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言论——挑拨党群关系

　　<云南、苗仲华、秦瓒、杨家杰、汤侠生、于家乐、李凤桐、魏丕栋、蔡恒德、李广平、王相骝、周枕云>

　　苗仲华(昆明工学院教授、机械系系主任)

　　寸树声的文章说知识分子与党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不同意，我看是越来越远。现在知识分子仍然是不敢说话，你想想我们这些人是被抓着小辫子干活。别人在马上，我们在马下，那个不怕再被抓到小辫子。思想改造，肃反时历史小辫子被人家抓住了，只有是说话给你们干。知识分子今天是够好了，连麻将都没人敢打了，大家说的都是工作。但积极性不高，因为是让别人抓着小辫子干活。

　　秦瓒(云南大学教授、九三学社昆明分会筹委会主任委员)

　　党群之间造成“墙”和“沟”，是与人事制度有关系的。人事制度都是由党员来掌握，人事大权完全由党来控制包办。这座“墙”和这条“沟”不但今天消灭不了，就是将来也消灭不了。

　　杨家杰(云南省参事室参事)

　　为什么党与非党人士之间存在莫测深渊的鸿沟？这不是个别党员不懂政策，有偏差的问题，而是党对非党人士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根本态度和根本政策的问题。非党人士好像二婚媳妇，虽然有心作嫁，而党把他们看作是臭东西，这怎能不有鸿沟？

　　汤侠生

　　党的铁的纪律铁到什么程度，我有怀疑，党里是否有循私循情的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次整风好好检查一下铁的纪律。

　　目前国家正在逐步消灭阶级，但新的阶级界限也逐步形成。社会上就有“高官显贵”和“孑遗小民”之分。

　　于家乐(昆明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

　　有一句话说工人阶级只有在所有被压迫阶级解放之后才能获得解放，现在大概是工人阶级先解放了，这个工人二字要加上引号。

　　李凤桐(云南省财政干部学校总务科科长)

　　去年进入社会主义，旧的阶级是打倒了，但新的阶级又产生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党内和党外在生活上政治上所受到的待遇不一样，非党干部10年20年还是这样，党员随时可以提拔，把非党干部看成牛马不如，在无形中好像产生了新的阶级，非党员无党无派就好像是被统治的阶级一样。过去我谈阶级消灭不了，已经吃了亏，今天又在谈阶级，不过已经有了赖“付”经理的不打击，不报复的保障。

　　魏丕栋

　　通过几个运动也把墙沟加宽加厚了一些。云大教师到开远参加土改，那是党拿知识分子作弄。思想改造不仅不能解决思想，反而增加些思想包袱。肃反，是青年教师搞老教师，老教师就是肃反的对象，这些都造成了党与非党的墙与沟。

　　蔡恒德

　　鸿沟、高墙也是不老实造成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令人口服心服的，但有的党员或先进人物偏偏强调不多收不少收，这话谁也不想听，这句话就说明他们不老实。定息拿到了，大家都很感激，但右手迎过来，左手又要买公债，定息有时还不够买。在副食品供应上，大家知道生产力不能满足需要，忍受一下都是心甘情愿的，但偏要强调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我看不尽然，难道我不是群众吗？这就造成了沟墙。

　　李广平

　　现在虽然提出跟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结果民主党派不过得一点“残羹冷炙”而已。龚仲钧当副省长都不过是聋子的耳朵，其他什么代表、委员、厅长、局长那更不问可知了。

　　王相骝

　　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最多的是生活方面。领导的生活待遇高，基层就一般化、困难，这种悬殊造成了不同等级的生活，因此，任何领导说大道理，吃饭还是成问题，盖了许多房子没有消灭贫困，等级依然存在。

　　周枕云 (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

　　现在不是士大夫时代，而是别的天下。党员是孔雀东南飞一剧中的老婆婆，团员是小姑娘，群众是儿子媳妇，毛主席不是不能唱红娘，而是要唱三堂会审。市委召开的座谈会是三堂会审，既是党行使政策，政府机关非党人员就感到无权可施了。

　　（来源：《社会主义辩论集之二  毒草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10月版，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