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繁荣创作、提高出版物质量提供更好的条件

　　<上海市、傅雷>

　　谁也不能否认，解放七年来的出版界有了空前的进步：品种之多，印数之巨大，都达到了五四以来的昀高纪录，为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打下了基础。但是我们欣幸之余，也不能不承认出版物的质量坯远远的跟不上数量。不但学术水平、艺术成就不能跟出版物的品种及数量齐头并进；便是印刷装订，近几年也进步很少，甚至有落后的现象；推广发行方面也是问题重重。广大人民对于精神粮食需要激增，而作家的队伍来不及有相应的增长；用纸的总量日益巨大，而造纸工业还相当落后，特别是原料不足；编辑、校对、印刷、装订、发行等等的干部的增加，跟不上客观需要，出版部门对于读者及作者的实际情况没有充分掌握，更谈不到科学的规划：这些原因使作者、读者、出版社、印刷厂、发行机构，相互之间发生很多矛盾。个人见闻有限，只能就文艺出版界的情形来谈谈；收集的材料不多，也不尽可靠，不正确和片面的论点自知难免，有待各方面指正。

## 五项矛盾

　　先是作家与出版社有矛盾——作家抱怨纯文艺的出版机构太少，一共只有人文、新文艺两家；青年、少年儿童、文化、通俗等等，不是单出文艺书的，不计在内。有些作译者反映，一部稿子退回了，没有别处可投，等于宣告死刑；所以认为齐放与争鸣的园地不够，机会太少。出版社方面却抱怨来稿很多，来不及看，而可用率很低；作品一般的水平不高，作家的产量不多，尽管积压的稿件上百上千，选题计划还是不容易完成。作家抱怨编辑部任意改稿，乱提意见，清规戒律，不胜其繁。编辑部却也叫苦连天，说浪费了大量精力替外稿加工。这不过是作家与出版社的矛盾的一部分，其他如为了稿费等等的争执还有很多。

　　附带说一说文艺刊物与作者之间的矛盾。作家们对刊物的意见，主要的是投去的稿子石沉大海，登出来的往往是知名作家的，有权威思想。但刊物每月收到的外稿，少则两百万字，多则上千万，每期的篇幅只能容纳十余万。这样沙里淘金的繁重工作，现有编辑部的人力是难于应付的。由于篇幅有限，登了长文章，就得挤掉短文章，登了短文章，就得挤掉长文章；而被挤掉的总有意见。以取稿标准来说：尺寸放宽了，读者不答应；尺寸收紧了，作者不答应。来稿尤以青年作者为多，质量不高而发表欲很强，甚至课卷一类的东西也不少，但一经退稿，往往指为压制新生力量。可是上海文艺月报去年的总结，发见老作家写稿还是少的，不是多的。

　　出版社与读者有矛盾——读者嫌重复的、大同小异的、质量平常的书太多。他们特别批评一窝风现象，如肃反故事，惊险小说，很多是粗制滥造的，造成“滥”的现象；另一方面，有定评、有价值的书经常脱销：老舍、茅盾、巴金、赵树理等等的创作都买不到，曹禺过去写的剧本好多种没有重印；很多世界名著的译本也是奇缺，造成了“缺”的现象。有人说出版社只在选题、编审上做功夫，书一送到发行机构就从此不问，好比父母只管生儿女，不管教养。可是出版的图书也是国家的财富，物质的财富需要积累，精神的财富就不需要积累吗？所谓积累，是把有价值的图书流传下去，经常与读者见面，而不是今年出了，明年就丢开不问，从此在书店里不见影子。过去每个出版社都有若干常销书作为生命腺，读者也作为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难道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人民的精神食粮倒不需要有些营养丰富，可以冬夏常服的补品吗？至此为止，出版社对这一点是不够重视的。他们也有另外一些苦闷，觉得怎样在思想教育观点上来掌握出版物的品种与质量，心中无数；读者的需要有时也与作品的思想性不相称；比如前几年的“牛虻”，出版社认为要压缩印数，市面上却要求大量发行；又比如从提倡阅读古典小说以后，三国、水浒、红楼等等的需要量，决不是目前的纸张供应与印刷条件所能胜任。

　　出版社与印刷厂有矛盾——出版社要求提高印刷质量，内容正确完美，编排版式美观悦目，尽量缩短出书时间。印刷厂却另有一套生产计划，另有一套每月每季的生产量指标；出书的时间要由他规定是不必说了，还不容许在排字阶段多作内容或文字的修改，连多打一份清样也很难办到。有位朋友花了六年时间，从事一门在中国是空白点的科学研究，写了一部稿子给一家专业出版社；将近一年才发排，校样送来了，作者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要补充，出版社说这一部分排工要作者负担，出版时间要推迟几个月，昀好根本不动，等再版时补充。这个例子说明，对于文化生产的特殊性，学术研究的需要日新月异，需要严肃的执着真理，作者的需要对人民负责，出版事业与任何工业不同，在发排以后还需要精益求精，保留琢磨与修正的余地等等，不但印刷厂不了解，连出版社也不了解。这样说也许过分了一些，因为我知道印刷业务繁忙，供不应求，出版社不得不仰承鼻息，对排字房印刷房都不敢坚持自己正当的主张。书印好以后，照例也有验收手续，但纯粹流于形式。任何工业品都免不了有次货，验收时还免不了有极少数的退货；独出版社与印刷业之间从来没有退货的事：是不是印的书完全合乎规格呢？那只消问一问经常买书的群众就知道了。明明有不合规格的图书而出版社照单全收，怎么能督促印刷业的进步呢？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装订方面。由于排、印、装订的厂家是印刷公司统一分配的，出版社即使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也无法调换。那些厂家也就有恃无恐，不必担心像资本主义经营的时期那样，会失掉主顾，影响营业，因之养成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精神。

　　期刊受到印刷所的牵掣更大，因为刊物有时间性。文艺月报稿子发到排字房，要四五天才送初校，校对以后改样很慢，以至有的稿子改了一次，第二次就作为清样了；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稿子，初校就作为清样。这些都还不是发稿脱期，而是排字房耽搁的结果。遇到刊物有突击任务，像去年苏联舰队访问上海，临时需要加进文章，改动版面，印刷厂也不大愿意合作帮助；刊物出版脱了期，只说是编辑部的责任。

　　另外一个重大的矛盾发生在出版社与发行机构之间。先是印数问题：一部新书印多少，由专管发行的新华书店决定。新华在全国各地有区分店，区分店根据一部未出版的书的内容提要，估计在当地的销路，在表上填一个数字。新华书店总店把这些数字汇总起来，作为书的总印数。但新华发行的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世界上哪有一个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发行人员，能熟悉各个学术部门的作家情况和读者需要呢？何况大大小小的区分店，全国有几千家，这样博学的人员也得有几千才行呢？更何况书还没有出，只看内容提要怎么能断定好坏呢？这种确定印数的办法好像是科学的，其实是极不科学的。但新华书店就是根据这个脱离实际的统计，跟出版社在书的印数上经常争执。这是一方面。另外，出版社有时为了书的思想性不预备大量印的，新华书店因为读者需要，倒要求多印，还要求三版四版的印下去。一般说来，新华书店对于新书是热心的，对于重版书是不感兴趣的，除非是风行一时的作品。因为新书容易吸引读者，销得快；至于细水长流，十年八年可以销下去的书，因为数量少，周转慢，利润少，就不欢迎；尽管有些重版书是文艺界公认的好书，发行机构也不加考虑。所以不注意积累文化财富这一点，不能单责备出版机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于发行机构。举一个我个人的例：五种巴尔扎克的小说，1954年从平明转到人文，只在1955年1月印了一千部；新华书店推说平明还有存书，不同意多印。事实上，1956年已经全部脱销，但到目前为止，新华还是不同意人文重印。再举一个章靳以先生的例：他去年出国访问，想带几本自己的著作送外国作家，一种也买不到；回国以后想寄去吧，还是买不到。大家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头，精神粮食跟物质粮食不同，跟副食品不同，不能无原则的以满足市场需要为唯一的目的：一方面，教育意义不大的作品，即使读者欢迎，我们也要控制印数；另一方面，优秀作品，我们要主动的宣传与推广；又有教育意义，又有艺术价值，又是大众需要的书，更不能长期脱销，直接使读者得不到精神营养，间接影响作家的收入，尤其是专业作家的生活。当然，新华书店也有它的困难；出版社每印一部书，不论多少，全部由发行机构包下来，经济的盈亏，责任全在发行机构；他们自然要问：我们要少印，出版社要多印，资金积压起来，谁负责？我们要多印的，出版社要少印，我们不在畅销书上多赚些钱，怎么能跟积压的部分平衡呢？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不过事实上，出版社向新华书店争取多印的数字，大半是论千，很少是论万的；只要新华书店稍为热心一些，不会销不掉的；他们原来有套办法，叫做重点发行。许多脱销的创作与翻译文艺，据上海新华书店第一书店的营业员说，已经屡次反映上去，要求重印。可见新华书店的领导与它自己的基层干部也脱行了。反之，儿十万、上百万积压起来的书和小册子，倒是新华书店要求多印的，而不是出版社争取多印的。(最后消息：去年文化部具体规定新华书店对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小册子等五种书籍要印五千万册左右，现有半数左右积压；可见问题还在中央的领导。)

　　邮局发行刊物的工作也需要大大的改进。刊物的编辑部和广大读者对邮局意见很多；昀近许多全国性刊物，受邮局限制定户的影响，销数惨跌；中国青年竟跌去20万份之多。

　　最后一个矛盾是在出版社与出版领导之间。——出版领导在中央是文化部的出版局，在地方是出版事业管理处。他们对大政方针，对必要的检查与纠正，工作做得很不够，例如对积累好书、淘汰坏书的问题未予注意，群众提出了好久“缺”与“滥”的现象，还不见采取具体措施。反之，琐碎小事倒管得很多，不合理的制度倒抓得很紧，不愿修改。例如书的定价，按照性质分为十一类，一般文艺书列入第六类，每半张报纸(不分开木)的定价是七分五厘，诗歌、戏剧、理论属于第七类，每半张报纸的定价是八分二厘。这些定价完全不顾到每面上排的字近几年来加了很多，也不问稿费支出是高是低，以致与实际成本比较之下，多数是偏低的，只有极小部分是偏高的。文艺书定价偏低了，印数又掌握在新华书店手里，因此以新文艺出版社为例，去年除了二三部印数较大的书以外，其他初版书一律亏本。地方出版领导与印刷公司在分配印刷厂装订作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出版社的方便，更没有照顾专业出版社的特殊要求；比如儿童读物要印一些插图，分配的印刷厂却是业务水平很低的。出版社有了问题有了困难，中央机关的帮助非常不够。文艺月报精打细算，每期不增加用纸能多印五千份，邮局却不愿意多收定户；文艺月报向中央文化部及邮电部呼吁，至今一个月了，没有回音。

## 五项建议

　　针对上述种种情形，我不自量力，大胆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供领导参考。

　　一、出版社由集中酌量改为分散，自负一部分经济责任，自己掌握印数。——目前的文艺出版社过分集中，机构庞大臃肿，内部层次过多，形成办事迂缓，效率不高的严重官僚主义。业务骨干非常缺乏，新干部非但一时培养不起，昀近的将来也难有希望。有二事为证：一、出版社把大学毕业生派充校对，出版局即有意见，认为大材小用了。可是过去的老编辑，很多是校对出身，甚至一部分知名学者也如此，因为校对工作本身并不容易，而且可以多看文章，增进各方面的知识。二、去年出版局招了几百个初中毕业、不能升学的青年，一下子派了40名给人文，结果什么工作也不能做，怎么谈得上培养？另一方面，旧有的骨干或则独当一面，唱独脚戏，或则东零西散，既起不了老母鸡作用，也不能把老经验为新事业服务。总编辑及社长忙于事务工作，忙于到处开会，无时间亦无精力从全面考虑，也不能检查工作，关心出版物的命运。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要办现代化的高度集中的文化事业，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看，是犯了欲速则不达的毛病。我建议仿上影厂办法，将现有的文艺出版社酌量分散，组成几个中型出版社，大量精简人员，不要机关化，做到短小精悍，也许倒是现有的编辑人才与经理人才能够胜任愉快的。这样做，可以鼓励大家树立独特的出版风格，展开友谊竞赛，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有利。为了促使出版社积累优秀作品，提高出版质量，我建议出版社自负一部分经济责任，改变现在由新华书店全部包销的办法。为了使图书印数更好的配合教育任务，建议把确定印数的权移交各个出版社，新华书店只居于顾问地位。因为各个专业出版社对专业的读者情况，应该了解得更清楚些。

　　二、改变印刷厂的经营作风，以配合出版事业为主导思想，以提高质量为首要任务。——合营以前，出版社大都与印刷厂有很好的协作关系，事事协商，互相照顾：这些好的传统必须恢复。我建议第一、文化印刷工业划归出版部门领导，大力克服印刷厂独自为政的思想，加强教育，要从提高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生产指标订立的标准要重新考虑，防止单纯的追求增产节约。第二、印刷厂也可适当的分散经营，也要打倒机关化的办法，恢复过去印刷工友与作家及编辑的联系，那对双方工作都有好处。第三、可以考虑出版社有直属的印刷厂或排字房，经济可以彼此独立，业务上必须指臂相连。第四、刊物的排字房与印刷所必须与排印书版的分开，以免牵掣。附带提一句：装订业也供不应求，操作落后，迫切需要改进旧有的，增添新的。有过一个时期，不但印刷厂积压书稿，印好的书在装订作也得搁上十天二十天。

　　三、改单线发行为多边发行，改综合为分工。——现在新华书店也是尾大不掉，分支店之多，人员之众，使训练、培养、提高，都成问题。况图书种类这样多，数量这样大，吾国地域这样广，各地文化水平这样参差不一，要一个机构来独力做好发行工作的确很难。外边对新华意见很多，恐怕新华的领导也有力不从心之苦。倒不如(一)按照图书门类分设专业发行机构，销科技书的专销科技书，销文艺书的专销文艺书，如此等等，可以养成一批内行的专业发行干部；机构小了，人员少了，管理也方便，官僚主义也不容易滋长。(二)便是这样的专业发行机构也宜于多设几家，分担任务，展开竞赛。(三)出版社也可在各大都市酌设门市部，或者与同类的出版社组织联合发行所或邮购部。新华书店一度说要与图书馆订长期预约的合同，我个人不敢赞成；因为提高学术水平有赖于读者大众的督促，一部书销得多或少，快或慢，往往无形中反映了群众的意见。解放以来，买书的大半是团体，很多阅览室的买书同志到书店里只知道要买多少钱的书，任凭书店同志配搭，像饭店里配和菜一样，这就大大降低了读者对出版物的选择作用，以后不能再进一步采取包销制。

　　四、加强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希望从中央到地方，出版的领导部门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情况，不但要了解出版的各个环节的情况，还要了解群众的反应，专家的意见，图书馆的借书人次等等。一切制度不要订得过死，要灵活运用，权力尽量下放，使出版社有更大的机动性。对纸张的分配，希望权衡缓急轻重，统筹兼顾。例如华东师大中文系出的“语文教学”是辅导中学教师的重要材料，以纸张限制，规定只印七万六千份，邮局定数已经到八万六千，估计不久要到十万；新知识出版社勉强加码到八万，与实际需要相差还远；是否可以少印一些连环画，支援一下正规教育呢？以此类推，能调整得合理，也许纸张的紧张不至于对出版事业有太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是否可以像毛主席在三月中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所说的，少给些纸给机关，移一部分作为文化用纸呢？我看值得请中央考虑。除此以外，领导出版的部门还得为远景规划着想，例如增加印刷用纸的品种，提高质量，改良油墨，尤其是彩印的油墨，改良字模，研究精装用的纸版及布料等等，需要及早与科学界及各工厂各专家联系，委托他们设计。昀重要的是尽量鼓励排字机器的发明与研究。这些工作，地方上就可以着手，不必等中央布置，因为上海有轻工业的基础，也有科学院。

　　五、正确运用增产节约的原则，多为读者的长远利益着想。——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精神食粮似乎更应当求其精而不单纯的求其多了。在学术上艺术上越经得起考验，越接近世界水平的书，越有价值，因此而稿费多出了一些，编审的力气多化了一些，因此而影响到成本和定价，对读者来说也不是浪费。在印刷上讲究一些，保养保养读者的目力，间接减少一些配眼镜的费用，减轻一些公费医疗的支出，在国家的总账上也是节约。装订得牢固一些，一本书多看十个八个人，多保存几年，对读者的负担，对国家的人力物力，也都合乎经济的原则。我决不是说，书价可以不顾读者购买力而任意增加，但减低书价要从根本着手，要在降低主要成本上动脑筋。例如纸张在成本中占的比重很大，纸厂每年上缴利润很可观，是否可以对文化用纸的定价酌量减低一些呢？又例如新华书店与邮局的销售折扣都是七折，听说他们把书报的耗损率定得很高，是否可以精打细算，减低一些发行费用呢？又例如出版社机构庞大，非生产的行政人员很多，是否可以精简一下，吸收一些过去办书店，很少人办很多事的经验呢？我个人希望出版界，尤其是领导上，多打些大算盘，少打些小算盘；多从纸价、发行费用、行政管理费用上求根本解决，而不要仅仅把书的印刷装订拖到因陋就简的路上去，因为那不符合读者的长远利益。

　　顺便提一个建议：对印刷、装订、发行三个部门要加强爱护图书的教育。——我看到一些精印的美术图书，封面的彩色沾污另一本书的底封面；也看到柜上才拿出来的精装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四边被绳子捆坏了。从著作、翻译，到装订为止，一本书不知要花多少人的心血与劳动，没有送到读者手里就受到破坏，是大可痛心的。我们必须要求出版的各个部门，各个经手人把书当作珍贵的艺术品，当做娇嫩的丝织品一样小心服侍，当作初生的婴儿一样爱护唯恐不至。这件事不但要借助于思想教育，也需要有业务教育，因为书店营业员，出版社的工作同志不会好好的包扎图书的例子，目前是相当普遍的。

　　以上谈的出版问题，话已经很多，占了大家很多时间，但还不过是个大概。其他如稿费，选题计划制度，编辑制度等等，下次有机会再谈。这里所提到的也仅仅从一个观点出发，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更好的条件。解决种种矛盾和改善现状的总关键，无论在那个环节上，都是在于合理调配，缩小机构，精简人员这几点。当然，繁荣创作，提高出版物质量，基本上要靠作家本身的努力；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实践，端正写作与翻译的态度——特别是翻译的态度！我们要提高业务，深入生活，做长期耐性的艰苦劳动，才有希望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才有资格享受更有利的出版条件。

　　 来源：1957年5月14日《文汇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