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访江村

　　<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

## （费孝通：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

## 摘要：

　　过去这个村子很少养猪，平时吃的肉大多从外边运进来。最近几年才开始提倡，应当说是有成绩的，现在已经有二百多只，每户平均三分之一只。养猪的困难，除了这地方缺乏经验外，主要也是饲料问题。猪比羊兔吃得要考究些，多少要些调味的米糠，这一项就很不够。我在上面已说到过，原本是有条件可以利用砻谷机把砻糠碾成细末，加上一点米糠，就能成为猪食的佳品，但是由于农业社和砻谷厂的矛盾，砻糠都当燃料烧了，我看见了真心痛。清规戒律之为害有如是也！去年农业社会为养猪户留出饲料地，但是这里的土地太珍贵，留下的地上长出的东西不去喂猪，而给人自己吃了，猪当然争不过人。结果今年连饲料地也收回去了。这也怪不得社员们没有纪律。想在土地上打主意，看来是打不通的了。

　　 （摘自费孝通〈重访江村〉，载《新观察》1957年第11期）

　　社会主义取消了剥削，为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开辟了更远大的可能。要实现这种可能，还是要积累，而且要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快的积累。这种积累要倚靠劳动者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积累下来的财富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在社会主义的早期也必然要出现强烈的积累要求，不是资本主义早期那些少数企业家，而是广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不但是积极的生产者，而且是会做人家的俭朴的消费者。没有这样的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的积累怎样能实现出来呢？没有积累，生产力又怎样提得高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弦弓这个村子里所发生的粮食紧张，尽管可以说是局部的，短期的，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索了。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虽则夸大一些，但还是反映了一些现实的。全国农民每个人平均一年的收入在60元左右，苏州专区平均是78.6元（家庭副业和小的经济作物不算在内），这个村子里农业社去年集体收入的分配每人平均是82元，加上家庭副业和家属寄回来的钱，总的平均收入，我们估计在一百元左右，单就这些数字来看，这个村子还要喊穷，实在难于令人相信了。

　　粮食是不是不够呢？这几年农业一直是增产的，上面已经说过，去年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是559斤，虽则不能说很高，但是绝不能说低了。那么是不是留得少了？也不然。去年每人平均分到谷子547斤（其中有小部分是麦子和豆子），合米380多斤。应当说是够吃的。

　　当然，够吃不够吃的标准原不是简单的。我们小小工作组里就有一位小伙子，他比我多吃三倍，和他计算一下，一天至少要吃两斤。如果放手让他尽量吃，还可以超过这个数目。用这个标准计算当然不太合理，但也可以说明如果大家放手吃起来，即使380多斤加一倍，一个人在一年里也满可以吃得完。

　　吃多少米才够，一方面是营养问题，一方面也是习惯问题。习惯不同，各地认为足够的标准多少可以有些相差。因此，我们请了几位老乡一起来评，依他们多年的实践，怎样才算吃够了。我们得到的数字是男全劳动力一人一月50斤（这个数目似乎高一些，那是因为在做重活时，吃得多些，平时没有这样多），女半劳动力35斤，十岁以下儿童20斤，婴儿不算。一家开火，老少可以搭配。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儿童，每月是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人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这样看来，即以当地公认标准来说，现在留下的粮食应当是够的，但是也应当说，要满足这样的标准，并不宽裕；必须精打细算，按劳动的需要来调剂，才不致出问题，特别是搭配了少量豆麦，而这地方原来没有把豆麦当主食的习惯，吃起豆麦来就不知道饥饱。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可以看得到，这个村子粮食会不会紧张，将决定于农民怎样吃法了。如果心中有数，把紧了吃，粮食就不致于紧张，如果放松些，很容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闹饥荒了。放得愈松，闹得也一定愈早，愈凶。

　　一个地方人民的习惯是多年在具体情况里养成的。算算过去的帐就可以看得出上面这些数字大致是不错的。比如说21年前每个人平均两亩土地，每亩350斤谷子，四口之家共得2，800斤，除去四分之一被剥削的部分，再合米，大约就是1，500斤。当时我在这村子里调查时，一般都说这个村里所出产的粮食只够口粮，其它要靠副业收入。这种说法和我们的计算也合得上。多年来在这个水平上生活，对粮食必须抓紧，量入为出，一跨出这条界线就会跌入高利贷的圈套。在这种历史条件里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般说比其它地方似乎高一些，但是不能说他们原来就是心中无数，吃多少算多少的。

　　当这个村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按照习惯来定口粮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注意守得住这个习惯。这个关口守不住，问题也注定免不了的。果真，出了毛病了。

　　 （摘自费孝通：〈重访江村〉之二，载《新观察》1957年第12期）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