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南开大学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

　　<南开大学教授、傅筑夫>

## [傅筑夫：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教授]

　　由于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座谈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说一下我对南大党群关系的意见，总的说，我对南大党的领导没有意见，个别来说，我对刘副校长没有意见，我觉得他是辛辛苦苦要把学校办好的，对前党委书记王金鼎同志，我十分钦佩，我和他有过不断的接触，也向他提过有关改进学校工作若干意见，对系委谷书堂同志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学生，就连接触不多的王震宇同志，偶尔碰面，他给人以亲切之感，所以就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群众，我与党委领导之间没有墙也没有沟，其次关于体制问题，我不赞成取消党委制，党不应该对大学教育放弃社会主义的领导，我更不赞成恢复过去清华式的教授治校制，因为实际上那是把头治校，同样我也不赞成在整风运动之后造成另一偏差，即唯老是尊，把学校变成养老院，问题是应当对老年、中年和青年教师的意见都要信任，都要尊重，因为时间关系，对于这些意见所持的理由不作申述。

　　现在简单谈一下我对经济系主要矛盾的看法，由于了解的情况不多，提出的意见可能是很片面，甚至错误的，但党在号召我们帮助党整风，整风本是党内的事，所以要号召我们帮助，一方面说明党是大公无私，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专业，群众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会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作用，怕错误而不提意见，实际上是对党不信任的表现，是对不起党的事业的。因此，即使完全是个人看法，也应当谈出，供党作改进工作时的参考。

　　南开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在国际和国内都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直到现在还不断有国际友人垂询研究所的情形，但是这个本已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所和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经济系，一个是完全死亡，一个是不死不活，这种情况，不仅校内人为之痛心，许多兄弟学校和经济学界的人也为之惋惜。今天是党要根治这种病状，要挽救这个损失，我们就不能不找出矛盾的根源所在，不然就无法对症下药，结果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使病更加沉重。

　　经济系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来，好象都是季陶达先生负责，因为他是系主任，但他自称是棋子，听说最近他已否认，不过事实上他的作用似乎不超过棋子，系主任是棋子，那么，他的背后必然有下棋的手，下棋的人是谁？最初有些迹象，好象要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作过系秘书的谷书堂同志身上，但是有好些步棋，不但布局大，手法巧，而且对于党的威信和事业都有很大的损害的，谷书堂同志不能也不敢下这样的棋，同样也不是其他系党委同志所能下的。

　　最近校内和校外有不少同志在分析经济系的主要矛盾时指出副教务长滕维藻同志，是这些矛盾的根源所有，特别是在北京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有很多同志以具体事实来说明他的种种作风对党的威信造成了严重损害，其中有很多事情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我在南大的时间不为不久，平时也深知经济系有些问题，但却从不去作进一步地追究，而却采取了不正确的高高挂起，采取了躲避的态度，只要事不干己，便躲进书房不问外事，甚至躲到北京，求“眼不见，心不烦”，故对滕维藻同志的一切所知很少；其次，又因为我一向和滕维藻同志没有恶感——这不是指见面的客气，而是我认为他很聪明，业务好，在最初筹备恢复研究所时，我还向负责同志推荐他作研究所所长，虽然那时我已听到了一些有关他的作风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认为他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懂得如何作科学研究，他是比较合适的人，但是现在党要整风，那就不能不本着“爱朋友也受真理”，本着党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简单提出下述三点，供党和滕维藻同志本人作检查时的参考，并且由于所举的事实有不少都是最近才听到，可能是不详不尽，其中有涉及到在座诸位，希望及时补充或纠正，更需要声明的是，以下所说虽有些是得之传闻，但说这些话的人都表示完全负责，都望党去调查。

## （一）制造集团

　　党群问有宗派主义象大家所谈的“沟”和“墙”等等，当然是不好的，然而却是自然的，是由许多原因所造成隔膜自然形成的，相信经过整风，也能自然地克服，因为那不是任何人故意造成的，但是滕维藻的集团则是有计划造成的，他们有核心，有外围，有追随者，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小集团（实际上是大集团）过去我也听到，但内容不详，最近在北京一个座谈会上听到好几个同志谈论“滕氏四杰”的情形，又有所谓“滕维藻路线”并且这是“四杰”之一亲自对一个人讲的（希望党去调查）据说他们有划定的一条线，线以上的人要打，线以下的人要拉，不受拉的仍然打（如徐璇），凡是能爬上这条线的，可以加薪，可以晋级，也可以连升三级，一个接近他的讲师，不到两年便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连其本人都感到不安，这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据说在思想改造时，滕维藻同志把一个历史上有重大污点，解放后又“五毒”俱全的人当作典型，当众宣称，要大家向他学习，我自己没有参加那一阶段的思想改造，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希望党调查一下，那个当作大家学习榜样的典型，究竟是个什么人？向他学习什么？

## （二）大规模排斥异己

　　滕维藻同志过去是财经教授中唯一的一个党员，又是副教务长，主管财经各系，有关经济系的一切重大决定，他不能推卸责任，事实上许多大棋，我怀疑只有他才能下，而所下的那些棋，又都是以各种方法，在对一些人进行排斥，例如财经研究室的成立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典型，把十几位教师从经济系排除出来，究竟动机何在？以研究为名另立机构，难道经济系不作研究？不能研究？既另立研究机构，何以又不闻不问，从来不作研究？叫财经研究室的先生们去搬书，抄卡片，剪报纸，也未尝不可，不过学校请来教授，就叫他们发挥这样一点作用？而且有几位本来是在教课，却是被停止了授课之后而骗入财经研究室的，这争夺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力量在播弄？夺取黄公度先生的课是另一典型。黄先生教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听说有一次滕维藻对黄说你教课是誉满京津，这个突然的夸奖使黄为之惴惴不安，果然不及即由季陶达主任当面质问黄教书好的原因是什么？以后便经过多种布置和安排，停止了黄的授课。过去我一直以为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件怪事，教学好要受惩罚，但最近又听到类似的事还有很多，而且取而代之的都与滕维藻同志有关，这样就很难把这些事都解释成偶然了。

## （三）利用运动，进行打击：三反、思想改造等运动都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党是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是对群众的一种教育，绝没有意思要给任何人以打击，党更时时刻刻在严防偏差。在运动中群众不掌握材料，大胆怀疑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而领导运动和了解情况的人都不可以欺骗群众，更不可以利用运动作为排斥异己的工具。滕维藻同志为了打垮经济研究所（有人说最初他要向研究所安置他自己的人，此点希望党彻查）便利用三反对鲍觉民、杨学通两同志进行打击，说他们联合或知情盗卖十几万册图书，其实全部所有不过六七万册，滕本人是研究所毕业学生，长期与那些书发生关系，知之甚详，起码自己读过，用过的书知之更详，丢掉没有，一查而知，然而他不这样做，并且还欺骗一位先生说，他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叫那位先生去劝鲍先生招认，进行这样欺骗的目的是什么？管理图书的郑钟堃自杀了，爱人也疯了，郑钟堃到底有没有罪。他的自杀是畏罪？还是畏别的什么？这一件事，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有好多同志提出，希望党调查。

　　根据我所听到的一切情况，我觉得这些事实对于党的威信和事业都有严重的损害，特别是身为党员，而与一些非党人制造宗派，形成大规模的集团，使“四杰”之名传遍京津，实为党纪所不许，希望党尤其是滕维藻同志本人要深入检查。

　　总之，我认为经济系的主要矛盾，绝不是党群关系的不正常，而完全是由于一个人的作风问题所造成，正由于这仅是个人作风问题，却又并不难把造成的损害加以纠正挽救。

　　来源：《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辑(第二集)》(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组，19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