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观与信心

　　<湖北、姚雪垠>

　　今年春天，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说，真是个不平常的春天。本来从去年春天起，在知识分子面前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首先是周总理报告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跟着，党中央响亮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果把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新情况比做春天，我以为“早春”是在去年，而不是在今年。今年的春天，尽管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仍然偶而有一股冷风，一点霜冻，一阵倒春寒，但那不是主要的气候特征。今年，主要的气候特征是:阳光比去年更加温暖，并且有更多的春雨，更多的春雷，紧紧地催着我们在文学艺术上开放出万紫千红的花朵。我们还不能开出肥大的花朵，还不能开得“繁花似锦”，那原因是很复杂的，可不能过于性急。

　　从一个从事文学写作者的立场说，我从来没有像近来这样地感到鼓舞。我对于我们文学园地的巨花齐放，充满着乐观与信心。我的乐观与信心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解放八年来知识分子都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改造，这就使我们的写作队伍在政治质量和思想水平上大大提高。从旧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如果不是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获得锻炼，吃几剂猛烈的泻药，把身上的旧我打垮，蜕变出一个新我，今天就没有基础、没有条件，去从事百花齐放。百花齐放不能离开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原则，所以它要求作家的思想感情来一个深刻的变化，来一个改造。

　　第二，从中国历史上看，作家们的生活天地，作家们的视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宽阔。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在生活领域方面实际是相当狭窄的，所以有的人只能取材于童年或少年时代的故乡生活，有的人只能写一些身边琐事。从大革命以后一直到解放前，住在白区的作家们，生活的圈子始终是比较小的。但是就以苏区或解放区的生活说，也远不如今天的生活的富丽多彩。今天，深入生活不但不会受任何限制，反而受党的鼓励和帮助。过去人们梦想不到的事物，今天天天都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连梦想和神话都变成了现实。所以一个作家只要决心深入到生活中去，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一般说，他就能开出鲜花来。第三，从四十年的新文学来。

　　第三，从四十年的新文学运动史来看，我们从来不曾获得过像今天这样的创作自由。在旧社会，文学创作受反动政府的种种限制、窒息、打击和迫害。除政治迫害之外，又由于作家的物质生活无保障，他们仅有的“创作自由”更打了很大折扣。八年以来，作家们不但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而且在物质生活上也得到保障。这几年，唯一妨害创作自由的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行政命令作风。但是这种不自由同旧时代的不自由比起来，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另一种是进步作家同反动政权的敌对冲突。现在，党中央决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决心大“放”，文学艺术上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行政命令作风被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冲垮了，至少可以说，矛盾在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四，我们的创作队伍虽然还远远赶不上人民的需要，但是从历史上看，却是空前地壮大了。在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新的历史形势下，创作队伍的扩大必然会更加迅速。

　　以上四点，我认为都是今后在创作上必然出现百花齐放局面的客观条件，也就是我的乐观与信心的根据。

　　但是，每个作家是否能够开放鲜花，不仅要靠土壤、气候、阳光和雨露等客观条件，也要靠主观条件。作家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花木，因而通过主观的努力来创造开放鲜花的条件，十分重要。作家应该创造的主观条件是什么?我想，至少应该有以下几点:

　　（第一，继续进行自我改造。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肯定我们所背负的历史的因袭力量非常沉重，而完全改变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作风，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几年来我们在自我改造上是有很大收获的，但不能说大家都改造好了。即令是改造较好的人，一旦稍不警惕，松一口气，旧毛病仍会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在历史的激流中，周围一切的变化既快又猛。我们如果不随时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随时都会被抛在现实的后边，像古代的爬虫一样，因不能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而被淘汰。作家只有不断地自我改造，才能够永远成为现实生活的主人，站在进步人类的前列。）

　　第二，深入生活。深入生活一方面是为了自我改造，一方面是为了用艺术反映现实。用艺术反映现文就是创作，就是开花。我们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仅仅靠提高思想认识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从深入生活来解决。生活本来是无限丰富多彩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因为我们都不深入，都只看见一些表面现象，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一般化。曹雪芹和吴敬梓正因为各有自己最深入、最熟悉的生活领域，所以他们开放的两朵花逈然不同，各有千秋。

　　第三，加强业务学习。不仅青年作家需要加强业务学习，老作家同样地需要。在我国除少数最优秀的老作家之外，一般的业务水平都不很高。首先，我们的知识领域都很狭隘，甚至缺乏必要的常识。这一个缺点很妨碍我们从各方面去认识和理解生活。其次，我们的艺术修养不够宽广，也不够高，甚至有的写小说的人只对小说懂一些，对绘画、音乐、雕塑，各种艺术全少兴趣，对古典文学也不常接触。这样就没法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在生活中也缺乏艺术的敏感。最后，我们对写作技巧也缺乏锻炼，认识到的未必能通过最精练的艺术形式，最富于感染力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所以为开放鲜花，刻苦学习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要向中国的古典文学大师们学习，使我们开的花朵带有中国的色彩和香味。

　　第四，继续同教条主义斗争。几年来教条主义不仅存在于理论批评界，也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中。因此，作家一方面要同客观上的教条主义斗争，一方面也要克服主观上的教条主义。克服主观上的教条主义，只有深入生活，加强学习，以豪迈的气概无拘无束地进行创作。

　　以上四点意见都属于“老生常谈”，其所以是“常谈”，是由于这些问题是作家们长久来必须解决而迄未很好解决的老问题。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想一想如何百花齐放的问题，我谈了这几点“老生常谈”，一则自勉，一则与文艺界同志共勉。

　　 来源：1957年5月16日《文汇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