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总政治部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 　　<总政治部、黄源洛> 　　我是承认党能领导科学的，更承认党能领导文化艺术，因为文化艺术属於政治工作部门，我们党的政治是先进的，我丝毫不怀疑。 　　我要指出的缺点，是执行方针政策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人和具体事实。 　　×　　×　　×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没有五四运动，恐怕就没有在座的首先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家，没有新音乐工作者，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男的传播，中国的社会进步，还不知要推迟若干年。在文化方面，五四运动敞开了向西洋学术研究的大门，严厉批判了封建落后文化。这时候，文化方面还只能推动到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方面，1942年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是经过革命实践，把五四运动的文艺方针进一步的确定，推动到基层群众，就是工农兵方向。毛主席明确指出：一手伸向古代（民间）一手伸向西洋，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这些都是极为正确的论点，既批判了过去，也指出了未来。延安整风批判了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不能联系群众，盲目崇拜西洋，也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入城以来，有不少老干部从经验出发，机械的解释工农兵方向，不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事物，看不见国家文化建设前途的远景，片面的解释毛主席文艺方针，用教条主义方法去解释文艺方针，不学习，闭眼不看现实，於是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正确的措施（别的我不能谈，只谈音乐方面的个人看法）。除了方针的解释歪曲，还有人事上的问题，那就是“护短”所造成的不利的宗派主义因素。 　　先进音乐艺术应该是什么呢？我以为应该是： 　　民族形式——经过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创造加工——民族形式（相当於团结、改造、团结的公式） 　　第一个民族形式是源泉，是基础，不是目的，这是新文化运动早已明确的东西。可是我们有些文化部门领导怎样认识的呢？第一个民族形式就是第二个民族形式，否认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创造加工这一工作的必要性，过分强调人民习惯，硬搬柏林斯基的话，就是：“要改变人民的习惯，等於把他捆起来用鞭子抽他，赶着他走”。完全忘记了我们文化还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落后的方面，也忘记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 　　在今天来说，因为几千年封建社会，人民文化没有得到发扬，发扬民间音乐，发掘古代音乐遗产是一件重要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吸收世界音乐的理论技术，两者可以成为不同的花，在我们广大的土地上开放。但，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最终的培养对象，那正是我们伸出的两只手，要从他们那里拿来东西，吃到肚子里消化过来，从现实生活出发，吐出我们更新鲜的花朵来，这朵花现在还在最初的培养阶段。 　　我不否认在过去学校中学过来的音乐专业工作者有崇拜西洋的倾向，他们也有不少是根本瞧不起民族音乐的，他们更不懂什么叫工农兵。但是，今天每一个专业都有高度技术水平的要求，不可能过於强求十全，应看到他们的专业对建设民族音乐文化前途的有益和积极一面。但，这样的人，基本上只是在学习音乐技术中比较如此。学习音乐理论创作的人，是多少受过五四思想指导的，同毛主席文艺方针并不是有多少距离的。学习西洋理论技术，是为了建设民族音乐，是大家一致的看法。过去做的成绩不多，有条件限制，也是客观存在的。 　　我所说“护短”所造成的宗派主义，那就是因为过去在解放区学习条件不好，但又培养出了一批干普及工作的干部，很多人还缺乏现代音乐技术水平，而今天又要放到许多领导工作上。上层领导把住关口，不叫他们学习，并认为学习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就会犯“洋教条”。“洋教条”和“资产阶级思想”一生联系，就堵起了音乐界中一道墙。 　　他们说：“进城以来我们音乐界的斗争对象就是洋教条”“入城以来，我们面临着提高问题，怎样提高呢？首先要防止向洋教条投降”。 　　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分析过什么“教条”两个字没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我不能全举）。比如： 　　1．把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封锁起来（有的执行不久解封了，有的还没来得及封，看到封不成，没有封）。 　　2．土嗓子洋嗓子对立（如派到音乐学院学习的同志认为学坏了——洋了，要调回）。 　　3．不许象“白毛女”这样借鉴了若干西洋形式的新歌剧形式再发展下去（这样造成艺术为广大群众服务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4．展开对贺绿汀的思想批判（这运动没有更大展开——我不是说贺绿汀完全没缺点）想借此教育全体工作者。 　　5．在部队中搞到最高阶段就是去年音乐周前后部长对李凌、程云的交锋，部队内部开了一个不小的座谈会，好象要大家“统一认识”，动员大家，好开兵团围剿李凌、程云。 　　我对待这类问题的看法，认为我们的领导是有点错误的，有些幼稚的。他不了解音乐艺术的特性，现代音乐艺术的科学基础（欧洲音乐的蓬勃发展是伴随着自然科学——从平均率的运用、乐器制造的改进而发展的，记谙法的高度成就，和声对位法的高度成就，配器学，曲体学的高度成就和总结发展的）科学的音乐理论和纯民间音乐是有一些矛盾的，矛盾也是可以尽量减少而逐步解决的（已有俄罗斯及许多先进的各国民族音乐家有克服这些矛盾的经验）。所以在那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认为我们不应该有保守思想，保守既和五四的精神违背，也与毛主席文艺方针背道而驰。“中西混杂”“不中不西”是过渡，是因为创作水平不高，创作性不强，可以批评，但基本上还是鼓励诱导的而不是打击的方法，或甚至当作不良倾向来大举进攻。 　　不良倾向只有反对抄袭，反对无目的搬教条……，反对创作中不以民族为基础，全盘西北。 　　可是，从当场发言的除陈沂部长外，陈其通、鲁勒、董小吾等位同志都是异口同声的论调，并对持异议的晨耕、巩志伟同志批评，我感到我们领导，至少对音乐艺术的领导工作是做的不够正确的。 　　什么叫“洋就洋到底”的论调，不久前我还听说过，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土就土到底”了？这两方面把他绝对化起来，是我们新的音乐工作者所不能同意的，也是行不通的（比如实验歌剧院分成洋、土两院后，后者就不同意用纯碎国乐队伴奏）。 　　因为领导同志有绝对化的思想——我们要搞民族的（就是第一个民族的），使我所见到的几年来，辛辛苦苦练习小提琴和其他管弦乐队的同志们经常挨骂挨整，业务进度，经常在停止状态中。 　　但因为事实上又不可能不用（不用时一个晚会就搞不起来），就这么矛盾（学洋乐器，学科学发声法，用现代理论创作作品的，既辛苦又挨骂，但自己确是舍不能丢，就这么矛盾过日子。） 　　领导方面不研究艺术的特性，不着边际的批评，难道任何一个青年人都不爱自己民族吗？难道这仅仅是思想问题，这里面，就完全没有先进落后的因素吗？我觉得要考虑。 　　说到这里，也许同志们认为我是反对民族艺术，没有群众观点，我认为不是。 　　艺术应该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但一个唯物主义者是能认清先进落后的，只有在民族风格与先进技术结合之下产生新的艺术，才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在这同时，提倡民间音乐，发掘古代遗产，介绍西洋音乐以刺激民族音乐向前发展，一个长时间这样的三朵花是同时要好好让他开放的。今日最弱的一朵花，也是未来会开得灿烂的一朵花是什么？应该看得出来，这一点看不出来，就是盲目。 　　习惯不是不可以改的，中国以前没有合唱，现在合唱可以听了。知识分子有很多爱交响乐，爱看“茶花女”了，这不要当做坏的倾向，是好的倾向。他们懂得一点交响乐和歌剧，不久就会要求中国作家写出好的、民族魄气的交响乐、歌剧来。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说，中国有了自己的交响乐和现代歌剧，中国人就变成外国人了吗？ 　　音乐的民族风格问题，我以为只有音乐界内部展开批评，就音乐的具体作品分析点滴和作曲家自觉的学习点滴、逐步解决不能用行政领导生硬的规定和批评解决。因为你假如不理解音乐本身的问题，不理解现代音乐理论与民间自然形态的先天矛盾，你说的就经常是一般不关痛痒的或不着边际的问题，这样你的批评就没有说服力，你的规定，就造成音乐工作者的不满，产生消极因素，就是妨阻创作的繁荣和民族音乐向前发展。因为他如果生硬照你的意图写作，不通过他自己的消化，就只能写出公式化一般化的东西，忽视了创作是“个人精神劳动”的艺术创作特点是不能产生真正艺术作品的。 　　我觉得对待艺术创作除了创作者本身是反革命分子，有政治上的意图，一般在批评工作上，首先应该尊重的就是创作劳动。目前音乐创作中专业创作与一般业余创作（指有些用几个亚刺伯数字写曲调的）是有相当大的劳动程度之差的（相对的比例），恐怕未引起注意（指出作和声复调和配器，及其中创作成份）。 　　对待劳动，尤其是较多的劳动成品，就更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因为一件也许是几个月、也许要一年或数年才能写出来）。应该首先肯定他积极的一面，和已经取得的成果，我觉得任何艺术作品（包括名家的名作）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的，如果不首先肯定积极的成果一面，首先夸大缺点，就会使祖国艺术文化的财富受损失，就会妨阻作家的积极性，就是阻碍祖国文化建设的发展。 　　对待普及与提高问题，今日音乐工作者都是专业了，能阻止他们要求提高的愿望吗？如何解决这问题？是开倒车的做法就不要做，要他们在具体工作中不脱离群众欣赏水平是对的，说明越是技术高，修养高，就越能深入浅出，受群众欢迎（学毛主席讲话吧，那是能深入浅出）。为了群众习惯，也可以迁就一下群众，是一个从事党的宣传员应做的工作，这就不是可以解决吗？ 　　这里，我更不是说不要加强对民族民间学习，这也是长期的，民族音乐要学习并从他的原有基础上逐步改造还是今日音乐工作者巨大的责任（但不是没学好、没学通就改，不是改得一点民族特点没有去改，而是在如何保存民族特点的基础上逐步点滴的改）。 　　民族音乐语言要学，这是音乐的基础，民族曲体也要好好研究，民族音阶调式是科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必须提倡鼓励大家作各种的尝试（今天领导恰好是反对这种尝试）。 　　一方面是继承，一方面是发展，两者不矛盾，绝不是学了西洋理论技术就对民族音乐没有好处，应该认识清楚。 　　我认为领导上对音乐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来源就是硬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那一套来对待今日的音乐文化建设。具体说，把音乐的群众性认为只有群众歌曲才是唯一的，表现群众的生活斗争的大型作品就不是，表现民族伟大气魄的也不是，历史的，神话传说的都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器乐曲认为没有内容，不能产生积极效果……形成部队音乐工作的贫乏、公式化、一般化。一方面他也反对这些，一方面脑子里又存在这些、偏袒这些（群众歌曲指的或有或无的那些公式的群众歌曲，3＋3＋4或4＋3＋3——数字内容就是民歌、聂耳和进行曲）。又认为只有老区来的会写得出群众歌曲，不重视现代音乐的技术性，排斥有一点现代技术水平的和全国解放以后的新同志，予以种种非难，就产生了宗派主义。看不出他们交流合作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强调隔离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今天对待民族音乐文化建设的方向我感到中央文化部也并不太明确，所以我的意见也希望转到中央文化部去。不过，过去部队是更不明确的，因此造成内部学习与提高的混乱现象（文工团同志普遍感到部队不如地方提高的快，甚至目前就已远远落在后边），提高慢，使工作受一定损失。在另一方面，也许有人觉得加强了民族民间学习有好处，我觉得好处是有的，但抵不上损失之大。因为不这样作，在文艺团体内也是非要民族乐队不可的，有一点新音乐知识的人是不会这样满足的。学习国乐到一定水平，他们也有迫切要求改革，保守是走不通的（如中央电台民族乐团就是这样的，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也有像“唢呐协奏曲”这样的节目演出）。 　　作为一个普通欣赏者，你爱什么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领导文化专业的人，就不能对前途茫无所知。在中国历史上是士大夫占住了乐坛，使音乐不能进步。今天音乐艺术的领导若仍在外行手里，我觉得大有问题。因为今天世界先进的音乐伴随科学发展，技术性加强了，和自然形态的原始音乐有千万里的距离。而我们有人想用深沟高叠来抗拒他是不可能的。 　　现代化的民族音乐必然建设起来，阻拦者只是在这一进程中起一点推迟作用，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　　×　　× 　　从领导上这样的认识方法反映到文工团和我个人方面来是什么呢？ 　　（一）我认为几年来文工团的同志在提高方面是大有影响的，“有现成的教员不能学”是普遍感到的苦闷。群众提意见无数，年轻党员提意见更挨批评。有时候我们上级领导稍讲几句，下面跃跃欲试要学了，可是上级领导又来一次训斥又停下来。每次运动都要把这种学习做或大或小的重点。可是任凭怎样批评，怎样做重点也没有人心服，检讨一顿，翻过来照旧。因为今天任何文化先进的国家，都没有这种不扶植现代音乐现代民族音乐的情况。接触过音乐专业的人，都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学，将来怎么办和民族音乐前途怎样发展。就是我们领导不懂，生搬教条，生搬游击战争时的经验。这样团内创作水平是提不高的，我的工作，只限於以前学校时助教讲师所作的工作（教教音乐基本课），不能进一步把同志们通过和声学、对位法的现代理论基础，发展到研究民族音乐理想的道理上去。七年多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成绩，我没有尽到我认为应尽的责任，没培养出人材，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谈到我自己，我认为领导上还是很重视培养的，就是叫我下部队，下渔村，学习民间。但是，对我的创作是不重视的，是压制的（也就是生硬的强调改造，企图改造成写出那么一样的东西）。要不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实行，我是快变成不能复苏的枯草了。举出具体的事例吧！ 　　我在1954年1月写的故事大合唱“鲁班”（现在经常在电台广播，音乐出版社不久将出版）拿出来没有人重视，去年音乐周部队节目前面两次审查通过，第三次部长来了，认为“歌调很好，音乐乱七八糟”就去掉了。我当时发急，就向音乐周办公室去信，结果，大概为了“政策”，给演出了一场。这个作品外面反映究竟如何呢？一般认为音乐有民族风格，写出了祖国海洋的伟大，也发展了民族的说唱形式（我不是有任何自满情绪，只说自己东西好，这里面不是没有缺点，最近我还根据大家意见修改了一次）。另外呢，我写的“我曾战斗过的地方”（另外一首大合唱，现在也经常在广播）是希望为“八大”献礼的，音乐周前审查被刷了，冷冷清清。但这首歌各方面反映也是比较好的。 　　我在部队工作，部队不为我支持。我跑到音协、电台，我的同行支持我。所以我认为部队并不认我，领导上并不把我当一个好部下（今天说官僚主义者才喜欢唯唯喏喏的部下）。 　　对待专业作者的创作劳动不尊重，甚至不懂什么叫“专业创作”，不懂什么叫“创作劳动”，这样下去，是有点令人寒心的。 　　（部队是讲阶级服从的，上层领导不支持，下面领导是爱莫能助的，严重问题就在这里。我敢於向音乐周办公室提，是党的“百花齐放”鼓舞的，保证的。） 　　（二）早几天我看到晓河同志在解放军发表的文章，这一篇文章的意见对文工团同志来说还是相当得人心的。虽然，晓河同志站在总政文化部的工作岗位上提出这样的意见好象晚了一些，但今日提出也还是好的。可是，有一个问题，一个重要问题我要首先补充。那就是“创作机构问题”。创作是文艺工作的生命，上面要求各兵种艺术创作要有特点。但是到今天，编制上没有创作专业人员，没有创作机构。 　　总政不给各单位设创作机构与领导思想有直接的联系，首先认为下面没有创作人才，也没有打算培养这种人才，也不知道创作人才应该如何培养。但在另一方面，防止“洋教条”倒是防得似乎无微不至。我不管今天在座有没有不同意我的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非常不满，我自己要改造，要提高，就要从创作的实践与联系群众中改造提高。我学过一点专业，我要带徒弟，我要把我的理想一切都交出来。可是，过去并没有给这样的机会。 　　没有机构，团内创作（群众性业余创作）叫做“一阵风。”没有常设机构，理论水平就永远提不高。随着专业理论必修的钢琴没有人学，空口理论教不通。 　　创作机构，我到很多单位了解都是早已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存在，我认为那些单位领导还是比较英明的。可是，作为一个上层领导这个事儿都不知道，不了解，实在令人不可想象。那平日一再强调要创作，要特性的艺术作品，创作是文艺工作的生命指的对象是什么呢？难道是“一阵风”吗？是“业余”可以担负的吗？ 　　相当一个长的时期凡是想学习理论，想学习创作的同志作为“整”的对象。 　　学习创作和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变成了一个名词的两种说法，我觉得这就与领导对待创作，对待现代音乐理论的认识有关。 　　（三）反对“洋教条”的同时，自己却来一个大大的“洋教条”，硬搬苏联，“歌舞为主”。我不是说这几年歌舞没有成绩，而是歌舞为主的群众基础不够，实行过早，也实行过於普遍（把全军文工团都改成一模一样，对战士们所起的文艺工作者应担负的宣传教育作用相对的减色）。从这“歌舞为主”的方针执行开始，部队就反映“要看戏”，可是，一直执行下去。 　　其实就认为歌舞为主很好，也应该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团试办，多培养些人材，多创作些节目。可是，一下太广了，造成人力的大大不够，内容大大的贫乏。初解放时，群众对“白毛女”“刘胡兰”“兄妹开荒”的印象本来是很好的，为什么要割裂传统呢？正如前面说，怕犯“洋教条”怕老区同志要求向新区同志靠拢，沾上资产阶级思想，不相信新区知识分子。但提高又非提不可，於是请来苏联老大哥（红旗歌舞团）示范一下（当然红旗歌舞团来不仅是为了给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示范），就照式硬搬了（“要洋就洋到底”）。 　　象我个人对这问题当时怎样看呢？我认为“白毛女”的发展方向是对的（但不是没有技术上的缺点），我也愿意学习了“白毛女”的优良传统再去提高。可是方针突然变了，感到莫名其妙，唯一的感觉，就是“领导上不相信新解放区的人，洋土两个方向都走极端。要么向民间艺人学，要么向苏联学，有意把我们抛开，不承识这些旧知识分子、音乐工作者的积极一面，贬低他们在建设国家中应起的作用”造成的。 　　除了对待歌剧，同样对话剧在部队中也淘汰了。直接说清道理向战士作宣传的工具没有了，也造成莫大损失。 　　（对前面的问题，我在第二届文代会小组会发表过相当强烈的抗议、论调，因为来部队不久，我是旁听，虽然小组支持人多，那时也不可能产生效果）。 　　我认为今后文工团的建设与安排还不是自流的，还是要有计划的（“百花齐放”执行以来有自流倾向）但要慎密研究，上层领导尤其不能粗枝大叶，不然文工团的作用是有问题的。从今天角度上看，又来一个突然大拐弯也是不适宜的。 　　就从这一点来看，领导上既有土教条，又有洋教条。把住这两个，去反对“不中不西”“中西混杂”就是自然的了（从这一小点看，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就很明显的存在，我看一点不冤枉）。 　　以上谈的也许有人感到这都是文艺思想问题，文艺思想，领导上至少比你懂得多一些，也许正确一些吧。我以为，假如不懂社会变革，不懂发展规律，正确性就有问题，尤其这是文艺思想具体贯彻到音乐这一艺术的问题。我是音乐工作的实践者，我本身也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统一的因素存在，我也承认，我们的领导者可能对文学有些修养，还有的至少爱好。可是，没有看到他们拿对待文学的心情对待音乐，当然不能比哥德、果戈里、普希金、高尔基、更不象列宁那样爱好音乐、理解音乐。但他们欣赏音乐假如只能以欣赏相声、快书的心情（这里不是说相声、快书没有艺术价值，而是说在什么心情上对待）去欣赏，就形成对音乐艺术的粗暴，浅薄的看法。庸俗社会学笼罩着音乐的领空，音乐家的思维被禁锢着。功利主义不是要不得的，但音乐功利主义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 　　（在音乐方面的批评，过去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作着主流。就是一方面过分强调习惯性，认为习惯不能改；作曲家只能编曲，不能创作新声；现实主义与传统曲调混为一谈，满足於过去初步探索的成绩，不要求展开广阔的道路；在解释上，把现代音乐理论技术和资产阶级思想等同起来；把知识分子音乐工作者和几千年受封建压迫的民间音乐对立起来，否定知识分子的一切（包括音乐艺术欣赏趣味），看不到知识分子固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脱离群众的缺点，但主要还是积极的一面。他们对接受世界先进文化有比较广泛的眼界，在具体问题上，搬格林卡的名言：“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不过把他编成曲子而已”，拿来作为反对创作新声的口实。其实谈这话的人，根本一点不懂格林卡音乐，懂得的人，都知道格林卡并没有用现成的民间曲调进行创作。而是他在研究民间以后，经过自己消化创作出来的新曲调。创作技巧，也是吸取了现代音乐理论基础的，假如不如此，格林卡也决不会成为“现代俄罗斯音乐之父”。其他如肖邦、格里格……也莫不如此。讲这样话的人，洋洋自得，以为可以打击今日创作新声的人是毫无理由的，只是使人厌烦，使人发？——他内心深处，并不是为了维护民族音乐的健康发展，而是保守，落后，是一些少得可怜的现成音调曲牌在萦绕着他，叫他这么主观。 　　他不理解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所必须具备的时代精神，音乐在对现实事物的形象刻划的新生命必须维护，当时代精神与民族传统产生了矛盾的今日，怎样适当的对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矛盾。 　　我们毫无疑问的要采取一切进步的文化成果来丰富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民族的音乐文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自然主义的解释音乐。音乐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并不等於其一音符、某一乐句就必须指为其一自然界事物的刻划；把音乐庸俗化，阻障音乐的感情世界必需是浩翰无边的特点。 　　过分夸大语言的音调基础也形成片面“乐器特性”，首先就产生了歧异，弱化的语言，夸张的表现手法，音域的扩大，产生了“乐器性能和组合力量”，把器乐曲和歌曲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 　　庸俗社会学观点和教条主义结合起来，音乐空间在他们脑子里已经定型。“习惯”可以代替一切，新的生活和习惯对立，创作新声和习惯对立，世界知识宝库中的现代音乐理论艺术和习惯对立。在音乐园地中，强调分裂，不强调团结，“洋”“土”的绝对化（洋土在工作单位上分家本来是为了更好的培养百花，是正确的，但这样并不等於绝对化。没认清楚的人，便从中兴风作浪来分裂）。 　　更重要的庸俗解释是“曲解文艺服从政治”，就只有当与“政治口号”紧密结合时才有使用价值，否认或轻视在进步的政治内容中音乐文化建设的广泛性的巨大意义。 　　如果就这个问题来说，苏联也不应该以有了格林卡、柴可夫基斯自豪，德国也不应该以有了贝多芬、舒伯特自豪，波兰不应该以有了肖邦自豪，因为他们都只写过爱国的歌曲和音乐，没有写过无产阶级革命歌曲，这就把音乐专业，当成一般商品看待。或仅从一个角度去看（是不是目前群众最熟悉的，最习惯的），来批评审定任何音乐创作和任何音乐文化建设上的措施。 　　不理解今日群众这样熟悉关羽、张飞和孙悟空是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所产生的效果。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普及与提高的连锁性被割断了。使用观点，眼前效果的唯一角度是不全面的，应该正视。也许，还有不少人把它举为金科玉律，认为这就叫“现实——现实就是“兑现”（我不是说能“兑现”的都不是好作品，只是说这不是唯一的角度）。应该承认很多内容先进的艺术品是经过相当长的教育才为群众理解接受的。大师们的作品的推广不少先例，严格说巴哈、贝多芬到今天才为象苏联这样的广大人民真正的爱好它，它的人民性才真正闪出绚烂的光辉。 　　苏联过去也曾有过庸俗社会学者对待音乐不公平的批评，最早的拉普，和以后的普罗科非也夫、肖斯塔可维奇的某些作品，就是遭到这样非难的，今天已经开始纠正。 　　有的人，也许以为音乐艺术这种花已经开得很好了，我认为还没有开，至今品种还不齐，园地还没有安排好。不过，党的英明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经给这种花的栽培、灌溉和未来的盛开准备了先决条件。 　　（、 以下问题，只对内部） 　　（随着专业的发展，音乐创作也将根据作家的才能，个性和生活环境，在作品类型上分工（象苏联亚历山大洛夫写庄严歌曲，杜那也夫斯基写城市群众歌曲，诺维科夫写青年群众歌曲，肖斯塔可维奇写大型器乐和声乐曲……）。但作家才能是要通过若干具体作品衡量的，作品类型可说也是广阔无边的，今日的演出团体应该就这个角度作适当的安排，使任何较好的作品能够演出，并使家样能得到充分的阳光和水分，发挥所长。这种计划性的特点，要根据人力和作品本身的情况，可能与工业建设不同。我这里初步提出供领导参考，必要时我将写一篇较详细的专文。 　　下面谈几个有关工作和待遇问题（一般性问题中的特殊问题）： 　　1．在培养技术人才上，我们从来是不知道谁应该多培养，谁不应该，单位领导也不征求意见（因为我是教学干部，我才这样提）。 　　我觉得的是只要谁会汇报情况，探听秘密，谁能维护领导威信谁就能得到培养。我认为维护党的利益是对的，但不等於党的利益就是领导者个人威信，个人利益。这两者过去视为一谈，造成宗派主义。搞音乐工作不看有没有学音乐的才能，认为政治强可以弥补业务。我给的分数（按实际成绩）是二分三分的，公布起来那就可以任意改为四分五分，明明水平低甚至不宜学音乐，却说他进步很大，水平高，骗自己，对提拔的人本身也没有好处。如此，一到人员整编，留下什么人，淘汰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套。 　　2．对不少人提出开会是个形式，我也颇为同感。既然事先一切都决定好了，那又何必叫做开会讨论？不如叫做听指示好了。用这种方式要人家发言，发一种无效的言，经常使人难过——当然这比完全不叫你知道好一些。 　　3．从我的级别批准迟迟的问题上对总政文化部有点意见： 　　在评级之前，我曾和我差不多的人交换过意见（比我们早进行评级的地方是知道的多些），据他们估计，大概我会在三、四级之间，后来我们单位评我是五级。我也不愿提出什么意见，感到自己这几年工作还是很不够，要把人民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不应该提。可是五级以上按规定要总政批才算数，这一压，一年半以上，我呢拿的是50年原薪（比六级还低），直到去年十月才给正式批下来。当中听说打回来三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没有贡献吗？事实上在过去领导方式下，多作一点工作的机会是很少的。另外我觉得还是领导方面的思想认识，加上不深入了解情况的成分多。 　　（这里我要申明，不是我今日不满是五级才提出这问题，也没有妄想抬高自己）。 　　4．关於各种待遇问题： 　　①政治待遇，如我们不能参加部队内部选举，叫我们参加街道选举，可以说明一切。 　　②供给制度不正常，好几年，我们不知道在不在编制之列，供给的东西，有时有，有时要临时批，但大部份都是没有，象“施恩赏赐”的给予。 　　明明公布了五级以上公差坐火车可以用软席，但等到去拿票时，说你们不是正牌子五级，还只能用硬席。五级以上是呢制服，也仍旧发给棉制服。 　　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愿意提出来的，但这种做法每每产生不愉快，不理解。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三）》，（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11），原题为：“谈谈民族音乐文化建设和部队音乐领导止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