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暮春夜灯下随笔

　　<北京市、刘绍棠>

## 一、由童年偶忆想起的

　　我六岁进小学那年，在给大成至圣先师三叩首之后，第一堂课，并不是先生教识字，而是由一位高班同学把着手腕描红摹纸，我当时目不识丁，手直哆嗦，便索性把整个行动权委托给我的大师兄，任他掌握着去左右挥毫。我对这种描画实在不感兴趣，但是对于被我描画的那些字，却颇为好奇，而且渴望能够认识它，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来读书，是为了识字求学问的呀！

　　但是直到一年以后，我才全部认识它。原来是一首小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而且也能理解它，甚至沉浸到这首诗的意境中去了，并且在图画课上，根据这首诗的描写，发挥了我的全部想象力，画了一幅希奇古怪的画；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被艺术所感染和陶冶。此后，两三年中，我都迷醉地喜爱这首小诗，它一直激荡着我那幼小的心灵。

　　但是后来，我虽然仍旧是读初小，却忽然有一天不满意它了，它无论如何再也拨不响我的心弦了。这是因为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它使我落泪失眠了。因为我当时正在远离故乡三十里外的一个学校里住宿读书，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每日三餐吃些发霉味的饭菜，夜晚被蚊子、臭虫、跳蚤和虱子咬得全身红肿。因此，在读了这首诗后的那个夜晚，我躺在土炕上，望着窗外那皎洁的圆月，想起了母亲和伙伴们，想起了故乡的田野、河流、树林和葡萄架，想起了自家的土炕和窗棂，我忍不住哭了，直到脸腮上挂着眼泪睡去。

　　从此，“一去二三里……”以及“一去二三里……”之类的诗，我再也看不上眼了。

　　我的上学，也是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这么一个阶梯又一个阶梯地念上去的；我的读书，也是从浅近的逐步地向较高深的读下来的，而且还在继续向更高深的读下去。

　　这，大概正是一个普遍性的发展道路，也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提高过程吧。

　　于是，由此十几年前的忆旧，我又重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想到了我们目前文学艺术创作的问题。

　　今天，谁也不能充耳不闻人民的呼声。人民对我们的小说、诗歌、戏剧，以至相声，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有意见。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严肃地研究一下，这些意见的根本关键是什么呢？

　　我认为，根本的关键是，人民要求提高，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提高。

　　由于公式化概念化的流毒，近几年来我们很多的文学艺术作品，是非常缺乏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一读开头就能料到全局的小说，不能激动人的喜怒哀乐的诗歌、戏剧、电影，令人皱眉而不能令人捧腹大笑的相声，是相当相当地不少的。（当然，也有不少不少与此相反的作品——我必须做此注脚，声明我并不是否定一切。）这些作品，往往是根据某些政策条文或政治原则的抽象概念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把抽象概念图解了一下子。

　　这些作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人民还只能接受“下里巴人”的时候，也就是象我只能欣赏“一去二三里……”的时候，它的确是起过好作用的，我们决不能一笔抹杀它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是，当人民已经不满足“小放牛”和“人、手、口、刀、牛、羊”，开始能够接受和感到需要“阳春白雪”或“阳春白雪”之类的东西的时候，也就是象我已经看不上“一去二三里……”而开始能够接受和感到需要“静夜思”或“静夜思”之类的东西的时候，仍然供给的是这些陈年旧货，人民怎么能不表示正当的不满呢？

　　这应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表现，具体地说，这就是人民与作家之间的矛盾。我这样说，并不是故意要耸人听闻，也并不是故意来丰富人民内部矛盾的品种，而是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因此，就必须有勇气正视这个矛盾，有信心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斗争。（当然只是相对地取得缓和与统一。）而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提高。

　　这提高，当然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着门提高，而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也就是说，要把“一去二三里……”，提高到“床前明月光……”

　　提高，当然是思想性和艺术性一齐提高。但是，文学艺术的思想性，是要通过艺术形象的完成去实现的，因此，归根结底，是要提高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也就是要给人民写出引人入胜、屡读不厌的小说，激动人喜怒哀乐的诗歌、戏剧、电影，令人捧腹大笑的相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我看来，正是为了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学术研究大大地提高。

　　今天，应该是以提高为主了。

## 二、繁星

　　也是从童年想起的。

　　我在童年的时候，是最喜欢星星的，尤其在夏天的夜晚，我和我的伙伴们站在大场上，抬头仰望着广漠的天空，一个一个地数着星星，甚至还曾经到村边池塘去捞过星星。

　　但是，我们最熟悉和最感兴趣的，只有牵牛星、织女星和北斗星，因为它们是我们每天都要看，都要讲的。

　　于是，我想到我在四个月以前，给我的一个敬爱的长者（他担任一个报纸的领导工作）写的一封信，谈的是他们报纸的文艺副刊问题，就是用繁星做比喻的。

　　一个文艺副刊，或是一个文艺杂志，应该是以体裁的五花八门，花样翻新（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的拼盘）为主呢，还是以发表有分量的作品、造就出众多的作家为主呢？也就是这个繁星的意义，指的是体裁的万花筒呢，还是指的是造就出一批的作家呢？

　　可惜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下去，因为做为具体对象的这个文艺副刊夭折了。而在报纸上公开讨论，也就是说不是内部性的为这个文艺副刊的讨论，又因为我当时思想上有着种种顾虑，不敢抛出我的砖头去引起争端，因而只好把问题搁下了。

　　现在，虽然这个文艺副刊早已经不存在了，具体的对象没有了，但是我的勇气却产生出来，于是我就抛出了这块砖头。

　　我认为，一个文艺副刊，或是一个文艺杂志，它主要应该是发表有分量的品作，造就出一批批的作家。发表有分量的品作，尽管每期都是小说、诗歌，或者都是鼓词、相声，表面上看来，似乎单调一些，但是它给读者的实惠却是很大的；读者也许暂时会有意见，但是日子长了，便会感到所获甚丰，大为满意的。而造就出一个个、一批批的作家，对人民的整体事业——具体地说，对人民文学艺术的贡献是巨大的，要被写上史册的。当我们现在历数我们那些有成就的老作家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小说月报、语丝、莽原、萌芽、拓荒者、文学……等文艺杂志和文艺副刊，因为正是在这些土壤上，播下了作家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至长成大树。

　　因万花筒式的花样翻新，虽然能够暂时地取悦读者，但日子长了，就会感到厌倦和乏味。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愿意穿一件料子高、色调整洁、美观、严肃的衣服，而不愿穿用各色各样布头缝制成的百衲衣。

　　但是，这并不是说，万花筒式的花样翻新根本要不得。比如一个知识性、趣味性的文化生活副刊，就应该办得五花八门。具体到这种副刊，我的看法就要因地制宜了；也就说，万花筒式的花样翻新再好不过，它不是各色各样布头缝成的百衲妙，而是红、橙、黄、绿、青、蓝、紫织成的彩虹。

　　说到最后，就不能不干预一下现实生活了。

　　如果北京日报再办文艺副刊的话，应该是怎么个办法呢？

　　“北京文艺”是否可以把你们那儿的说唱文学部份，让给同时同地出版的“群众演唱”呢？

　　 （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5月14日）

　　 来源：《青年作者的鉴戒》（东海文艺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