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山倒云散，齐放争鸣——在《河南日报》编辑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河南、赵青勃>

## (赵青勃：《奔流》编辑部副主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目前我们河南的情况，不是春风在催百花盛开，而是百花在焦急的等待春风。沉寂说明什么呢？不说明没有问题，我认为领导上解除大家的顾虑，组织大胆的放、大胆的鸣的安排，落后于群众要求。所谓“盖子”，在某些地方，可能是一座山；在某些地方，可能是一片云，山是障碍，一片乌云就会遮住党的阳光。不管是山，还是云，我们应当使山倒云散，大放大鸣，解放出一切积极因素。

　　自从党提出“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河南的文艺创作情况，有了一些发展，老作家徐玉诺、翟永坤等，都又动起笔来；新生力量中，也有以情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家们和诗人们从狭小的胡同里走出来，看见了创作的广阔的天地。大家都在作这样的独白：“要劳动！劳动！劳动！”大家都希望能够拿出自己的作品来，开出自己的花，唱出自己的歌。

　　但是，这种积极因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拥护。作家们和诗人们，只有最初的喜悦，却并不会真正的使思想活泼起来。教条主义并没有躺倒，有不少人刚开始探索，就勒马回头。比如爱情诗，开始有不少同志写起来了，但报刊很少发表这样的作品，放不出，自然就成长不起来河南的伊萨珂夫斯基。揭露人民内部矛盾，鞭打官僚主义的作品刚刚出现，就有些人大惊小怪，评头论脚。“星星”诗刊上的“草木篇”和“吻”受到批评后，也有人套用对“草木篇”的某种批评方式，省文联诗歌组曾经编印了一期“诗歌日”，组织了一次诗创作座谈，会上就有人指着冰谷同志的〈清晨，我来到小河旁〉：——

　　“清晨，我来到小河旁，

　　浓雾内沐浴着朝阳，

　　杨柳静静地立在河岸，

　　小河在雾下低声歌唱。

　　清晨，我徘徊在小河岸，

　　我的心和雾内的朝阳一样。

　　可爱的春风快来吧！

　　请吹去我心上的雾和爱的忧伤。”

　　说道：“这样的诗，在台湾发表。才会受到欢迎！为什么这样忧伤呢……”仿佛在我们新社会，连爱情上的忧伤也是不存在的。

　　李蔚同志的短诗“给理发工人”中有这样的句子：

　　“进理发厅时

　　我是一头荒草———”

　　在我们那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提出质问：“为什么写成‘一头荒草’呢？”当时大家笑着说：“一定是劳改犯”，引起了哄堂大笑。

　　上边这些例子，我想说明什么呢？提出这样粗暴和可笑的批评的还不过是两个写诗的人，他们的思想竟这样容易受教条主义影响，竟这样习惯于从文艺创作上吹毛求疵，可以感到教条主义在我们这里，并不是阴魂已散，而是十分威风的。

　　在报刊上，在座谈会中，争鸣的气氛不是那么强烈的，鼓励和爱护大胆的创造，自己的风格的形成是不够的，指责多，棍子多！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花，但这些花有的是未放先衰了，有的则象有翅膀的花种，被次到北京和其它地区的园林里开花。苏金伞同志曾经说过：“我不敢给《奔流》诗稿了，还是这样的风格，怕再遭受到别人的批评。”这里指的批评，是林召同志在《河南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感情的距离”。事情是这样的：苏金伞同志在“奔流”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首短诗“金色的米粒”，诗写他在门前的空地上“翻开土壤，种了几棵玉米。”“不久冒出了红缨……棒穗成熟了”，作者最后独白道：

　　“我每次参观工厂，

　　总使我想起我的园地！

　　工人的每一件成品，

　　都使我想起金色的米粒。

　　才知道劳动产生快乐；

　　不管是工人生产的布匹和机器，

　　农人生产的棉花和粮食，

　　或是我写出的这首小诗。”

　　这首短诗通过播种、玉米的成长和收获，形象地表现出作者的感情，只是在最后，在诗人的独白中，在给予这一诗思以概括的时候，通过自己的具体感受，体会到一切劳动都是快乐的，才联想到工人农民的劳动。显然，这首短诗并不是写工人或者农民的，它是作者通过自己平凡的生活来歌颂劳动的。读过这首诗，使人产生的是对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林召同志却责难这首诗和劳动人民的感情有距离，是旁观者。但诗所具体表现的，却恰恰是作者（诗人、脑力劳动者）和工人农民在思想感情上的进一步结合。虽然这种结合是很细微的，但它却是真实的感人的，这恰恰是苏金伞的诗的风格的一个方面。林召的批评是对文艺创作机械、简单的判决，这是“只能正面写工农兵”的变调。大家知道何其芳同志有一首短诗“黎明”——

　　山谷中有雾。草上有露：

　　黎明开放着象花朵。

　　工人们打石头的声音

　　是如此打动了我的心，

　　我说，劳作最好的象征是建筑：

　　我们在地上看见了房屋，

　　我们可以搬进去居住。……

　　“黎明”就是这样的诗：诗人听到工人们打石头的声音，激发起来诗人的情感。这首诗受到了广大读者们的喜爱，如果按林召同志的逻辑，何其芳同志则不仅仅是和工人有“感情的距离”，何其芳同志当时既没有去打石头，又想到房子盖好了可以搬进去居住，这岂不是“剥削阶级的感情”了？我认为，象林召同志的批评，只会对“一花独放”有好处。问题还不在于林召同志的这一批评，林召同志批评后，报纸没有组织反批评，仿佛这一批评成了“定论”，这是“一家独鸣”的表现，对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影响的。

　　最近读《河南日报》上李准同志的文章〈大胆的放、大胆的鸣〉，知道有人把苏金伞同志的有些诗叫作“盆景式”，我听到许多同志不满意这种论定，我也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过，反过来看看领导上，对于我省的作家（连党员作家在内），从作品到人，却确实抱有对待“盆景”的态度。有时看一眼，更多的时候是让这些“盆景”搁弃在角落里。无形的障碍就在这里。我参加这次座谈会，思想上酝酿了一下，仿佛找不到有重重的山阻塞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道路，但和文艺界的同志在一起，却又感到大家心头上郁结着一些什么，在这一点上是有同感的：对于我们缺乏重视、关心，有时是微温，有时甚至是冷漠。我省专业作家有这样的感觉，搞业余创作的更有这样的感觉。作家、诗人们，只有在生活的急流中，才能写出激情的诗篇，但是，我们的作家是没有社会活动的入场券的。对于作家们，不给予他们接触生活斗争的方便，不给予他们以创作环境，不给予他们以发表、出版，大胆的放、大胆的鸣的条件，这对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党的文学艺术事业，是可悲的损失。

　　我们要求信任，要求关心，要求劳动！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