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总政治部文工团整风小组会上的发言

　　<总政治部、黄源洛>

## （黄源洛：总政治部文工团作曲家。在整风小组会上的发言稿）

　　首先我要来一下争鸣：

　　1．我不同意王浴非同志前天在发言中稍带的两句；在谈到我时说：“虽然有某些观点问题”，和谈到朱文斌时“思想意识……”。我觉得，今天是党内整风，非党同志，是帮助党整风。党员同志首先应该虚心一些，首先不要以成见待人，首先肯定某人观点如何，思想意识如何，来贬低党外同志积极的一面和对党、对领导提意见的勇气。我还没有开口，就先肯定“观点”有“问题”，我可不知道过去党员同志观点是不是也有过问题。我这里说“以成见待人”，就是问题。“不从团结愿望出发，不先看人优点，不先看人积极一面，首先肯定某人是有问题的”就是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妨碍了团内积极力量的发挥。过去把人家压得透不过气，党员同志可能自己不觉得。我觉得，这样的话，在这里说，今天就是不适宜，在党内去说还可以；但也不适宜，因为你这样一说，另外的党员同志马上就会提出批评，就因你不附合党的整风精神，如果没有人批评就会证明我团整风没有整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2．我不同意鞠真同志前天在发言中提到“宗派主义”时说李团长把我和柳部长等合作的情况说成是“宗派主义”。我认为这是去年以来，团内(包括文化部长参与团的工作)在党与非党同志之间合作，比较好的范例，不能叫“宗派情绪”。如果说有宗派情绪，自能从某些党员同志自己感到“你们为什么不优先和党员合作”来考虑。我觉得，领导同志，是考虑到了党员同志的作品的(比如王浴非同志写的“水兵啊……”)。只因为你们还在基本技术学习阶段，你们作品成熟程度还差一点，这在我说诚恳的是一直忧心如焚的希望同志们老实脚踏实地的好好充实自己——这种愿望，我想两同志是可能同意的。为此，就不要过分在这方面(“名”一方面)计较，但，这不等於说，任何同志有了比较成熟的作品不应当推荐和演出——两同志其他部分发言和其他同志前天发言我基本上同意。

　　为什么我要郑重的提出？就是可能有些同志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党内整风，要整什么风？我觉得，今天提观点问题……等等，首先要看是不是教条主义，是不是危害人民利益，危害社会主义建设和危害党内外的团结。

　　对团结问题我有点感想——那就是表面虚伪和真诚的问题。有些同志就是以对党外同志“虚伪”作为“党性”标准的。

　　从王浴非、鞠真、钱兆喜等同志的发言，都已触及到了“今天应当如何做”的具体做法问题，对过去领导上的偏差也有所指摘。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一个“根据业务特点领导业务”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据现有人才推动事业发展”的问题。那些具体问题其所以过去长期没有解决，是领导对“新音乐文化”茫无所知“人云亦云”的结果。从上而下的“教条主义”的认识方法和“一般化”的领导作风的结果。是盲目讲究服从上级不加强独立思考的结果；也是自己不学习的结果。在制度上，也是只讲制度，不加灵活应用使人尽其才的发挥作用的结果。

　　大部分具体问题同志们即已提过，我同意就不重复。这里我发言的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个人、对团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只是鸡毛蒜皮的问题，但今天也应该提；第二部分是对团及各级领导，对今后领导工作的一些建议；第三部分是文艺思想问题新音乐的发展方向问题。

## (第一部分)

　　我想林雨禽同志，也许提过不少具体问题。因为在这里所处的地位，我们常有同感。但对我当然还有特殊问题。

　　我首先要提出的就是领导上对我的“敬而远之”的另眼看待，和一直在如何贬低我在群众中的影响做工作。参加部队工作以来，三易领导，换一次，疏远一层，这是我的唯一感觉。到最利害的阶段，就是把我从惠中饭店赶出来，送一套茶具做敬意的这一阶段。我的心情，异常低沉，搬到北京来后，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这个对我太苦恼的环境。从不断对柳部长、王部长提出要求以后，好一点，慢慢好一点，今天又更好一点。不过回想当时领导上盛气凌人的态度，还有点使我打战战。

　　对我如何使用问题，首先是不懂业务，就不能合理使用。其次就是文艺思想问题，领导上不可能对我作正确的估计(文艺思想问题以后谈)。不懂业务从外表到内容完全不懂，就教课的课程来说“音乐基本课”一般是助教讲师们的工作，可是今天变成我唯一的教学工作——当然我没有把这课教好。陈健告诉我，总政教员分为三级，第一级称“教员”，第二级称“讲师”，第三级称“教授”，教授是最低的。我觉得他们“反正统观念”就反得出笑话了。也许，在我团，也有这样情况，对过去一笔抹杀(包括过去工龄和级别)，这问题也许我感到突出些，不过今天要提。本来说，全体改了工薪制以后，我们会好一些，会得到同志们同样的待遇，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领导上，在找什么窍门来把我们另放一边，以区别於一般同志。在政治待遇上，例如选举，就忽然来一个“参加街道选举”……和雇来的工友们一样，到底我们在不在名额以内呢，还是什么？我们希望讲明。

　　关於评级问题，我并不是太不满足我的薪级，而是领导上认为我“太高，拿的太多”而提出这个问题(同志们并不知道一些什么人过去和我差不多级别)。我要揭穿一下，五级自宣布后，没有得到总政批准时是拿的比六级还低的原薪，去年六月份(？)起柳部长临去前劝我承认六级，去年十月才被批准五级。我并不想坐软席车(因为脱离群众)，可是说“这不是正牌子五级，不能给软席票”我就有意见。我认为部队制度太不合理，为什么其它单位只要是“工程师”一级的都是软席？又为什么宣布五级以上制服发呢质的而给我发棉服。我究竟算什么？我再一次问一下。

　　部队里军官就是正牌子，非军官就是要受歧视。你干脆就不应该用这些人，要用，就要同等看待。如果在制度上没有的，就该在其他方面有所照顾。这样，才可以使非军官籍的同志发挥积极力量，感到部队是自己的家一样温暖。

　　今天恰好是一个反比，谁在部队，谁就感到受气(这是我在总政高级知识份子会上听的一致意见)。

## (第二部分)

　　对团及各级领导，总的意见是：“领导落后於群众，应从今起赶到前面去”。

　　我感觉，今天是越到上层(至总政文化部止的上层)就越看不见前途。群众像狂澜般的科学文化大进军，领导确在那里向后拉，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懂业务”。

　　“不懂业务”——一层不如一层，造成很可怕的局面。

　　从队说起吧，有的队长只会用教大兵的方法扣音符，认为“和声学习历史学了没有用处”，基本课也是可有可无，自己不是正规学习方法出来，也叫同志们完全按他一样，“只扣音符”就够了。

　　音乐修养是不必要的，有的队长自安於老资格，满足於“能够思想领导——把思想和业务分开”，只讲究“对付工作”，不关心同志们的提高，实际上就是“害怕同志们修养提高了，自己就不好领大兵了”。这种因素我认为存在，存在！反正上面领导也不懂业务，工作可以对付，看不出像某些组长完全不称职的情况，只从“他忠实於自己”能使领导少去不少麻烦的简单方式着眼，用德来代才，不考虑一下，不能把组内的业务领导好，不能使他们自己的组内同志安心工作，生气勃勃，这是不是叫“德”，这种“德”有什么用？铜管木管的问题是长期的问题了，乐队队长不知道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还是满足於现状？合唱队也是这个情况，每每领导上所器重的人，就是群众威信不高的，为什么不能统一？首先，就是领导上不考虑“业务水平”把“业务和政治领导截然分开”。在今天，就是大大的不适应现状，弄得“人心思去”——因为，大家感到这儿不存在“真理”，因为“真理”就是——这儿是文艺工作团。

　　我们建议：如果队长们真的爱护组长们的话，就是如何提高组长的业务，使他们名符其实的胜任职责。如果不适於业务培养，或培养了还是领导不起来，就要撤换。

　　说到团，首先也是“政治与业务”分家的问题，长期以来这问题没有解决。文工团的政治学习该学些什么？昨天董文柱同志提的我很赞成。我问问“为什么文艺理论不学”，为什么不与上级领导磋商解决文工团的具体学习内容问题？不从本身具体问题解决政治思想，难道还有比这个再切实际的学习方法？“没有教员”，我说，你身为“文工团政委”自己就得想办法，自己就得钻研。不然，你如何当一个“文工团政委”？就你自己一时来不及学好，你可以依靠群众，依靠小组讨论，怎么可以不关心、不管、而是听凭上面布置。

　　团长两位，一个管业务，一个管政治，不就具体能力分工，灵活应用。胡团长实际上插不上手，这就是问题。为了这样，我想三位领导同志也存在“内部矛盾”，胡团长采取“自由主义”不为无因。

　　在音乐问题(团的音乐业务是十分重要的)上，我们不单没有任何权，其实“建议权”也是没有的。对行政一把抓，你就是一切，就是方向。我们谈话没出口，就先考虑“有没有什么不良动机”那就不好。我的感觉，就是偶然触及一些问题，也被领导认为是“无足轻重”置之不理——实际上比这还不如。

　　这种情况，我想柳、王部长都不知道，以为我们可以参与一些实际工作或建议。我说，没有，一丝丝也没有，团的工作好不好，完全与我们没有关系(好！我也不想沾光)。我说应该“根据业务特点领导业务”，这在我文化部和总政文化部一样是值得考虑的。在音乐问题上，首先是“民族与西洋”的问题——也就是“新音乐”的发展方向问题。“管弦乐队”——是不是民族的？我说是民族的，但是领导同志说，这是“西洋的”这就是矛盾。矛盾在於他只从形式上看，不从内容上看。

　　“管弦乐队”如何提高。除了工作任务，要向外国学习，练习好的外国乐队音乐，才可以提高管弦乐队合奏效果。但领导上认为这就是“洋到底”我不同意，因为你不学他们的先进经验，你自己就提不高技术。我们的目的是“逐步民族化”，是用“入虎穴擒虎子”的态度去学。领导上不相信我们这种意见，认为这是“洋教条”作祟，是盲目崇拜西洋。

　　“国乐队”如何发展。我说：学习民族重要，同时要注意逐步改革(走刘天华的路)要认识国乐本身的缺点，要如何弥补这些缺点(掩盖缺点相反的不是爱国主义)，领导不同意，要保守，反对改革(或走改革的路)就是矛盾。

　　说：河南牌子曲“比交响乐还好”，这就是一种浅薄的可怜的见解。“民族自尊心”，要实际一些，要站得住脚不能凭意气。文化事业是学术问题，难道只有不搞音乐的就是民族心，一搞音乐就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吗？要考虑！真正把“民族音乐”提到学术的高度上来，今天做的太少。我们领导也不知道要这样作才是真正“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办法。凭个人偏爱理论上站不住脚，不行。我认为这次去潮州研究“潮乐调式”这一类工作，才是逐步解决民族音乐理论的方向，并没得到领导支持半句，可见得领导对业务是无知的!

　　谁对民族是“虚无主义”，我看要认真考虑。什么是“保守的”什么是“发展的”，我想干本行业务的就比高高在上的领导理解得多。

　　“合唱队”整个情况说好一些，唱法问题似乎也得到初步解决。但领导仍是被动的、不得已的、矛盾的、又是随波逐流的情况下工作着，在培养指挥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培养着，不得人心，指挥不解决，合唱队将如何发展？

　　对於有的人被淘汰，在情绪上令人寒心。事实上召来的人不如旧人。旧人随便淘汰——我团一向只讲究“检现成”——节目检现成，人才检现成。人到这里，就被压抑，这种风气是很要不得的。这是一种什么歪风作怪？在队一级的干部中尖刻讽刺，冷言冷语……不留余地，一种非常不正常的风气，在打击人家，不实事求是，自己半斤八两还远远不如。

　　到我们团来谁也有这种感受，不热情，不诚恳，冷潮热讽，钻空子打击人，想抬高自己，自己又确实抬不高(内在空虚)，团的领导和文化部的领导对我这个问题希望注意，这便是同志们“离心力”的根源。团，不温暖，不像革命大家庭，走上级路线的人，每每就是真正思想意识不健康的人，希望注意。

## (第三部分)

　　说说我团的文艺思想

　　我团有没有文艺思想，我觉得最好说“没有”，如果说有，就有：

　　1．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

　　2．随波逐流(矛盾冲突)。

　　为什么说人云亦云呢？从来不考虑到今天，总以为自己过去也领导文艺工作，过去那么一套，用之於今天也完全合适。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就是要照他的理想改造世界，旧知识份子，就是盲目崇拜西洋。从来不考虑到时间在变，人在变，文艺工作也要随时适应这种“变”。

　　“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变的结果是群众进步，领导落后，越距离群众远的官(官僚主义的官)，越只会固定眼光对人，用固定方法对工作，用过去那一套来对今天，思想里总是存在“今不如昔”，“人心不古”的概念。

　　在这一种思想支配之下“反洋教条”和“复古主义”者的思想汇流，“游击战术”和“庸俗社会学”汇流，产生了一套领导文艺工作的公式。在部队讲究的是“阶级服从”的制度下，这种公式，就是由上而下的推行开来，看得见现实的下级干部就有意见也不敢提，跟着一起唱着同一的意调。在争论音乐的民族形式的时候，音乐界没有作结论，但是教条主义者已经做了结论。结论就是要大家同意志修的论点，要大家拥护我们部长的意见，要大家动员开兵团围剿李凌、程云(包括贺绿汀)。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力打击洋教条，有力批判今日音乐界的不正常现象，有效的保卫民族传统。只有这样，才使得领导有一套崭新的见解可以把群众骂得狗血喷头。只有这样，才使领导可以说：“你们低能，你们身上有毒，你们只有请我来给你“割”给你“治”。只有这样才可以恢复日渐衰落的领导在文艺思想方面的威信。

　　虽然今天来说音乐的民族形式没有做出结论，这结论事实上也不需要去做。谁为工农兵服务得最好，谁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最大谁即将占为主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长期执行下去，在音乐工作者不懈的努力，劳动创造中用自由竞赛的方法，来取得他的存在价值和地位的。

　　新音乐工作者就是自己相信“一手伸向古代(民间)一手伸向西洋”可以创造新的民族音乐。就是愿意在这两方面同时努力学习中壮大自己，既反洋教条，也反土教条，认真批判，认识到什么叫“先进”什么叫“落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糕”来选择他的道路的。为什么领导偏偏要规定一套公式，不相信群众有鉴别力，要来一个逆流的高压手段呢？又这个问题牵强附会到“爱国主义”与“党性”是不是合适呢？人云亦云自己陷入教条主义深渊而不觉是可悲的。

　　为什么说随波逐流呢？思想上领导与群众是矛盾的，解决矛盾的办法，领导总想的是“教育”群众来解决。不知道要教育群众首先在於自己要“学习”，自己不学习来教育就是硬性教育，就不能以理服人。主观主义者一向就不研究现实，为现实用他主观的成见的对事物认识方法，而自己又居在“权力”地位，就严重地阻挠着事业的进步。从上面所说的领导对群众的估计，具体体现在文工团的创作上。对创作机构，长期不允许设立，也不设法使有能力有志趣从事创作的同志组织学习一个问题上可以完全体现出来。领导对待创作，对待现代理论技术学习始终是矛盾的，群众对这一种领导方式始终是不满的。领导不是不知道，就是让这种矛盾存在着。

　　领导习惯於“水平低”来估计群众，但是他又不知道什么叫“水平高”或者他脑子里的水平高，就是高到他过去曾搞过的“秧歌”那么一模一样的程度上去。他对群众今天的业务水平一点也不摸底，谁有才能，既不认识，更不知这要培养，如何培养。不少富有才能的同志就这样岩延岁月慢慢让他们须发苍苍。这里我决不是要同志们感到自己有多么值得骄傲的才能。而是说，领导并没有安排起码的条件来使同志们施展自己的才能。

　　把“创作”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纠缠在一起，长期曾作为一种真正妨碍“创作繁荣”的势力，不能以“赤子忠心”对人，把“人才”当做“人民财富”，居高临下，随便践塌。

　　随波逐流，就是团的领导，并没有办法领导队。不能领导队的原因是他不懂业务，更主要的是文艺思想落后於队员、落后於群众。他的思想是从上面来的，他不能把现实的真正问题反映到上面去(不懂怎样反映，要反映就不免有歪曲)。

　　从他的思想深处来说，他是极不满现状的，可是他没有办法使队和整个部下听从他的意见，於是他就随波逐流。

　　他不能追到这波浪的前面去，却跟在波浪的后面。领导，真正对业务来说，他是空的，没有真正结合实际的思想武器(他只有一支红缨枪，而且生锈了，这支武器越到上面，就锈得越厉害)。

　　一层两层，越是上层，越是跟在后面。

　　假如不是毛主席这样英明，不是党中央这样英明，我们文艺工作领导(尤其部队的)长此下去，不知道是什么结果，我深深的慨叹着。

　　有些风声说全军文工团除总政外一律改成像过去师一级的宣传队(必然是三会八能)。我认为这是开倒车。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三)》(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