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各种矛盾现象申述意见

　　<中山大学、岑仲勉>

## (岑仲勉：中山大学教授)

　　本报讯  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岑仲勉9日在省政协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揭露了他所看到的矛盾，申述了他自己的见解。

　　岑教授指出：古语说，“民为邦本”，“王道不外乎人情”，可见密切联系党政与群众万分必要。可是有些领导对党外人士一般地还不能推诚相信，不能尽量依靠群众，这固然存在着不少主观客观的原因，而宗派主义却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因为有这种宗派主义，领导方面往往不肯相信群众，同时以为我国没有什么遗产，样样都要新的才行，先自搞一套，往往走弯路。轻视旧日遗产及过去经验，往往产生了严重的流弊。辛亥革命以后最显著的是抛弃中医的经验。

　　岑教授说，目前毕业生、干部都认为农村没有可学的东西，造成一种不肯下乡、厌恶农村的资产阶级思想，恬不为怪。前清光绪我初进学校，看见同辈有些对都市羡慕，我曾提出管见，说应该仿古人入山读书的办法，把高等学校建在山乡；这样，或可使他们当青年时习惯于乡村生活，收效会抵偿交通不便的损失而有余。前清海关定制，下级的科员常须经过一回远调(如当时的蒙自、思茅等处)；现在在城市的下级干部，亦似可规定必须经过农村工作一阶段，这不单止在调剂，也可增长他们的见识。

## 工作中一定会有矛盾预计准确偏差就可少

　　岑教授说：工作上的偏差在任何时期都会发生，即所谓有利必有弊(矛盾)。尤其我国地大物博，适应于这处的未必适应于那处。但也有由于领导上所酿成，上有好焉者，下必有甚焉者；要在随时随地加以纠正。比方有些办教育的干部以为思想好便跟着学问好(不分别德育、智育为两个途径)，于是对大学的研究生拖延不办，白白糟蹋了几年时光。又如广东戏剧改革后，许多青年演员却不重视艺术，好的剧团多留恋在广州，极少向广大群众宣传，造成这些偏差不能不认为领导上应该负责。他还谈到对干部水平的看法，他说，一个人的思想是比较容易恶化的，新干部会变质，旧干部也会变质；学问、艺术等取得后是比较稳固的；如果把这两件事排队先后，似不如把二者平列。换句话说，思想好、学问又好固然是优等，思想次(不是坏)而学问好的，似应跟思想好而学问次的一样看待。

　　岑教授认为，谋定后动，事豫则立，偏差的产生又常由于没有充分准备，没有豫估准确，如布、糖分配以及广州的鲜鱼、电力、交通车辆不足等，都属于这一类的例子。

　　他还说，高教部因政治理论课占时间过多，加以缩减，可是缩减之后，政治理论课教师又说学生不重视政治，这是最近高等学校里的矛盾。平心而论，政治理论课略近于旧日的法学院，除文哲科外，思路确跟理、工、农有点不同，就现在(不包括将来)的学生水准来看，实有显得东顾不得西之窘态。为要双方兼顾，或者平时只把重要的讲授，其余则留待各课授毕后一起讲授，这样办法能否行得通，还有待于当局者的从长讨论。

## 机构臃肿效率不高浪费必须反对

　　岑教授指出：节约和浪费是当前很严重的矛盾。据个人所见，解放以来，各机构的改领导、改名称及搬地方等，殆数之不尽，计算起来是一笔很大的浪费，这又是不豫之过。可见节约应自一级机关做起，他们能晓得节约，下级自然就省约许多。然而，节约应节所当节，不应节所不当节。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为纸张，纸张不够就难以印刷，难印刷就削弱了科学研究的兴趣；印刷纸张的分配，学校应放在第一位，广东省文化用品公司把它压在第二位(见本年4月23日南方日报载)，是不对的。有些事更加不能纯从节约角度来看。中、小学办不好，高等学校必受很大的影响，我们似须从现在起，忍着痛苦择要地逐渐加以充实。

　　他还指出，浪费的表现又在乎机关臃肿，进一步更牵涉到集权分权问题。分得太细，一件事要经过五、六个部，缺乏统一领导，结果总会遇事拖沓，不容易解决(如中、小学与高等学校之关系，分属教部与高教部)。又出版社虽经一度归并，仍似为数过多，编辑水准过低，审查一本五万字书或需一年以上，浪费实在厉害，审查没有收到什么效果，那更不必言了。

　　他还说到无形的浪费。比方一个机构一年内开一两回大会，征询兴革意见，那是极好的而且似乎必须的，可是重复之会很多，对这样浪费好像满不在乎，而其结果则等于压缩了人的工作量，损失比财政尤难以估计。故节约或反浪费必须从时间开始。

## 对国家公务人员要制订奖惩法

　　岑教授说，有些现象是使人较难了解，比方一种命令下去，下级干部推行得很积极或更超出乎指示之外(如压价收购之类)，但另一种命令下去，他们却好像目无所睹，不给以注意，或且不大遵守(如抬价抢购，突击花钱，不履行合同及不服从分配之类)。这是什么缘故呢?据个人猜测，他们的感觉似乎以为经济是站在第一位，能够完成任务，则无论用何种手段也不至于有过；至于一般问题，上级总采教育主义，不会把自己完全抛弃，所以略有些违法乱纪，也觉得有恃无恐。我的猜测如果不错的话，则是已滋长着颇为严重的官僚主义了，应该设法纠正。最近全国政协开会，已有人提议早些成立行政惩戒法，较全面来说，应该是成立奖惩法(唐的考绩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奖惩法不立是无所准绳的。奖之旨在劝，惩之旨在戒，某些公务人员犯过严重错误，究竟有无惩罚，没见公开，对一般干部说则无以戒，对群众说则造成多少隔膜，惩的办法或可先采降职不降薪，再后乃薪职并降。岑教授认为，过去报纸对公务员工作错误的造成，往往偏于责备下级，这样批评似乎未尽公允。造错的原因有时由上级指示不够明确，不够完备，上级要负多多少少的责任。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15日。原题为：“老教授岑仲勉对各种矛盾现象申述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