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种好像永远都是正确的人

　　<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

　　在我们这里，有种好像永远都是正确的人。当教条主义还很吃香的时候，他的文章里不但充满了教条，也积极支持过各色各样的别人的教条主义；当粗暴的批评还被当作“原则性强”来看的时候，他不但写过许多粗暴之至的文章，并且也曾实际鼓励了这种敌友不分的风气。这时他当然是站在时代的前头，正确得很，接着情况变了，教条主义终于被揭露为马列主义的大敌，敌友不分的粗暴批评终于被斥为严重的错误，人们大概就会这样想，这种人现在总该检查一下，坦白那么几句了吧，然而不然，他却又在大写其痛骂教条主义和粗暴批评的文章了。真所谓摇身一变，仿佛他过去什么文章、什么话、什么事都不曾写过说过做过一样。他现在是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时代的前头，依然还是正确得很，就好像他便是“正确”的化身，而别人则都是天生只能错误而非接受他教训不可的傻瓜。

　　“不以人废言”，当然是对的。但也不能绝对化，否则这种人不是又可夸口他是如何进行了战斗么？应当指出，这种人的“优越感”也好，“领导面孔”也好，“宗派主义”也好，总之是已经给我们大家的事业带来了不少损害，而且如果一定还要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永远都是正确的人”，那么他也还是能够干出点不妙之事来的。老实说，人们害怕、厌恶这种人。区区响应号召之功，结算起来恐怕无论如何也抵不过他所带来的损害。

　　任何人都不可能无往而不正确，无事而不正确。问题不在于是否犯过错误，而在于能否正视、承认、改正错误。分明有错误，也已知道了是错误，却推得一干二净，就像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过一样，即使错误本来不算顶大，但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怎能改正错误？又怎么能和大家做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在这方面，从最近读到的“谈谈文学”（“学习译丛”三月号）这篇文章，由于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分析批评年来苏联文学事业中所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时，曾经非常诚恳地再三提到自己在这里面也应负不少责任，我就感到这确是一种很可宝贵的负责精神，而这样的人虽然在过去的工作中无可讳言地犯过一些错误，人们却是决不会因此就减少了对他的敬重的。

　　西蒙诺夫指出过去若干年来在某些苏联文学作品中的确犯有个人崇拜的错误，“粉饰生活，把愿望说成现实，对困难一字不提地直接地，过分地，无批判地颂扬斯大林”。在这样指出了之后，他马上就这样说：“就是在本文作者的某些诗篇中都有无批判地评价斯大林的活动，颂扬斯大林个人的章节和片断。”

　　西蒙诺夫现在是认为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的第二种版本其实还赶不上第一种版本好。他现在认为有人在一九四七年秋苏联“文化和生活”报上发表的那篇评论“我们剧院舞台上的‘青年近卫军’”是战后文学批评中引起他“内心最反感的”、最难同他亲身经验的结论相一致的一篇文章。他现在认为苏联作家协会当时的领导者以及许多作家和批评家不但没有勇气试图指出这篇文章的片面性和错误，相反还随波逐流，说了许多十分不公正的意见，是很不应该的。在这样指出了之后，他马上就这样说，在作家协会当时的领导者中，“其中包括本文作者”，在随波逐流的发言中，“其中包括我在莫斯科剧作家大会上的报告以及在电影工作者积极分子大会上的发言”。

　　在谈到某些作品由于回避和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因此不能不是“失败”之作时，西蒙诺夫不但提到了巴巴耶夫斯基的“光明普照大地”，同时也绝没有故意忘记“西蒙诺夫的‘异邦暗影’”。

　　可是我认为说得最恳切坦白的还得推文章结尾时这一段话：“在谈论战后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作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仅仅注意那些自己错得较小的问题，而回避那些自己错得较大和较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集体讨论我国战后文学史的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就是我们同自己讨论有关自己的错误，讨论自己思想所表现出来的不够坚定的地方。至于我自己，我丝毫也不打算把自己同我在本文中所谈到的那些错误分开，在这许多错误中多少也有我一份的”。

　　就这样，由于西蒙谱夫“丝毫也不打算把自己同……那些错误分开”，丝毫也不打算把自己也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还不是私下说说而是公开的承认错误，一再表示“感到羞愧”，就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老实、勇敢的作家，一个可敬重的人，同时也使我们相信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的人才能真正做好自己的文艺工作，并帮助大家做好文艺工作。

　　以为自己“永远都是正确的人”，以为这样打扮一下就能真正使人相信自己永远正确，这是太主观，太天真了。我看，这种人还是学学西蒙诺夫的好。（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八期）

　　 来源：《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