧急会议的事情来了。他又向李震介绍说，到地里抢救庄稼是他出的主意。 　　他们都望着窗外，雨下得更大了，庄稼被雨吹打得东摇西摆，地上到处是被雨点子溅起的水泡。 　　全省出色的“红五月”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耿开山正在办公室里。他是一个年已五十开外的蓄着一撮小黑胡髭的老头，中等身材，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黑裌裤裌袄，身体细瘦，然而骨架结实。他的大眼睛的神气是深沉，宁静，安详。他那疙里疙瘩的手里正在剥着一根带着败叶的旧秫稭。 　　窗前，就着亮光，沉默寡言的会计乔立冬坐在一只小坐柜上查点单据。他俩都不时地向窗外张望。倾盆大雨正在向他们对面的牲畜棚倾泻，饲养员正用铁铣锄土，阻挡冲成小沟的水流。 　　雨声稍停之后，会计乔立冬说： 　　“老耿，这笔钱能开支吗？工作组让买一点红纸绿纸贴标语，纪念十月革命节。我算计了算计，要贴的象个样子，全村三十块钱也不够……” 　　耿开山听着，没有言语，仍是剥他手里的那根秫稽。他向来是这样，慢吞吞的，不急于抢着发言，好象他全然没有听到这些话似的。 　　“要买也就该买了，还要请人写……”乔立冬又催了一句。 　　“要依我说，是不买。”老耿终于慢吞吞地说话了。 　　“可是，”会计乔立冬接着说，“工作组朱光同志又会批评咱们不重视宣传工作，政治热情不高。” 　　“宣传还是要宣传，”耿开山又用那种安详的调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什么重要的纪念日，对咱们社员都是一次政治课。我看，让各家妇女把做饭的锅烟子扫扫，咱们社里出点石灰，那不是还有去年剩下的一点红土吗？石灰刷个白地子，用锅烟子写标语，用红土画上一个红边，不是挺好看吗？就这么办”。 　　他说话之间已经做好了一支秫稭的淡黄色笔杆，他把一个铁的钢笔尖插在软软的秫稭稂的芯子里，递给会计乔立冬。 　　“你试试，这就是一只挺象回事的钢笔，可是一个子儿也没化。咱们就得这样，不能大手大脚地化钱。俗话说：养多么大的鸟儿，就置多么大的笼子。咱不能化大家的钱象掰着不疼的牙，社员把家里小柜的钱放在咱们社里的大柜里，他们才放心。啊，你试试，你试试，好写不好写。……” 　　乔立冬把笔尖在墨水里蘸了蘸，很流利地在纸上写了写，很好用。 　　这时候王玉琨顶着风雨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老耿同志，开会去吧！” 　　耿开山的眼睛变得锐利而活泼了： 　　“他同意啦？” 　　“他同意咱的办法了。快走吧，你披上一件什么挡雨的呢？” 　　耿开山从躺柜上抓起了一个线织的布袋，顶在头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去了。 　　合作社的紧急扩大会议在工作组的会议室召开了。委员们和队长们用了形形色色的挡雨用具很快地都来到了会场。大家坐在矮小的板凳上，也有的把高板凳放躺下来坐的，都交头接耳地说着小话，吱吱地抽着烟。 　　这些日子以来，从社员直至社干部，都在酝酿着转高级社成立集体农庄的事。绝大多数有远见的人们，都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只有适时的转为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进一步地搞起大型的建设。而且，由于副业和园田还归各生产队经营，已经引起了社员之间有贫富的差别，对大田管理的松懈，以及地多的社员依赖土地分红而不好好从事劳动等等……如果不向前突进一步，甚至会造成合作社瘫痪解体的危险。然而这个以耿开山为首所提出的把合作社向前推进一步的计划，却遇到了朱光的强烈的反对。他举出种种事例说明这种前进是“盲目冒进”，是“忽略了小农经济的特点”，并且断言其结果是“牛不喝水强按头”，最后的结论是：“那怎么能行呢？”今天人们到这里来，多数人还以为是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人们都显得又庄重，又紧张，从精神上已经做了鏖战一场的准备。 　　这间会议室紧连着工作组长朱光的屋子，可以说，在平时这并不是会议室，而只是朱光的宽大的外间屋。他看见大家都到齐了，并且都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便从里屋走出来，宣布了开会。 　　没有问题，他自己自动地担任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演说者。大家坐在四周的矮凳上，依着墙壁。他站在中心点，象很多自信很强而又生得低矮的人那样，每说一句话就要往上窜一窜。他首先使人们回顾一下春天所订的生产计划和增产指标；然后是一长串的抱怨天气，……最后才说到了本题，声音已经有些颤抖了： 　　“同志们！难道咱们就眼巴巴地看着粮食烂在地里吗？不成！咱们是合作社！合作社应该充分表现出‘人定胜天’！所以，我，”他转动着身体，忽然发现了全身精湿的王玉琨正坐在耿开山的身旁，他的灵活的舌头突然停顿了一下，觉得这个“我”字很不好出口，“所以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跟大家商量。……” 　　他解释了他的办法，就象王玉琨向他解说的一样。 　　大家都议论起来了： 　　“这主意倒真贴切！” 　　（“是呵，再不下地庄稼可就毁了！”） 　　“泥有好深啊，陷进去就拔不出脚来呢！” 　　“不要紧，让年青的在前边探险呗！” 　　“好呀，哈哈，……老辈子没有过的事呀！” 　　“咋的啦？老辈子要有了，咱就不算是新社会的人啦。” 　　人们决定即刻在各生产队召集社员，准备明早下地；并且又进行了具体分工：四个委员专门负责锅灶，聚集柴草，以便烘烤粮食；两个委员专门掌管车辆，以便从田野把谷穗拉到各个小队部；三个委员要找好严谨而又防潮的储藏室，最后是……假如天气还不转晴，就有五个委员专门负责动员全体社员用手在柳条簸箕里搓谷穗，用手把谷粒全部脱光…… 　　人们站起来，准备退出会场，把板凳弄得稀里哗啦地乱响，耿开山这时候才以他那素来安详的调子喊道： 　　“同志们留一步！” 　　人们站下来，无形中站成了一个半园形。 　　“同志们，我有两句话要说说，”耿开山慢吞吞地咽了一口唾沫，两手抱拳地垂在肚子前边，“第一件事是，大家动员社员的时候，一定要照顾老年妇女，她们脚底下没有力气，恐怕踩泥塘要摔跤，我的意思最好是让她们在队部里守锅看火，她们掌握火候比性急的青年人好的多……还有，我们一定不要动员孕妇下地搯谷。” 　　委员和队长们舒了一口气，这是表示很赞成这个意见。耿开山望了下天花板，好象那上边写着他的发言提纲似的，于是又用那么宁静安详的声音说： 　　“第二件事是，告诉妇道人家一定要在家里预备下点鲜姜、红糖，烧上一锅开水，等从地里回去以后，全家都喝一碗滚热的红糖姜水，好赶赶寒气，省得肚子疼，着凉感冒……”委员们和队长们又发出了慨叹声。耿开山又望了下天花板说：“还有一件事是，动员妇女们扒锅的时候，让她们把锅烟子扫下来，留着写标语用……” 　　人们用钦佩的心情听完了自己社长的嘱咐，各人顶上草帽，披上麻包，或是披上一块黄雨布，向门外走去。 　　耿开山最后一个走出去；他披上湿布袋，刚把一只脚跨过门槛，就被朱光叫了回来。他那刚刚象雨过天晴的开朗了的面孔，现在又重新罩上了阴云。 　　一直蜷伏在会场角落里打瞌睡的李霞，被人们的走动声和板凳的撞击声给吵醒了。他伸着懒腰，站起来，用拳头揉着眼，表示着惊讶地说：“开完会了吗？”于是他摇摇头，“真糟糕，我夜里总是失眠，……这是我们搞艺术工作的人的通病，……怎么办？好机会错过了。做我们这行工作的人，全靠体验……”他嘴里嘟嚷着，随着耿开山走进了里屋。 　　耿开山安详地交叠着筋络突起的双手，站在桌子前边。朱光把椅背靠在墙上，两只椅腿跷了起来，双膝抵在桌边上，手里托着一支冒着烟的烟卷。李震把两手插在袴袋里，含笑地望着他们俩。 　　“怎么样，谈谈我的事吧？”李震说，“我的计划怎么办呢？” 　　“对。老耿，留下你就为这件事。他的计划我们总该帮助他完成呀！”朱光接着说。 　　耿开山低下头去，显出了为难的样子，好象有什么话要说，但又说不出口来。 　　“你有什么为难呢？李同志不是外人，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朱光用着启发的调子说。 　　“是呀，咱们不都是为了集体事业吗？”李震也快活地插一嘴说。 　　“对，那我就说吧，我们怎么帮他呢？”耿开山把脸转向朱光，意味深长的地望了他一下，“难道咱们要放下自己的紧急工作去完成他的计划吗？”他的声调里并没有责备的意味，他说得很平稳。 　　李震吃了一惊。他园睁着惊恐的眼睛直视着朱光。 　　“哎！你想错了！”朱光也红了下脸，挥着手，“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紧急工作？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打破我们的计划，占用生产时间，原则必须坚持！但是掌握原则是必须有充分的灵活性的，我觉得你思想上有个毛病，事事单打一；同时干两件事就办不到。再一说，你对宣传工作有偏见，你总觉得那不是你的事情，累赘、麻烦。同志啊，这怎么能行？做了工作，就该宣传。”他挥了下手，制止耿开山插嘴，继续说，“你应该把摄制幻灯片这件事当成一种政治任务，当成一种光荣。你想想看，如果把你们的事迹拍摄成几百部幻灯片，在全省，甚至全国的农村放映，那作用有多大？你们的荣誉有多大？” 　　“说的是呀，你想想。”李震忙着插嘴说。 　　“我承认这些道理，”耿开山又慢条斯理地说，“朱光同志，可是这位李同志妨碍了咱的工作。”李震几乎要跳起来了，他走上前一步，尖叫着： 　　“天哪！我？我妨碍了您的什么工作了呢？” 　　“李震同志”，耿开山把眼睛转向李震，“就拿昨天的事情说吧。昨天下午好容易有一阵晴天，我正要让社员们把堆在猪圈旁边的那堆马粪运到棚子里，草厦子里，怕雨水再冲跑它。这工夫您就跑来了，说要拍一张送粪的照片。我说好啊，这不是正赶巧吗？您看了看说不成，必须要套车，还要套漂亮的壮牲口，把牲口额上扎上彩花。说实话，我当时实在是忍耐着答应了，我也怕把关系搞坏呀！好，刚套上车，社员们扛着铁铣，您相看了一下，就又说不成了。您说社员们穿的衣服不整齐，太脏，照出来不好看，破坏艺术。我就耐心地给您解释，说农民在地里干活不能穿好的，穿好的既不真实又浪费。我还对您说，有一次农民们看一部电影，发现在地里干活的人身上不光穿着新衣服，而且衣服上连一点皱褶也没有，大伙都不信地里活是他们干的。可是，就这么说您还是不答应啊。李震同志，我想，我只好依着你了。社员们就全回家换衣服去了。大家把过年过节穿的花衣服全穿上了，扛着铁铣，可谁也不敢先坐在大车上；怕把衣服弄脏；妇女们铺上手绢，坐在车帮上。你看，那象个什么样子！那象干活的吗？简直是赶庙会、串亲戚去！这且不说。您刚要照哗啦一阵瓢泼的大雨就下来了，结果把人们淋了个水鸡儿，新衣服全湿透了，……妇女们骂着回了家。” ## “您说这话不公平，耿社长！天要下雨能赖我吗？”李震胀红了脸，喊叫着。 　　朱光忍着笑，故意向别处看了一眼。可是他忽然警惕起自己来，觉得这样既会有损于自己的威信，也会得罪这位摄影记者。他调解地说： 　　“这只能怨天时不利喽，可是……” 　　“这怎么能算没妨碍工作呢？我们的那堆马粪冲跑了不少……”耿开山说。 　　“哎，你怎么还象个农民，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能看成磨盘大……要看出什么是主要的！” 　　“主要的？要依我说，粪就是主要的，收割了庄稼，就要耕地，往年耕地不使底肥，今年使用拖拉机深耕就得上粪，可是肥料哪里来？我们正缺少肥料。我考虑过，要是全部土地都使豆饼或化学肥料，那每亩地的投资就太大了，成本太高，增产的价值就小了。再一说国家也有计划，不能把肥料全供给我们这样的社呀！” 　　朱光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这个以后从长讨论，现在是说李同志的任务问题呀。”李震压下满肚子委屈，帮腔说：“是呀！” 　　可是耿开山还坚持着自己的意见，说这事不能等，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等了，眼看就要种麦子了。 　　朱光抑制住心里的气恼，叹了口气，知道没有办法制止这个脚踏实地的老人谈他的具体问题，便说： 　　“好吧，这都好解决。” 　　“怎么好解决？找油脂公司买花生皮做柴烧，把地里的柴禾都用去沤吗？我打听过，油脂公司的花生皮也是有计划的。咱县目前还有十一个村是受灾村，从去年就没有柴烧，首先要供给他们；再其次是经济作物地区，也缺烧头……” 　　“算了算了，我回头给县委打个电话，要它几千斤好了。他能不供给我们社吗？咱们是全省有名的社，县里不扶持行吗？再一说，县里的工作凭什么在全省全国出色？还不都是因为有咱们合作社吗？算了，这一点你放心，绝没问题！” 　　“可是，朱光同志，咱们也不能在灾区农民的手里抢东西呀！”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朱光铁青着脸叫起来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因为没有办法才跟您商量，我想，您也许……” 　　朱光反剪着手，声音一顿一顿地说： 　　“老耿同志！我很早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感到你越来越变得狭隘了；你总是先看见芝麻，后看见西瓜。你太实际主义了！还有，你近来的态度……” 　　“啊哈，别说了，你们往那儿看吧！”李震喊起来，指向窗外。 　　“哎呀，各队的会都开完了吗？”朱光向窗外看了一下，雨还在下着，人们已经在原野里熙熙攘攘地喧闹起来了。 　　耿开山两个箭步走到窗前，眼睛里冒着兴奋的火花，他用手指着，回过头来笑得露出了牙齿： 　　“朱光同志，我去吧，我应该下地，”他又向窗外瞟了一眼，“地多滑呀，人们象扭秧歌……。” 　　“不行，”朱光斩钉截铁地说，他还没有消了刚才的气，“我奇怪你为什么总把自己降低到普通社员的水平。你看，需要你管更重大的事，我不是说你一次了……” 　　“现在是特殊情况，朱光同志。要是社长在这时候不跟社员一块踩泥塘，社员就会说：嚯，他们多好，坐在暖和和的屋里，喝着茶水聊天。” 　　“那是平均主义，应该教育！”朱光很快地插了一句。 　　“算了算了，别争论了！”李震象要劝架似的拉拉这个，拽拽那个。“你们俩看在我的情面上，别辩论了好不好？好，总算有面子。那么，朱光同志，您是支持我的任务了？四天完成？” 　　“一定支持，帮忙。”朱光谦逊地笑了笑。 　　李震兴奋得脸上露出了黑色的麻点： 　　“啊，那太好了！咱们走吧，老耿同志！我们还继续拍那张旗子照片。” 　　“还是我一个人坐在奖旗底下吗？”耿开山为难地问，“那不好，我绝不照这张相。” 　　两个人都呆若木鸡了。李震用乞求的眼神瞧着朱光。 　　“要照也可以，”耿开山知道自己又惹了祸，便胆怯地瞧着他们俩，“您只照那面奖旗，别让我坐在下边。” 　　李震痛苦地呻吟起来了。 　　朱光的脸色也由苍白转成通红，就象正在生蛋的母鸡。 　　“这样吧，李震同志，”还是耿开山打破了僵局，“您是不是随着社员的活动先照些准备秋收的照片呢？” 　　“啊！是呀！？”李震抓了下他的秃头顶，“这倒是个好主意。该死，我倒忘了这一着！”他笑着，一边戴着帽子，一边点头鞠躬地退出去了。 　　屋里又剩下朱光和耿开山两个。朱光仍旧板着脸，象个霜后的紫茄子。耿开山有点忐忑不安。 　　“在进行思想谈话之前，”朱光说，“我先通知你一件事。只许你一个人知道，要保密。”于是他告诉耿开山，最近要有许多代表团，什么西北农业参观团啦，中南军人代表团啦，还有国际友人啦，越南农民代表啦，都要来参观访问和进行调查研究，所以要切实给他们解决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什么住房啦，粮食供应啦，搭灶啦，厨师问题啦，准备报告和专题发言啦，典型户的代表人物啦……。 　　“你看，”他带着教训的口吻说，“这就因为咱们是先进地区，先进社，是旗帜。可是怎样才配得上这些光荣的称号呢？……当然，你比我知道的并不少，可是，我发现你最近太固执，……就拿转高级社这件事说吧，你就主观，认死理，片面……” 　　“朱光同志，我又做了详细研究，”耿开山插嘴说，“我们全村四百二十六户，除了六户地主富农反革命管制分子之外，全都入了社……” 　　“这我知道，不用说了。” 　　“而且成立大社也已经二年多了。” 　　“你总说这些干吗呢？我们不是没有沉痛的教训呀！”他说这话的时候，脸颊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不错，远在一九五二年，当报纸上刚刚出现介绍集体农庄的文章的时候，我们的朱光同志就建议：迎头赶上，把合作社变成集体农庄。不想却遇到了社员们强烈的反对，而且影响了人们的劳动热情，给合作社造成了减产。当然，省委会也因此批评了他。 　　“我知道，可是现在不同了”。耿开山说，“我一家一户地做了考虑。全社有一半人土地和劳力相等，如果取销土地分红，不会在收入上有影响，这只会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那一半人数里有三分之二是土地少而劳力多，他们的生活更会改善；只有那三分之一，是土地多，劳力少或是孤寡户……” 　　“那你怎么解决呢？” 　　“土地加工，副业多找门路。” 　　“那还不是老一套吗？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化的脑筋也不少哇！” 　　“比如说咱们可以开个养鸡坊，老婆们可以当饲养员；开个粉房，妇女们可以漏粉……盖几间温室，她们可以看管疏菜秧子。我说的这还是些小事，大事要办的就更多：首先要在村东北地里打上一眼机器井，使用柴油机抽水。那次我到省里开会已经打听过，这种机器一小时就抽八十顿水。那一片一千二百亩小麦地全部可以用水浇了。还有……” 　　朱光厌恶地摆了下手： 　　“难道这就是转高级社的条件吗？算了，跟你讲话多困难呀！你简直离不开具体问题！” 　　耿开山站起来，搓着手，脸上闪过了一丝苦笑： 　　“朱光同志，我是个老粗，也没有理论。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的。一九五○年互助组要散台，我们就把它转成了合作社，它就巩固了。小社解决不了更大的问题，我们就又扩大。那时候您还没来，没看见当时是什么样子。十二个小社简直不是竞赛，是竞争。这个社看见那个社买了一群羊，这个社也去买，结果，草在那儿来？草地很少哇！放羊的时候就吵架……再说打井吧，一个社在村西打出水来了，所有的井就全堆在村西啦，并全挤了疙瘩。要是大社呢，总该统一计划一下呀。本来嘛，一个小社真不敢冒险打一口井，俗话说：打成了井是一个窟窿，打不成井是两个窟窿(一个钱窟窿)。现在要实行机耕，那成堆的井都成了障碍物啦……所以，现在我觉着是时候了，而况，社员们同意。” 　　“同意？都同意吗？”朱光冷笑了一下，“唉，我对你可怎么好哇，那工夫反对的是你；现在赞成的也是你。我知道，你从苏联回来就想大步前进，我也曾经想大步前进来着！可是，同志！你想想，苏联是多少年！咱们是什么基础，能一步登天吗？总该照顾一下小农经济的特点吧？” 　　耿开山低着头，不时地抬眼看看他。 　　“我提醒你，别忘了上级的原则：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没有人想把它办坏。” 　　“还有，上级的原则：稳步前进！” 　　“是稳步前进，不是光稳步不前进！” 　　朱光又火了，睁大了眼睛胸膛几乎抵住了耿开山的胸膛。 　　“你这是跟上级领导讲话吗？啊？我是什么人？” 　　耿开山发呆了。天哪！这是闯下了什么祸事了呀！ 　　朱光觉得这举动有失身分，便变得冷静了一点。 　　“你想想吧！我为了什么？我为什么不在地委办公室坐沙发，却跑到你们村里来蹲凉炕？我为什么不坐在戏院里看戏，却跑到你们地里来晒太阳？我……”他说不下去了，哽咽了一下，“我辛辛苦苦地为了谁？不是为了给你们保持荣誉，创造荣誉吗？你当了人民代表，成了旗帜，见了毛主席，你的光荣是不是也有我一份呢？” 　　“我是在作工作，我不能枕着荣誉睡大觉。”停了一会，耿开山痛苦地嘟嚷了一句。 　　“我警告你！”朱光喊道，“你变得骄傲了！不虚心了！你的意思是非转高级社不可了？那好吧，那我请示省委，干脆撤销我的工作组，搞坏了我负不了责任！” 　　“朱光同志，”半晌，耿开山又说，“我觉着咱们应该在党内开一个批评检讨会了，也许那样咱俩都会说的通了。” 　　朱光一阵冷笑，把头向椅子背后一扬，然后才起身说：“好吧，同志，你对我要使用党的武器了！”同时象是要打架似的抓住了耿开山的手。 　　“啊哈！好镜头！”李霞一进门就大喊大笑起来，迅速地开了镁光灯照了一片。“这上下级的关系是多和谐呀！” 　　“唉唉，真糟糕！”他又晃动着身子继续说，“我连一个生产队部都找不着，你们干嘛不做些木牌子写上挂出来呀？” 　　“我带你去吧！”耿开山说，望了朱光一眼，见他并不反对，就跟李震一块儿走了。 　　朱光又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生气，发闷。 　　门呀地一声，进来了一个人。胖胖的身体，从穿着和举止，可以断定是从北京来的人。原来他是人民日报的高记者。 　　朱光急步走上前去，握住来访者的手。 　　记者微笑着，递给他一封介绍信。 　　“太好了！”看完信，朱光说，“高同志，看你要什么材料吧，只要我手头掌握的，都可以。” 　　记者表示感谢，笑了笑： 　　“不过，我想先下地看看。” 　　“下地看看？道儿太不好走哇！”他惊讶地喊叫着。 　　“我是特意为这件事采访来的：霪雨天怎么收割？我来时一路上庄稼都淋着，没有一块收割的地，只有到了这儿，才看见地里有人，人们冒雨收割。” 　　“是呀！”朱光高兴起来了，“那是我们逼出来的办法哟！” 　　“那，收割下来又怎么办呢？” 　　“我们用锅炙干。” 　　“啊，真好！” 　　“在没有苏联式的烘烤房之前，这也是好的呀！” 　　“那么，这不影响种子的发芽率吗？”当记者的人从来是这样好问的。 　　“不影响。我们也准备有一部分粮食要实行风干。” 　　这时忽然从田野里传来了大笑声。记者好奇地跑到窗前，兴奋得叫起来了： 　　“哎呀！好多的人哪！告诉我，老朱同志，这里边有耿开山吗？……哪一个是？” 　　朱光用眼睛在人群中寻找着。只见人们活跃地大笑着，摆动着双手，支持着身体的均衡，在泥里走着。车辆在泥里站着。牲口来回捣替着蹄子，跺着脚，溅起了泥浆。他用手指着： 　　“啊，看见那个抬筐的姑娘了吗？拍着满筐谷穗子的……穿小红花袄的，就在她旁边那个，那个就是。……” 　　朱光这才弄明白了一件事：原来那笑声就是为了欢迎这个老社长的。 　　高记者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朱光同志，您这个办法没有报告县委吗？” 　　“没有呀！”朱光莫名其妙地说。“我们是受省委直接领导的咧！” 　　“我想，您是不是把这办法立刻汇报县委，请县委考虑，发个通报，让各村各社都这样组织起来收割庄稼呢？这是一条很好的马上就能用的经验呀！” 　　朱光恍然大悟了：“哎呀！真该死”他捶了下脑袋，“那么，我也该给省里去一份材料喽！”他立刻跑回桌边，用力地摇着桌子上的电话手铃，粗声大气地喊着：“喂！我要县委，我要县委……”他的声音和手都有些发抖了，因为他想到了：他可以从这件事情里得到很大的荣誉。 　　太阳好象跟人们故意开玩笑似的，在大家刚刚收割完了之后，就从云层里钻出来了。 　　朱光兴奋地到各生产队去视察粮食保管的情况，到地里看看花生田及棉田的排水工程。他以行家的气度看看有多少“雨锈花”，歪着头估量着“霜后花”的数量；随后发一个什么指示，然后就坐下来写他的报告和经验总结。报告首先要发到省委，然后发到省农林厅，至于别处，他觉着那倒没什么关系。 　　由于秋收超额完成了计划，他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所以他变得象个常胜将军那样兴致勃勃。 　　省报以巨大的篇幅刊登了“红五月”这个出色事迹的那天，他兴奋地把那张报纸扔在耿开山的脸前，大声地叫着： 　　“老耿！看看，高兴高兴吧！” 　　耿开山拿起报纸，看了看，又放到桌上。只是眼睛里微微有点笑意。这表情很使朱光失望，“这家伙！已经不知道荣誉值多少钱了！”他心里暗想着。 　　“朱光同志，地还太湿，拖拉机不能下地，昨天拖拉机站试验了一下，别说‘德特’五十四(马力)了，就是‘热特’小机子还一下子陷下去了呢，怎么办呢？”耿开山又是那么交叠着两手，多少有些忧愁地说。 　　唉！又是具体问题！真是多事之秋哇！ 　　“我想，”耿开山继续说，“现在要不耕地，种麦就误了农时了。本来今年下雨庄稼就熟的晚。……地里的水算是排净了，可还是太湿，……今年种麦的任务又大！……，” 　　这真是个难题。为什么时间这样无情？为什么不让朱光同志在胜利和荣誉面前多高兴一阵再来打扰他呢？在这样的“具体”问题上，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他有点口吃了，“那，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今年种麦的任务是四千五百亩。动用所有的牲口下地也不够。明天就是秋分节了。朱光同志，我看得发动人拉耧……我已经跟青年团商量过，他们同意。” 　　“嗯，我看可以。” 　　耿开山刚要走，又转回来： 　　“您给省农场写封信行吗？我想订购点加拿大种的大叶杨树秧子，要是有紫穗槐籽更好。” 　　朱光显出了惊讶：“现在就要吗？秋天？” 　　“去年，”耿开山解释道，“在省里开会，我听说苏联的先进经验，在秋后植树成活率更大，比在春天清明节植树还好。……村东那块地每年种麦子春天都得盖‘沙土被子’，要是外圈种上杨树防风，里圈种上紫穗槐防沙，麦子就糟踏不了了。” 　　“嗯，可以吧。” 　　耿开山瘦小的身影消失了。屋里很静，朱光陷入毫无头绪的沉思里了。 　　可是事情偏偏要打扰他。人民日报的高记者又进来了。说实话，他一看见这个胖胖的神采焕发的中年人，心里就要打个寒噤。几天来，这个记者已经把他搞得够苦了；他给他抱去的成堆油印材料，他很快就阅读完了；这也不要紧，倒霉的是他太好问，而且一问起来就没边没沿，更倒霉的是这些千奇百怪的问题朱光竟然不知道。 　　“我要走了，回报社，朱光同志。”原来记者是来辞行的。 　　朱光有点喜出望外；他带着按捺不住的笑容，却硬要做出惜别的神气。 　　“啊！不能多住几天么？请提提意见吧。有什么缺点都请不客气地指出来。”朱光说着，笑了一下。他对每个有身分的来访者都是这样说的。 　　高记者很客气地首先声明说，他来的时间短，可能看问题不深入不全面，但是既然有种感觉，也听到了反映，他还是愿意提出来供做参考……等等。朱光陪着笑，很大方地表示同志之间不必多解释。 　　正在这时，耿开山气呼呼地走了进来，他脸色发红，声音带气，一进门就嚷： 　　“怎么办呀，朱光同志？” 　　朱光从椅子上跳起身来：“哎呀，又是什么事呀？” 　　“你看，叫我们可怎么办吧？我们为他已经耽误了一百多个工了，还要我们怎么样呀？难道我们不愿意完成他的计划吗？我们正忙着耕地、种麦，他非让我们青年妇女站在棉花柴里假装摘棉花，在地头假装着锄草，读报。好，这些我们也全答应了，这还不行吗？还不行！……唉，他生气了了，在那儿吵呢！我怎么办？我简直不能干活了！耧腿还插在地里哪！” 　　“哎！这不是工作！这是给人家添累赘！”高记者气愤地喊起来了。 　　朱光也不安地转动着眼睛，说道：“你去吧，这块象皮由我来应付。” 　　耿开山走了。 　　他俩又回到了谈话的本题。 　　记者带着难为情的样子，额上沁出了汗珠，很婉转地说出了工作组有某些脱离群众的倾向的意见，并说工作组的成员对此也不满等语。 　　“组内也不满？”朱光有些激动地问。 　　记者走后，朱光立刻召集了一个工作组的紧急会议，把组员从四散的田野里找回来。组员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面面相觑。可是朱光的眼睛照例是钉在王玉琨的身上，闹得他坐立不安。 　　“你们向记者反映什么了吗？我嘱咐过你们多少次了，告诉你们别乱说别多说；知道的说不知道的别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可这都白费！你们要说对了，也好；可你们保住不片面、不主观吗？这话我也要跟老耿谈谈，他随便这样乱说乱道也是不行啊！我可不是压制批评、反对反映情况，问题是反映得是不是真实，真实！”他兴奋地吐了口唾沫，转动了下身子，把话头转向了王玉琨： 　　“我警告你，小王，你有时太快嘴利舌，你知道会闯出多大祸！我看你还是不了解咱们的处境。我们谁都得应付，谁都得伺候，你知道哪炉香烧不到就出事呀！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唉唉……” 　　他搔着那荒草一样蓬乱的头发，又在屋里走了一个小圆圈，组员们还是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别以为我是害怕批评，同志们！”朱光继续说，“批评——这是水和空气！这是个原则问题！但是，俗话说：“一眼看高，一眼看低，谁知道这些人是用哪只眼睛看的呢？有些事情有时可以这样看法，又可以那样看法，你说这怎么办？” 　　人们要说话，但他挥着手制止了。他已经是很疲乏了，可是怒气还很大。 　　“他是谁？人民日报的记者！要是他把一些片面的意见送到中央，中央又送到省委，你们想想，省委会怎样问我们？为什么从来没反映过这个情况呀？……” 　　“同志们！”他最后说，“我们是在全省——不，是在全国的旗帜社里做工作。旗帜，这是好玩的吗？我们要爱让我们的旗帜！爱护我们的荣誉！……” 　　组员们谁也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了，因为，他们的这位组长向来是很不欢喜听别人的意见的，而且脾气很大，特别是现在他正在生气的时候，要是跟他吵起来了可了不得。 　　这时候，社长耿开山已经站在房门外边听了一会。他本来又是来有事的，听见了屋里的嚷嚷声就不愿意进来了。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痛苦的味儿。 　　 (载1956年5月号《人民文学》) 　　（编者按：） 　　（发表“爬在旗竿上的人”的该期“编后记”中说：“本刊上一期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发表后，听到了一些好的反映，可见广大读者是很需要这样的特写的。这一期所发表的这篇〈爬在旗杆上的人〉，对于人物灵魂的挖掘上，虽然不及〈在桥梁工地上〉那样深刻，但讽刺也是辛辣的，对正面人物耿开山也是写得好的；而且象朱光这样在旗竿上寄生着的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并不很少的。”） 　　（来源：《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刊物的参考材料》，第一辑“人民文学”，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