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院党委召集的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华中师范学院、韦卓民>

## （按：韦卓民系华中师范学院教授，这个材料选自华中师范学院7月13日“学习快报”）

　　我认为运动边放边改挖掘根源不够，建议座谈会从挖掘根源找出因果来谈，才有助于党整风。

　　高先生的发言我认为还只是增加了一些现象没有找到根源。

　　陈宣同志原是有病的人，我很同情他，据高先生所说，陈宣同志是宗派主义的牺牲者，我在汉口开了两天会，回家后看院刊（“学习快报”）才知陈宣先生逝世消息，我很有感慨，一个身体有病的血压高的、能力不大强的、但是好好的人，被宗派主义牺牲了，很可惜。

　　三大主义的根就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什么呢？我想进一步追根。它表现在不信任某些人，而信任另一些人，因此就形成宗派主义、形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我认为主观主义是三大主义最危害的是主因。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不从实际出发，1951年7月16日华大改制那时，×××同志把中原大学过来的×××等同志的情况，都替我作了介绍，与我说了很多知心话。但我不是搞教育行政的，坚决和×部长讲，我最好不继续任校长。×部长到北京去，我要求辞职。×部长说到北京开会后再讲，×部长回来后，说中央已确定了。我说为什么不把我的意思反映到中央。×部长说为什么依你不依我呢？那就只好服从组织。后我的确当了傀儡校长一年，傀儡到什么程度呢？×××任秘书并不甚称职，我也看出他太不行，总是事情办好后送来我签字，我想为什么办好了还要我签字呢？后来我干脆把私章交给×××去办，这是我认识宗派主义的起头。

　　思想改造是培养某些人来搞某些人的，当时说“韦卓民无动于衷”，的确我的思想改造不是通过运动，而是通过祖国的建设蓬勃发展，才有成绩的。我分析这次运动，使我感到领导上官僚主义是肯定的，宗派主义是不可讳言的，这都是从主观主义来的。1949年武汉解放，我们住在蒋管区都是被解放的，不是革命的；南下的同志是革命的，而我是住在蒋管区又在教会学校工作，就硬说我与反动派有联系，到底我是不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呢？解放区来的同志们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子我觉得要有一个“新”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样歌子鼓励了一些人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真是功臣还可以，但有些是解放前后才参加革命的，难道他们也是功臣吗？以打游击的一套法宝来办教育办技术。是不是骄傲自满呢？我看了几年了，但不敢讲。五六十年我都是在学校。我是在学校中成长的，到工厂我看不出什么，但在学校，只要呆半天，就能看出问题。思想改造后，我是一脚被踢开的。两三年来，我从宿舍到校大门都是走大路，不敢走办公厅的小路。为什么呢？瓜田李下、各避嫌疑。思想改造后不久，我母亲病故，我未奔丧，因为我家在中山县，是边防区，我自避嫌疑，不敢回去。1953年7月初，我与郭主任说，希望回家一次。郭主任说：“你应该回去当时就应当回去的。”但当时我怕党不了解我，不敢回去，不是心虚而是不知道党相不相信我。

　　我不是研究教育行政的，对学校行政并无兴趣，不任校长，我更能安心，只希望党为我作出结论。我是相信党的，但不知党对我还是否怀疑。1953年总路线学习，因为我感激×××同志，思想改造时他告诉我，叫我只说帝国主义思想，其他都不要说，过去我无愧于己，解放学习后我觉得有愧于人民，并无其他，于是就大胆说了对领导一些鸡毛蒜皮的意见。因之肃反中又说我不靠近党，与党有距离。我是有所不为的人，不是无所不为的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怎样靠拢党？“靠拢”对我说就是巴结，我们知识分子是不干的，应该说是相信党、尊重党、不怀疑党。而肃反借故整人，我肯定肃反有成绩，不同意某些人的说法，说肃反没有成绩，我们全国肃反肯定了98％以上是好人，成绩是了不起的，但成绩不是我们肃反办公室搞的，偏差才是肃反办公室搞出来的。说到工资改革，有人问我满不满意，我们的二等学校至多的有二级教授，我没有什么不满意，一个人实在是几级教授乃是客观存在，别人给我那级，是意识形态，级别高低我何必管？

　　我问×××同志为什么肃反中，搞我？她说：“你不是对象与×先生一样是思想批判。”我问×××同志“李××是不是对象？”她说：“是的。”我说为什么对我的形式又与她一样呢？她答不出来。我问她：谁指示你要这样搞？她说：“是我搞的。”我说包下来不行！是思想批判为什么批判到一家人，使我十六天不能出门，保姆出门也要搜查，我一个亲戚从上海回来都要追问？

　　我不怕唯物，只怕辩证，因为情况全变。

　　党群之间的鸿沟是由革命先进和革命后进之间划出来的，从逻辑上讲也是马列主义。我承认有些旧知识分子是反动的，但也有共产党员是反共的——如高、饶。因此不能把党与非党作为划先进与落后的界线。思想改造后已五年了，肃反已两年了，不能总把我们看成落后。

　　现在超政治不好，过去不革命，只能超政治，这是洁身自好，而一些人不了解当时情况，把过去的超政治搞得很厉害，这说明马列主义水平太低，连A、B、C也不懂，不是主观主义是什么？

　　几年来把学校当军队办，今天开会、明天开会，都是几个人，甚至参观、旅行也是这一组，学院千把教工，而我们互不认识，肃反后连过去认识的也不敢接近，因为不知道谁是不是反革命，马克思主义谈普遍联系、谈团结，结果变得个别孤立。过去一个阶段犹可言，但经过肃反后是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却没有看出新的措施。学院党和我们都赶不上时代，我们应通过这次运动，天翻地覆地翻出学院存在的问题，帮助党整风，好来大家一起赶上时代。

　　这个运动，依我看有三个阶段：第一，是找材料，摆情况。第二，是分析追根。第三，是坐下来大家清除根源，使党能领导学院健康地前进。三个阶段应该是互相联系的。照我看第二个阶段未搞好，要挖根。例如我认为宗派不是中原与非中原之分，而是以中原为骨干形成的一个宗派集团，这个根源要党在整风中才能真正的搞出来。运动中教育系现在还未动，而宗派最厉害。×××是靠近小核心最近的一个，1953—1955年每个老教师都有个青年教师跟着。黄溥先生教了几十年书，我不敢承认也不能承认？黄溥先生会比青年教师×××差，为什么要×××来领导黄溥先生的教学呢？青年教师说：你们懂的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思想改造中说的，过去的东西我都丢得了，就是有些东西不能丢的，一是宗教信仰，谁也不能摸我的，二是外国语，要我忘了也忘不了。现在又有用起来了。但，问题好象总是弄不清，是什么问题呢？材料还未归拢吗？整个材料都能搬出来，就能帮我作个结论，现在我是安心的，因为问题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老教授现在教课很难，动不动说有反动的思想，否则说政治性不强，因此老教师讲课不敢自由发挥，讲课干巴巴的，不敢多讲话。政治性不强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次揭发出来的党的领导有些地方政治性也不强啦。

　　外行人办学校是不行的，学校作军队办。只谈口号，不讲本质，例如“全面发展”怎样理解呢？宗派的鸿沟划得这样深，把学校搞得这个样子，太可惜！

　　旧社会里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无所不为，一种人是有所不为；我是有所不为的人，天天汇报的是无所不为的人。

　　我所讲的话是代表一般知识分子的，但党不了解，不具体分析知识分子，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知识分子，光为他们戴顶帽子，学院的许多老知识分子就不能开课，积极性不能发挥，对教育事业是损害很可惜！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原题为：“ 在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会召集的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