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

　　<西南师范学院、董时光>

## 讲师董时光在西南师范学院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我这一辈子是头一次在这样场合之下发言。解放后我对发言没有兴趣，因为自己的话是不能说的，只能说“领导”上要我说的话，而我又偏偏不喜欢作应声虫，所以只好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写。毛主席提出“鸣”、“放”政策之后，我觉得知识分子才真正得到了解放。我感到兴奋，我突然十分积极起来，我成天写文章往外寄，让大家看看，纵使报上登不出来，至少也可以反映到上面去。其实，远在解放前，我便是一贯积极的，一直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着。现在西师的领导以为我不积极，这只能证明他们不要民主。

　　在我看来，我们学校里是一塌糊涂，因此我今天所要说的话是不会好听的，这里面没有“花”，有的只是“刺”，一定不会使领导们舒服的。你们向来只喜欢听顺耳之言，不喜欢听逆耳之言；但是“要起沉疴，必须要投猛剂！”我们学校的病太深了，批评得太轻，是无济于事的。

## 党群关系

　　我首先要谈的是党群关系。

　　一般文章中都认为党员有优越感，非党员有自卑感。但我看来党员和非党员都有其两面性。党员有优越感，但也有自卑感；优越感表现在政治上，自卑感表现在业务上。非党员有自卑感，但也有优越感；自卑感表现在政治上，优越感表现在业务上。

　　至于作祟的主导力量，我倒是觉得同一般人所说的正相反。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倒是党员的自卑感和非党员的优越感，至少在高等学校内是如此的。

　　这些党员领导们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识分子的“尊严”，正是觉得他们太骄傲，看不起自己；批判“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和“纯业务观点”，正因为这些东西是知识分子的比自己高明的地方；他们从未批评过自己的“纯政治观点”。说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不过是因为深恨他们对党员的尊敬太不够，其实外国去了一趟，便是“有了问题”，水平反而降低了，这我简直不懂，越想越气愤。最初刚回国，以为解放后，大家水平提高了，相形之下便是我不行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看看又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慢慢地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

## 宗派主义。

　　我们系里有一位党员，1947年川大毕业的，过去一直没有教过书，一直在“革命”。1953年却升为“副教授”，后来官运亨通，调到贵阳师范学院作“领导”去了。不但党员有特权，就连“靠拢者”也很沾光。有一位中学毕业生，过去作黄金美钞生意的，也从未教过书，也在作“副教授”；去年提名讲师升级，也绝不提我的名字，只提过几个党员，或已经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准党员。那么，我的水平是不是真不如这些人，学校中知道我的人自有公论，我不必多说了。我虽不学无术，但教育史，外国历史，外国文都有相当根底，并不比这些系的教授差到那里去。这种令人愤恨的不合理的歧视，我屡次向学校抗议过，但是你一抗议便更有“问题”，更要压制。无可奈何中只好向教育部反映，教育部一直是置之不理，我给他们写过不下十来封信，都象石沉大海，永无回音，并且还把我写的信寄回给西师领导，让他们加紧迫害我。最初我想这是“官僚主义”；最近从报纸上看到的许多新闻来推测，才明白此“官僚主义”还可恶得多，这是“宗派主义”。教育部的官僚们是党员，我们学校的领导也是党员，于是“官官相护”。在这官司中，被告和法官是一家人，我这个无党无派的小人物，只能含冤终身了！

　　去年评薪时，我评的是七级。不但是“教授”不够格，就连作讲师也还是等而下之的。我觉得这种侮辱已经忍受了四年，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便向领导上提出了最后的抗议，最近领导上同我谈过一次话，表示领导上现在已经明白当初给我的讲师名义太低了，但是既定之后，便不能改变了，据说是怕人说“闲话”。其实无论什么事情都总是有人说闲话的；照甲的意思作乙会说闲话，照乙的意思作甲又会说闲话，尽听闲话，领导上又怎么办事呢？有没有客观标准呢？其实所谓怕“闲话”也不是事实，他们提拔党员或“靠拢”的知己时，是从来不考虑闲话的，我想来想去，西师的党员同教育部的党员既是一家人，而我自己又是个“顽固分子”，大概是无处去申冤了。但是我有权利拒绝侮辱。自从工资改革后，我决心不领这种卖脸钱了，领导上也乐得拖延不予解决。他们以为可以拖垮我。但是我警告你们，你们是拖我不垮的。最近我已收到一笔稿费，以后还要陆续收到更多的稿费，三、四年之内你们拖不垮我，大概西师的领导也感觉很意外，他们随手扔掉的“废品”，居然还能值千元！

　　 (5月11日)

　　 来源：《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6》（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1957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