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言论——“中央带头破坏法制” 　　<中国人民大学、吴家麟、梁彦彩、朱华荣、张殿鸣、范喜谦、何世芬> 　　他诬蔑中央是带头破坏法制的，如说：“包括领导同志在内法制观点也不强，把民主程序看成形式主义”因此他呼吁“中央领导同志在遵守法制上应作出榜样”。此外，吴在整风前就经常对别人说：“我们根本无法可依，谈不上法制”，“我们的审判员是凭脑袋办事，下面是根本违法乱纪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吴家麟的材料） 　　“但是我们工作的错误和缺点也是很严重的，部分案件重判了，对犯错误的人民群众存在着单纯惩办主义的观点，缺少对人民进行守法教育，对工人阶级内部特别是对触犯国家法律的干部太宽了，于是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失去了法律应有的尊严。” 　　“团县委前任×书记，在大会上偷姑娘的包子（乳房），受侮辱的全村群众连续几个月罢会抗议，结果只作了党内警告处分……在我们看来这全是生活作风小问题，但群众呢？可不象你们那样简单的看问题，旧社会里有一句俗话：‘十条人命九条奸’，在黑暗的旧社会里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受了侮辱的群众当然只有拿起反抗的刀子，可是现在呢？莫怪群众说：‘我热爱毛主席，我拥护北京的共产党’，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执法者们，你们自己犯法了，由于你们不安分守自己的职责，你们人为的加深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梁彦彩） 　　“中央重视法制工作不够，从整个法制状况来看，相当落后于现实的需要。 　　（1）在立法方面从审判工作看，自从检查错案以来大家都感到需要法律，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对法律工作重视不够，没有将这一工作推动起来。这受很多思想支配。有人认为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产生法律，这种提法有局限性。不能扩大到整个立法工作。有人认为法律跟现实走，只有经验成熟才能颁布，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法律应走到现实的前面指导现实，宪法就是如此，立法应有预见性，如等总结经验很多事情处理时缺乏法律，而经验成熟了立了法，事情却已不存在了。有人认为法律一规定，事情就稳定下来，情况一发展就会脱离实际，束缚群众的手足，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他们不了解法律是可以随时修改的，事实由于没有法律，发生很多错案，为了更好的同犯罪斗争，解决民事纠纷，及时的颁布法律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朝鲜很早就颁布刑法典，很注意法制工作，我们处于和平环境都没有颁布法典，相比之下，看出我们立法工作落后。从现行立法看很多是不合理的，不能起刑法武器作用，实践反映，不能根据‘惩贪条例’判案，‘惩反条例’有的规定不科学或已过时，中央早就发现但迟迟不予解决。 　　刑法典从1953年起草，从延安时就开始注意，而至今仍未颁布。婚姻法19条不合理，连革命军人的订婚关系都加以保护，在抗美援朝时为了巩固士气是必要的，目前已经不合适了，军官是常业军人，只准革命军人提出离婚这是违反宪法的。要是这些法律都不及时修改，影响人民幸福生活，对革命军人建立婚姻关系也有妨碍。 　　（2）在司法方面，干部水平低，听说毛主席说司法工作应当是专家的工作，实际上并不是专家，连判决都不会写，只是政治条件好，成份好，有一定斗争经验。只凭这些不能符合人民利益，必须提高干部水平、培养干部应当有计划进行，法律系可以负担起这一工作，审判人员轮流训练提高业务。 　　（3）错案问题。有人满足于正确案件占90％以上，而忽视错案数字，这就是不对的，一个错案对当事人来说就是100％的错误，评价审判工作不能从全部案件的平均数来计算。”（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　朱华荣） 　　他污蔑我国法制不强，宪法几乎成为一纸空文，党中央不重视法制。 　　“（1）党中央和‘八大’号召加强法制，可是言行不一其原因在于中央，如宪法规定的立法权属于‘人大’可是后来‘常委会’也有了立法权。例如：新疆省建制的撤销未经‘人大’讨论由常委会决定了。国务院不按选举法办事，选举法规定三十天前公布选民名单，但国务院规定二十天内搞完。 　　（3）又如我们这次实习中有一案件，法院本不拟受理，但市委五人小组有处理意见，于是就按市委的意见来受理了，——可以不根据法律办事。 　　（4）有次科学小组听王作富老师传达高院‘55年至56年度复查案件’的报告中有：毛主席说，‘依法办事，但不要束手束脚’，这我不理解，好象法律可以灵活运用，随便一些，这样很难让老百姓遵守法律，故中央对法制不够重视，聂副校长说：‘宪法可以灵活运用’事实是这样。”（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张殿鸣的材料） 　　“我国目前在省以上机关有法制，而在县以下的基层单位可以说没有法制”。“在基层干部中没有什么法制观念，常常有侮辱人格、侵犯人身的事情。因而我国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范喜谦） 　　“我国法制不健全，给三害造成了条件，宪法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但五五年肃反却发生了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如私拆信件，以肃反为名干预人民的言论和通讯、行动自由。在农村也有错误判刑，监禁的。错了怎么办呢？没有正确处理。建议人代会通过人权法，干部侵犯人权一律撤职、降级，建立法制使党员的行为有一些约束……对共产党人多一些约束，群众就需多一些自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