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我们这样寂寞和沉默？

　　<山西、桑泉（姚青苗）>

## （桑泉，即姚青苗：作家，山西省文联副主任)

　　我们常常在回忆着我省文化界的情况，比如说抗日战争期间的太行区、晋绥区以及牺盟会在晋西所领导的文化出版事业。那时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比起现在是艰苦许多倍的，但是我们的文艺运动却是非常活跃和生气勃勃的，真如雨后春笋一样，充满了青春、生命和战斗的气息。如果再往前看，比如说抗日战争之前吧，像史纪言等同志在阎伪政权下所主持的“党讯”副刊，不仅是团结了广大的进步作者，而且在许多文艺理论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争辩和讨论。我是很健忘的人，事隔多年，许多精彩的场面都记不起来了，但我记得在那个副刊上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时，都是非常热烈的，我想在这些事情上，亚马和赵树理等同志是会比我记得清楚的。

　　那些时候，我们还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方针的指导，但不管理论上的多么幼稚和不成熟，我们总是兴致勃勃的，虽然那时的环境是非常黑暗恶劣的。现在没有那样黑暗的环境和恶势力来阻挡我们，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和革命事业都实现了，我们满足了，而我们的热情却逐渐衰退了。如果用革命热情这个寒暑表来检查一下我省百家争鸣的情况，我认为是比较容易接近问题的实质的。当然，这几年来我省搞理论的人手少，搞文艺理论的人手更少，知识基础薄弱，想争鸣没有本钱……等等。但我认为这仅仅是不利于争鸣的一部分原因，并不是争不起来的基本原因，争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思想问题没有解决，顾虑重重，在有些同志们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是他们最基本的处世哲学。凡事只求有功，如果在一件事上功过还不能肯定，他们便采取推诿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患得患失的思想实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一个患得患失的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人，绝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和真正的人。他们怕犯错误，并非由于对革命的忠诚，而是由于打个人得失的算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便会对一切惊涛骇浪和新事物怀具戒心，他们认为那些冲向风暴和浪花的海燕是十足的傻子，而他们则像企鹅似的躲在避风浪的岩石后边心安自得。

　　如果说，我们争不起来，是由于水平低，本钱少，那还是可以商讨研究和提出改进的办法的，但可惜事情其实并不全是这样。就拿“火花”来说吧，这是目前我省唯一的大型文学刊物，从我省范围来说，它对于推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负有巨大的责任，可是事实上它并没有担负起这个责任来。“火花”的编委会形同虚设，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个别的编委对于我们的刊物这样寂寞和沉默甚感不安，他们提出了建议，但建议也只能是建议而已。“火花”重视文艺创作是对的，但“火花”不重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却是不对的。对于全国范围内关于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我们是沉默的；关于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沈阳等地过去都在讨论，我们一直保持着沉默；对国内外目前重大的文艺作品和事件，我们更是无声无嗅。如果说，这不是脱离时代和现实，那世界上还有什么脱离现实的事呢。再退一步讲，我们就是避而不谈上述那些问题，那么，我们本省的作家和作品不能谈谈吗？“火花”已经出过大半年了，刊物本身所发表过的作品不能谈谈吗？是没有意见吗？事实恰恰是相反的，意见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单是“火花”编辑部本身就对某些作品议论纷纷，读者对唐仁均同志的“笑荷花”也是议论纷纷，投来许多稿子，当然这些来稿和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其中有合理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合理的或甚至缺乏常识的论断，但是所有这些，我们都用息事宁人的办法掩盖了。试问这种掩盖的作风对“火花”编辑部来说，对作者本人来说，对广大的读者群众来说，能有什么好处呢？有问题尚且处处掩盖，当然更谈不到去组织和启发不同的意见了。“火花”的闭关自守的态度太严重了，这是和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毛主席的伟大的理论指示是很不相称的。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管斯大林犯了怎样性质的或怎样大的错误，但是斯大林这话却是非常英明的论断。要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必须要成为一位思想界的战士和先驱者，正如我们“火花”创刊前宣传海报上所说的，要大胆地来干预生活。“火花”编辑部集中了我省一些主要的作家们，他们各自在创作上的成就我们且不谈它，我们看看我们的作家们，对自己的作品和同志们的作品都是那样地胆怯和不敢公开谈论，那样束手束脚和沉默寡言，那样地患得患失，顾虑重重，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声言要在创作中大胆地干预生活，这岂不是带有讽刺性的自欺欺人的矛盾吗？你在生活实践中表现的那么胆怯和鼠目寸光，然而你却要在作品中大胆地干预生活，怎样“大胆”和怎样“干预”呢？恐怕连你自己心中都没有底，只不过是那样喊喊罢了。

　　“百家争鸣”是要实事求是的来展开争鸣和辩论，正如伟大的丹麦童话家安徒生在一篇童话里所讲过的，钢针越磨越亮，而真理也是越辩越明。如果不先取得思想解放，打破顾虑，那么“争鸣”是很难深入地展开的，充其量不过是凑凑热闹，点缀一下，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写些不痛不痒的，既不治病也不害病，既不损人也不损己的应景文章，应个卯算数。

　　我对山西日报编辑部的情况很不熟悉，但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觉得山西日报是有“争鸣”的愿望的，就是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当然，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粥，这个鸣不起来的责任是我们大家的。但另一方面，山西日报主动的组织和启发不够，缺少办法，他们组织文章的方法太死板，单知道伸手要稿子，好像别人欠他二百钱似的。他们却不研究怎样去启发和诱致作者写稿，怎样找窍门去约稿，到必要时还可以用访问记和谈话记录来代替文章。当然，这是要山西日报的记者和编辑们多出一把力的。另外一方面，是山西日报的选题太死，常常出题目来要文章，这就使有些作者很为难，因为他写去的稿子编辑部不欢迎，说是不合方向和要求，而编辑部所订的方向和要求，作者却未必有兴趣去写。第三，山西日报的字数控制也太死板，当然报纸是以短稿为好，但较好的长稿也可以酌情发表，不一定都要经过斧正和删削。编辑既要对读者负责，也要对作者负责，有些文章的内容虽好，但辞句不通，段落不明等等方面，为了对读者负责，编辑有权，也有责任来将这种稿子修改得更好一些。但也有些文章的水平较高，正如巴金同志所说过的，他作为一个编辑，就虚心地向别人的稿子学习了很多东西，这样，为了向作者负责，就不必将人家的杰作改为劣作，或删削得损害了作者的原意，像人民画报的编辑删改柯灵同志文章的例子，硬是要把人家的杰作改为劣作。不过像柯灵那样把他的原作和被删改的作品都发表出来让读者来评理的事情，究竟还是极少数的，而大多数的作者，遇见同样这类事情，只好自认晦气罢了。（原载1957年5月6日“山西日报”。）

　　 来源：《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太原：山西省文联，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