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派主义的种种”

　　<武汉大学、程千帆>

## （节录）

　　整风运动是否深透，第一要看党员是否能起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往往有这种情况：党内原是有争论的，到运动来时，就团结一致对外，反而为官僚主义者辩护，上海有些学校教员在一起谈话时，听说党委书记来了就说红开了，不吭声，这就是宗派主义的结果。第二要看低级人员是否敢起来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在武大教员中，有一种是大喊大叫的，有一种是以沉默代替抗议的，另一种是问多少说多少。这一次，应当都发动起来，学校有个总务长，是党员，他的爱人的薪水提高得不合理，有人反对，在肃反时，就说他反对总务长的爱人，就是反对党，对许多事，比较低级人员敢怒而不敢言。

　　党群矛盾的几个基本原因，是很多非党知识分子还拖着资产般小资产般的尾巴，一下难以去掉，而在运动中党员性急，在他们是恨铁不成钢。然而群众思想确实一时扭不过来，这中间往往发生矛盾。1952年武大思想改造时，徐懋庸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决不意会着一个月内不能提高一大步。”我就因为两星期内不能提高一大步，把我们撤职了，其次，党群之间彼此不了解，党员功臣自居，自高自大，几个月前听说农学院一位教授讲了摩尔根学说，被责令检讨，检讨如果通不过就不许讲课了。有的老教授迟到五分钟也要通报。解放后，党员有些特权。听说××同志原在省委有多吃点肉的特权，到武大任党委书记后，自动放弃了这个特权，大家很欢迎。这种特权不仅对于干部不利，而且对青年思想也产生毒害，我有一次在德明饭店招待外宾，进房间去休息，卫生员说：“今天是首长的孩子在洗澡，你过一下”，我只有在会客室等待，我还亲耳听到某部长一个九岁的孩子说：“××电影只有我们能看。”把孩子养成了一个小贵族，党员都应该象刘真同志那样以身作则，许多矛盾就易解决。

　　再谈谈政治上人为的不平等待遇问题。当时，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党内外是可以有区别的，群众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应当知道党内一切问题。但有些事不仅不合理，也不策略，不聪明，如传达一个报告，传达的内容完全一样，却要分党内党外两次传达，又如我校选助教，选留学生，差不多是党团员包干，群众连5％也没有，是不是说群众的政治水平都很低，低到连当助教，当留学生都不行呢？其实过去所选的留学生和助教，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往往倒是很差的。在一点上，至少不是大公无私的，最近已有人提出留学生公开考试。

　　有人说，斯大林也这样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反过来说群众就是普通材料制成的罗！当然党员是无产阶级中先进分子，但也不能说个个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大多数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还差不多。反过来看，群众水平一般低于党员，但也不能说，不是党员的人，就没有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如高尔基、鲁迅、郭沫若，他们都不是党员，但都是轰动的革命作家。再一种是所谓“红色专家”，“红色”这个概念毕然不是一个美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红色专家也就有白色专家，这象什么话，我认为这种说法有排他性。

　　……

　　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我建议：一、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经验总结一下，总结出一些规律。我认为改造知识分子，用粗暴的那一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952年把我整了一下，整得我抬不起头来，只问业务不问政治，对我来说结果并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加强，而是资产阶级思想加强了。可以总结一下大学校长、院长对待知识分子有哪些成功的地方，在我看来，中山大学的校长冯乃超同志的办法是成功的，徐懋庸的办法是不成功的。二、党应该研究知识分子的思想规律，掌握住这个思想规律，对他们思想改造就容易了。如清高、好发议论，都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搞古典文学的喜欢尊师重道，正因为如此，在运动中叫学生骂老师，我们受不了折磨；再一种是爱面子，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们要求党内同志对待我们，象对待党员一样细致。(5月10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