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和作风

　　<南开大学、丁洪范>

## (丁洪范：南开大学会计统计系主任)

　　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以来，确有一部分人害怕“放”，而另有一部分人却有不敢“鸣”的顾虑。人民日报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这个重要方针，近旬以来除划出很多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外，并在天津邀请了十位教授座谈。虽然他们代表一部分意见，但却为天津知识分子所欢迎并重视的。其中雷海宗教授谈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１８９５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见４月２２日报）。编者按、注对这样看法不能同意，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首先，在一部分年长知识分子中间对“百家争鸣”方针还存在着“诱敌聚歼”的顾虑的时候，雷教授大胆地谈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们所应该欢迎的。至于他所谈的“停留”看法如果只限于他所提到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也应同意。可是他也谈到“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１８９５年的地方。１８９５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这里上下文义有些不明，就字面看来，我们是大大不能同意的。问题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发展着，而教条主义者却主观地把它看成死的教条不能发展的了（虽然口头上也说是发展的）。

　　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基本理论的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这里不拟缕述。因为马克思主义吃了伪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亏太大了，我这里倒想谈一谈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和作风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危害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说过“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或神的话）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耶稣及其他教主类似地说了），而只是教条主义者把自己所编出来的“神的话”作成千古不移的教条来强制别人遵守。中世纪的旧教条主义者杀害了多少科学家，统治着整个黑暗时代。当时东西各国的教条主义确是科学的最凶恶的敌人。目前的新教条主义则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但其对科学和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实不下于中世纪的旧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者与科学家或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不在他们的口头表白，而在他们的思想方法和作风。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是因为他有正确的唯物观点和辩证的逻辑方法，也就是有毛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这样，科学家研究事物决不预先肯定某一种言论是对的必须拥护，另一种是错的必须压制，而是从客观的具体事实出发加以缜密的分析，然后提出充足的理由作成判断。这样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才有说服力。教条主义者不会懂得这样做，他先从经典中去找一句“微言”（神的话或懦教的“子曰”），然后主观地引伸其“大义”去曲解事实，自命是“代神立言”或“代圣立言”的护道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万一对于某一具体事实找不到“子曰”一类的微言，则皇皇然无所措手足而埋怨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斯大林生动地讽刺了教条主义者的丑态和危害。他讲述了克里米海军暴动时，革命士兵向社会民主党人请示的故事，后者找遍了马一恩经典而没能找到涉及克里米暴动的话，因此不能作出任何指示。结果这次暴动失败了。在工作作风上教条主义者一只手拿教条，一只手拿宝剑，谁不接受他的教条，就给谁一剑。其最常见的是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段扣上一个大帽子压制意见异己的同志，使受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种种打击。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凡求真理的科学工作者一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无不诚心拥护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不畏惧“争鸣”。可是在规划“百家争鸣”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时却不能预先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或标准。如果这样先肯定一家之言然后进行研究或讨论，这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由此也必然会产生教条主义的武断作风。毛主席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告诉我们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不是某家之言。教条主义者口里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其实偷偷地是以他自己所杜撰的教条为指导思想，自古教条主义者的行径都是如此。教条主义者之所以凶狠，就是因为他以这种手法来冒名正统，可以倚官托势，便宜行事。这一点若不揭穿，就会给教条主义者留个后门，那对科学的发展是很危险的。凡确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拥护用正规的科学方法展开研究和争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真理，使人信服。毕竟真理只有一个，争来争去自然而然会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只有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无信心的教条主义者才害怕“放”而坚持预先加以肯定。因此为了更好地展开“争鸣”和科学研究工作，那些善良的领导同志中再三坚持“百家争鸣”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者（例如座谈中一位领导同志曾屡次发表这样的谈话）对于这个问题还可加以慎重的考虑。

　　就目前的情况而论，对于教条主义还有“谈虎色变”的景象。为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在十一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对于这个阻碍“争鸣”反科学的怪物实有“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之势。

　　 来源：1957年5月5日《人民日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