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育系小组会上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董渭川>

## (董渭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校委会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副教务长)

## 在师大几乎像当雇员，有职无权 ，受批评却有我一份

## (在5月13日教育系小组会上的发言)

　　我们学校这几年两个矛盾，一个是工作的矛盾，一个是人的矛盾。这二者是互相渗透的。

　　师大往哪里去？如何把一个旧师大改造成一个新型的正规化的师大？这些问题，领导思想是模糊不清的，几年来没有下功夫研究过。1956年波波夫专家帮助我们订教学计划时就提出了这问题，现在又在修订教学计划，越修订，师范性质越少，这比我30多年前在师大作学生时的师范味道不晓得淡多少倍。办师大的规律是什么，这问题我们都是模糊不清的。新的规律没模透，但却轻易地把过去几十年办学经验全部否定了。苏联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但是硬搬苏联经验。领导人员是新的，与旧人员缺少联系。由於这些原因，使得方向模糊不清左右摇摆。党和领导只抓些具体事情，结果就是使党政不分，领导忙于事务，成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由于领导人员是些老干部，办学基本上依靠战争时期的经验，接近的又是一些青年同志，他们虽然有热情，但没经验，这样党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远。在学校听到“校首长”的称呼，还盖什么“首长住宅区”、 “高级干部宿舍”等，听了多叫人刺耳，住到那里群众会怎么看呢?

　　关於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由于领导思想是急于要改造这些人，因此就出现三反排队洗澡的作法，伤了知识分子与党的感情，也影响了新老关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一口号在我们学校很少听到。几年来由于不被重视和信任，提意见置之不理，使我感到在师大像当雇员。

　　关于有职无权但有责的事也想谈谈，院系调整后，我作过教育学的小组长、教研组副主任、实习委员会副主任、副教务长等，，但许多事情都是党员秘书或科员决定了才给我执行，或者不得他们的点头就不能做，权是没有的，可是有责，受批评却是我的，甚至教育部一位(司长到华东师大作报告批评到我们的实习工作时还点了我的名。

　　总的我谈的就是这两件事，工作问题和人的问题互相影响，两股梳成一条辫子。学校里肯定应加强党的领导，但应分层负责，更应多和群众商量。我说校长—个星期需要有两天去北海钓鱼，让头脑清醒、冷静，多考虑些大问题。(原载“师大教学”115期)

## 党委会在玩火，最后非烧自己不成

## (在5月25日教育系数师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学前教研窒“走私”进来了一位左副主任(人民日报上己揭露出来好多天)，这问题应及早作出交待，到底这人经什么手续进来的？应由谁负责？系主任，校长都推说不知道，这正是“官官相护”。据说这样走私的事不少，应彻底检查。这位副主任的爱人是高等师范教育司的司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他不能不负责。从思想上分析这问题：第一是“家天下”思想，就是这个天下是由我们打出来的，我家中的人也应分享一份，这思想远超过宗派主义。其次是“老干部万能”，到底这位副主任有什么专长？只因她是老干部，就可以领导学前教育，这是轻视学术玩弄学术。再就学校领导看，对于上级的爱人作这种安排，纯粹是逢迎思想。我希望党委会越快越好把这问题弄清楚，然后提到教育部去。再过半个月就又发工资了，是否还让她拿千薪7党委会如果继续背这个包袱，越背越重。

　　由于上边那些思想，给予了那些极有为的青年党团员什么教育，也直得想一想。在实习期间，在一个幼儿园里，我实在看不下去有青年同志对这位副主任的环绕奉承。

　　(二)昨天下午党委会突然的报告，我听了之后心里感到很沉重，今天忽然又撤销报告的后一部分，党委会考虑到这一切的后果没有？报告后群众议论纷纷：第一，对党员校长的那种错误大吃一惊，第二，张斧同志把两个教授互相攻击的事摊出来，有人说这是想转移视线，我想不会如此吧？果真如此，就是党委会在玩火，最后非烧自己不成。党委会现在很被动，手忙脚乱，应该由被动变为主动了。

　　(三)有—个问题我和黄教务长彭主任都谈过，但无下文，是不是当作私人聊天了？这事是肃反运动中发生的。肃反初期，由于北大肃出一个九三学社社员是胡风分子，报告到总社，总社及时作了处理，我根据这一经验，向田洪昌同志(教育学教研组秘书)探问我校九三社员有没有出了问题的，他说我不该问，并且要我所知九三社员的反动言行尽量向党反映。到了肃反末期，在会上由黄济同志口中批评我那次谈话是 “摸我们的底”，这就好像说师大的九三学社是反动组织。不然的话，为什么要“摸底”呢？这话我一直没对九三社员们说过，怕产生不好的影响。当这位同志说这话时，王主任及其他党团员都在座，并没有人不同意他这话。这不能光拿宗派主义来解释，是把“九三”放于敌我矛盾上了！又怎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希望党委会考虑如何对待此间题。

　　(四)建议党委在整风中检查我校从解放以来贯彻执行党中央对高教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实际情况。必须肯定，党中央团结、教育、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也必须注意，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团结的基础上，进行教育、改造。当然也不是无原则的团结。

　　据说思想改造运动一开始，教育部的领导是这样指示的：要老师们排队洗澡，尽量放在热水中烫，烫不死就得，这是从团结出发吗？肃反时胡克英同志向群众布置，要被斗的人“臭”“垮”“服”，这战术也是用之于敌我矛盾的。三反、肃反所起的副作用是给一些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有些人认为是终身的奇耻大辱。同时发动起群众来斗这个那个，到后来斗错了，实际上当然会影响到彼此间的团结。即令被斗的人不说什么，恐怕自己也于心不安吧？再就这些做法看，对于青年党团员给了些什么教育呢？以胡克英同志为例，他是肃反的大将，每次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布置工作，威风凛凛，讲完话站起来就走，党究竟要把这些青年人培养成什么呢？

　　上边我是仅从副作用谈的，并不抹杀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教育和党在历次运动中的成绩，而是说党中央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从教育部到我校执行的距离很远，甚至背道而驰，搞的有些知识分子敢怒而不敢言，今天要放了但还有顾虑，这些结果是不是大大损害了国家的元气和党的事业？我觉得，这应从学校党的领导态度和领导思想上深入检查，并研究如何改进才有利于今后的团结。(原载“师大教学”127期)

　　来源：见《“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