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脚边的小草

　　<湖北、李蕤>

　　(李蕤：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

　　原编者按：这里选编了李蕤发表在《长江文艺》和《桥》刊上的两篇毒草。〈注意脚边的小草〉一文，是借处理〈谈‘鞭打’〉这篇文章为题，公开的为毒草辩护，对党的领导、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谈‘嗅觉’〉一文，李蕤用了一种异常曲折的笔法，隐藏着要解除党的政治思想武装的企图，此文对党的领导的诬蔑和攻击，更为阴险毒辣。

## 一、注意脚边的小草（见《长江文艺》6月号）

　　在我们的生活里，存在着许多不够谐调的事，它湮没在复杂纷纭的生活现象中，往往不能为人所立刻发现。但如果把它抓出来，放在画面上，人们就会觉得不对头，值得认真思索。

　　譬如，现在要是一个画家，画这么一幅画：一个大城市里，到处东一簇西一簇人们在开会，大家忙得满脸流汗，商量着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连最高的领导也在洗耳聆听，摄影记者和速记人员也把每人的声音笑貌一一记录下来，热闹得象赶大会一样。但是大家脚边却躺着一棵小草，它是被人踩踏得奄奄一息，半死不活。它是谁踩死的？为了什么？她到底是鲜花或是毒草，还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和关心。

　　这幅画，就在我们的面前。

　　关于这幅画的前一部分，我就不去说它了。“五一”节后，从上到下，都为“春风不度武胜关”而着急，于是会议就多起来，报馆就忙起来，解除一切顾虑呀，要大胆的放，大胆的鸣呀，拆墙呀填沟呀，……大家愉快地忙碌着，在许多座谈会上许多人都倒出心底里的话，这种盛况，真有点象胡国瑞先生说的“莺弄舌、燕争泥”，它告诉人说，真正的春天就要来到了。如果把这些座谈会比作风，这些风可真算得“惠风和畅”，参加会的人，当然也就有“如坐春风之感，每一个会是一阵春风，十个会就是十阵春风。这些会合到一起，总之可以称之为“催春”、“催花”，武汉既然“春迟”，这样用阵阵的风来“催”它使它脚步快一些，这实在是千该万该的事。我自己就是东奔西跑到处参加这些会的人，虽然有些埋头创作的人见面讽刺几句，虽然为这误了家里的工作，同志们说“你再这样到处开会我们就向你搞大民主”，但我并不失悔，我衷心拥护这些会，感激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听鸣”并“催鸣”的领导同志们。

　　现在说的是这幅画的另一部分，就是，在大家兴奋热闹之际，应该看看我们的身边，替脚边的小草解围。因为它是一页书，对于我们认识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有很大的用处。

　　我说的是刘真的“谈鞭打”。

　　这篇文章，是一篇小小的杂文。在这篇杂文里，作者总共说了这么一点意思：张士贵把薛仁贵的功劳上到自己的帐上，张士贵很可恶，尉迟恭鞭打张士贵是应该的。今天我们的生活里也有张士贵这样的人，需要有更多的尉迟恭。

　　这样一篇杂文，思想性有多深，艺术性有多高，很难说。但是，它有生存权，总是不容怀疑的吧。第一，谁也不能说张士贵这样的人很好，新社会应该提倡。第二，我们的社会，确有不少的张士贵，如果说压根一个都没有了，所有的干部都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了，那么，整风、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也就是无的放矢了。不论这文章的水平高低，总得承认作者说的是好话，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好话。

　　但是，这棵小草，却遭受了非常坎坷的命运。

　　这篇稿子投在“湖北日报”，文艺组是主张发表的，但报社更高一级的领导却判了它的死刑。构成死刑的罪状多得很，据说计有：1．湖北省全省丰收，这篇文章里竟说到某区委领导下减产。2．全省农村干部，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省里领导正向农村干部致敬，而本文竟把区委干部比为张士贵。3．推广粳稻，是上面决定的，不能由区委负责。4．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哲学上共同事物才可以对比，不同事物不能对比”，“区委”和“张士贵”不是一个事物，放在一起比喻是严重错误的。5．区委书记是党的领导，批评区委，就是批评省委，就是对党不满……。仅仅这五条，真已经可谓“五花大绑”了。

　　自然，如果仅仅不用，倒也没有什么。任何一个报刊，都有选择取舍的自由，问题在于这样的罪名恰不恰当。据说，为这么一篇文章，还联系到作者的思想问题（她对农村的看法），联系到支持这一篇文章的编辑。特别在整风开始的时候，这篇文章被判为“有原则性的错误”，成为“整风”中的教材，这当然就使支持这文章的人，也陷入沉重的压力之中。

　　从毛主席亲身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解围后，这棵小草和支持它生存的人，命运有些改观。但据说，领导是这样讲的：“这篇东西，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当时不发也是对的，现在看么，扣的紧了一些，现在看也可以发出来批判么。”这就是说，一定要挖苗绝根的兴趣是没有了，表示要对这小草“大赦”了，但它还是个“待罪之身”。至于拿红笔判它死刑的人呢？“当时也是对的”，“现在”当然更“对”得很了。

　　那么，从这篇文章的处理过程中，我们的领导同志，到底接受了些什么呢？

　　在这篇短文里，我不能分析这篇文章的本身。但是，它的命运确使人联想到很多问题。那就是某些领导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文艺性能任务的理解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整个农村干部既然好得很，那么就不许批评一个具体干部有张士贵作风；在他们看来，上级决定向干部致敬的时候，连小说、杂文、诗歌此刻都一定得一律脱帽致敬，好象吹东风的时候每一棵小草都必须头向西才行，正象孔夫子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而在我看来，这种想法，便是主观主义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它要复杂得多，全省农村干部好得很是事实，有个别干部有张士贵作风又是事实，从政治观点出发此时此刻需要向全体干部致敬是正确的，从作家接触生活感触到某些区委的作风需要鞭打同样应该被容许。总的说来，都围绕着一个崇高的目的，那就是歌颂新生的事物，揭露腐败的事物，有时步调完全一致，有时殊途同归。用个庸俗的比喻，同是为首长服务，司机在首长出门的时候开车，而炊事员却在饭厅做饭，打苍蝇，如果忽视其各有职守，硬让炊事员，司机，保姆在同一时刻作同一的活计，只会使大家瞠目结舌。在“瞠目结舌”中侈谈“齐放”与“争鸣”，那可真是“缘木求鱼”了。

　　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告诉大家，真正使他想到要召开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还是看到北京“围剿”王蒙的事。在几次会议中，他鲜明地表示了对陈其通、马寒冰文章的态度。这样就通过具体和个别，使人认识到一般性的真理，照亮了人的思想，打开了人们的顾虑。因此，座谈会是要开的，问题都翻出来是必要的，但必需进一步，从已经揭发的事例中，找出教条主义的附着点。否则如果长期停止在锣鼓喧天的热闹上，上上下下，都开口同声斥责教条主义，但是说来说去，教条主义的尘埃谁身上也没有，那样终有一天大家会一齐打呵欠，又在原状上安静下来的。

　　我热情欢迎“催春”“催花”的锣鼓声，爆竹声，愉快的笑声，但在这声音中我要发出一声呼喊：

　　“注意我们脚旁的小草！”

## 二、谈“嗅觉”（见《桥》第3期，华弓是他的化名）

　　人有嗅觉，不仅很重要，而且着实很幸福。靠着它，人不仅能辨别出香和臭的不同，而且它能使你在同是香味中，又辨别出桂花的香、玫瑰花的香、香油的香各自的不同；臭水的臭，鲍鱼之肆的臭，臭豆腐的臭也不一模一样。如果一个人是天生的“聋鼻子”，穿过桂花林和行经大粪场都一样，其痛苦、乏味实有不堪设想者。

　　在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中，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对生活没有嗅觉，听到的话，看到的事，遇到的争论，对于自己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嗅不到这样或那样的气息，那样活着，和没有活也差不很多。

　　而在政治斗争中，所谓“政治嗅觉”，就更重要。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不少并非“聋鼻子”的人，也往往会患“伤风感冒”，被敌人攻入阵地，在文艺战线上，思想战线上，这样惊心怵目的事例是有过的，不少的。

　　嗅觉，它是生活中尖锐的哨兵。正如人不能没有鼻子一样，战斗中不能没有哨兵。边防的哨兵静夜守卫，一片落叶，一声鸟叫，他都要全部神经紧张起来，因为他面对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落叶、鸟叫的背后，往往确实就有“敌情”。

　　然而，仅仅凭嗅觉，是不够的，再灵的鼻子，还得有眼睛来帮忙，否则便会闹笑话，甚或出乱子。

　　过去，我曾碰到过这样一件真事：一位老诗人，他经常在静夜听到有轻微的“突……突突……”的声音，他初而疑，继而断定，必是附近有敌人的电台了。他深夜冒着风雪，报告了公安人员（这老诗人的精神多么可敬！），公安人员漏夜赶来，听听、问问、观察观察……，最后，笑着说：“老先生，特务在这里吧？”抓住他桌上的热水瓶。原来那“突……突突……”的响声，是从热水瓶里发出的。他屋里每夜有一瓶热水，也就每夜听到这响声。

　　再说一遍，我敬重这老诗人，他的政治责任感是感动人的。可是，如果他再加上细致观察、分析，难道不更好吗？

　　自然，上述的例子，对象是热水瓶，只闹了个“笑话”，还无关宏旨。仅凭“嗅觉”，“出乱子”的事也是有的，象画家梁永太、柯华两同志的遇难，就是令人痛心的事。他们原本可以活下来，替国家做很多事情的。

　　这说明，在严峻的敌我斗争中，只凭嗅觉，也是大大不行的。而在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上，在学术讨论中，如果只靠嗅觉，对自己的嗅觉过分信任，那样，它的有害成分，便会大大增加。

　　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在对待学术讨论的问题上，我建议，应该把全身甲胄、荷枪实弹、怒目向前的“嗅觉”，穿上便服，转业为和蔼忠实的传达。

　　但是，很可惜，有一些人——特别是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对待学术讨论，对待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却仍然过分信赖自己的嗅觉！

　　“他问作品能不能揭露官僚主义，问题的本质不在这里，他嘴里问的是这个问题，心里是排斥歌颂光明！”

　　“他问旧生活能不能写，怎样写？明明白白，他问的是这，心里是排斥写新生活！”

　　“他提出质量应该提高，谁也不能说不要质量，可是这是问题的表面，他心里是反对普及！”

　　“政治艺术标准的统一，那还用说，问题不在这里，他提统一，心里是在排斥政治！”

　　诸如此类，每一问题，只消一“嗅”，就“嗅”出对方心之可“诛”了。既然随便一嗅便嗅到对方“心”之“可诛”，哪里还须思索、分析、讨论、争论呢？因此，他的眼睛、大脑、嘴、鼻，都靠着嗅觉的守卫大睡起来。

　　其实认真说，这样的“嗅觉”，实际上已经也失其为“嗅觉”了，因为，嗅觉的存在，本来是由于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事物存在，有各种各样的气味存在，才需要它来辨别的，现在它既然否定一切异于自己的东西存在，只能嗅到自己身上发散出来的气味就是最好的气味，一切异于自己的都成为一模一样的“臭”，那和没有鼻子又有什么不同呢？

　　据说，香獐子因为有一个宝贵的肚脐——麝香，因此它总是把鼻子凑到自己的肚脐上，一边嗅一边呼呼地睡眠，遇到危险不能脱身的时候，赶快把肚脐噬掉。“噬脐莫及”的典故，据说就是古人对香樟子的讽刺。可见，香樟子虽然确实有个香的肚脐——名贵的麝香，但是，只认为自己香也是很可怕的。

　　而人，在复杂的生活中，在探索真理的途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事业中，每个人自己，就很渺小，正象长江里的一个浪花，也许今天在前面，明天又落在后面；也许这件事看对了，那件事却看错了；也许真理九分在你这里，而另外一分却在和你不同意见的对手那里，谁也难说自己的肚脐就恰恰是“麝香”。因此，要齐“放”，要争“鸣”，在大放与大鸣中竞奇斗艳，让芳香、清香、异香……在比较和辨别中出来。而把自己封成“真理的化身”，只凭“嗅觉”便下结论，是非常可怕的。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思想，什么意识，最好是一一直说，使人了了分明，不必先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这话讲得真好，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力的忠告。

　　前些时，发表的“围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陈其通、马寒冰等担忧放和鸣会“天下大乱”的文章，也是过分信任“嗅觉”而产生的。结果证明，“嗅觉”中有不少“错觉”。但是，这些同志拿起笔，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公之于世。毕竟也是参加了争鸣，从辩证的观点看，他们的文章出现，经过批判，客观上对继续“放”和“争”也有不小的贡献，自己看错了，也有就正的机会。这毕竟算“一一直说，使人了了分明”了。因此这并不可怕。而更可怕的，在于有些居高临下的人只信嗅觉，只靠嗅觉，又不肯写文章，不肯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世，只通过行政命令来下达。“嗅”对了，自己是胜利者；“嗅”错了，自己又没有抛头露面地争，随时一摇身子，又是胜利者，这倒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当然，我丝毫无意贬低“嗅觉”的重要性，劝人变成“聋鼻子”，只是说，让鼻子裁决一切并解决一切是不行的。鼻子应该成为一个又敏锐又忠实的传达兵，和眼睛、手、嘴一齐活动起来。这对于久已习惯发号施舍的人、自以为已经“无产阶级化”的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 附：李蕤的历史简介

## （根据作协武汉分会材料）

　　从历史上看李蕤并不是象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进步作家和进步新闻工作者，而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说革命话不作革命事的投机者。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年在伪汜水县党部党务训练班受训三个月后，并留县党部宣传部工作。1938年秋在国民党13军（张轸部）政工队任编报组长。1939年在国民党“阵中日报”工作，在这里参加国民党。1941年被捕出狱，此后又担任国民党西北经济策进会视察员。1947年6月第二次被捕，由于经不起考验，表现了对敌人的妥协和投降，出狱时写了“对国是意见”的文章，发表在6月29日的河南“国民日报”上，内容是诬蔑共产党，为国民党作了反动宣传。

　　1948年河南解放前夕，当时国内形势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国民党就要垮台了，李蕤拒绝去解放区，但他倒过头来跑到了上海投靠了萧乾，参加了“第三条路线”所办的刊物“新路”的编辑工作。

　　1948年河南解放后，党信任他，叫他负责河南省文联的工作，在这里李蕤和苏金伞拉拢了一批政治、历史上有问题、和政治思想落后的分子，其中，有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反动军官，有叛徒，有坏分子等等。他们把持了省文联和开封市文联，对省文联党的组织和党团员积极分子，进行了排斥和攻击。

　　1953年李蕤调到中南作家协会（即作协武汉分会的前身）任副主席及“长江文艺”副主编之职。到作协武汉分会这几年他采用了两面派的手法，从表面口头上，或他写的文章里是说些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话，但在背后具体的对待武汉市文艺界的领导、特别是对待作协武汉分会党的领导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采取打击与破坏的态度。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