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民盟南京市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 　　<江苏、孙煦存、吴学义、王辉明、赵之远、祝修爵> 　　（在1957年5月16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高一涵：江苏省司法厅长，民盟南京支部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曾任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孙煦存：南京大学职员，1952年该校法学院解散前为国际法教授；朱约庵：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原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吳学义：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员，原为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王辉明：南京大学职员，1952年前为该校政治系教授。赵之远：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长。原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祝修爵：南京工学院俄文教员，原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柯象峰：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原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 　　南京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的研究工作者，在昨天下午民盟南京市委举行的座谈会上提出呼声，要求重视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建议在南京大学增设法学院，使已改行的政法学者“技术”归队，用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 搞旧法的为啥改行 　　座谈会由高一涵主持。高一涵说：现在有人说南京大学里重理轻文，其实法学更没有地位。我疑惑：难道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不要政治学、法律学么?马列主义是重要的，但马列主义不能代替一切社会科学。南京有一大批搞旧法学的人，很多人改了行，还有些人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是否搞旧法的人现在就不能搞新法了呢?说不能吧，北京有些司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是搞旧法的，说能吧，那末，为什么使南京搞旧法的改了行呢？ ## 为何把法学院取消 　　孙煦存说：从道理上讲，人人都承认法律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是门科学。可是实际上，许多人把它当成万金油。1952年南京大学院系调整时，就把法学院取消了。也许他们认为，政治学与法律学等是科学，但我们学的那一套是资本主义的，没用处，现在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若是这样，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科学同资本主义科学的联系，它们之间是有继承性的，决不能一刀割断，盲目的全部否定。那么，为什么取消呢?可能是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旧知识分子。但这也不成理由，北京、上海搞政法教学或研究的人，不也是旧知识分子吗?旧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其实，若不是在院系调整中将南京旧的政法教学人员一脚踢开，使他们改行转业，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工作不定，几年以来，尽管我们水平不高，也可以在专业方面有所贡献。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况呢?第一是领导缺少专业思想，认为这不是科学，觉得马列主义可以代替一切；第二是宗派主义、自满情绪。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不行，但社会科学他们行，因为社会科学就是阶级斗争，他们长期搞阶级斗争，有经验。其实，这种看法太简单化了。解决的办法，我主张大叫大喊，要有信心，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国家法学科学事业发展的问题。过去我们向地方党委行政领导上反映了好几次，他们官僚主义，不问不闻。我们要叫，写文章。毛主席讲，新事物的产生，总是大叫大喊的，政法科学研究虽是个老问题，但它转化了，现在变成了新问题，我们要大声地叫。 　　朱约庵说：在南京，搞我们这行的人大有黄昏之感。今天，春风乍起，飘飘向我们吹来。南京大学法学院被一脚踢开，这使人至今还不解其所以然。费孝通、钱端升先生依然行归正业，为什么南京不同，是否因为南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搞政法教学的同人特别反动?听说南大领导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上检讨，说在处理法学院的问题上有错误。领导同志做错了，一言了事，但对人民、对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的确，旧的社会学是与马列主义针锋相对的，是反动的。但教社会学的人是可以改造的，如费孝通先生。那末南京的政法学者为何不能从事自己原来的专业呢？是不是南京的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呢? ## 社会学是否一无可取? 　　社会学是否没有一点地方可取呢?我看不尽然。社会学中包括人口问题、家庭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社会罪犯问题等，只要改变思想观点，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许多问题尚需要用到社会学来进行研究。如人口问题，过去一提到人口问题，就被扣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其实，人口增殖规律我们今天很好的利用，也可以为工人阶级改善生活服务。现在人口争论得很厉害，但由于过去没有进行研究工作，资料很少，只能说空话。取消社会学，也是在学习苏联中犯了教条主义。有人认为苏联没有社会学，这是不对的，苏联把社会学并入民族学里边。我国这样大，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是否我国也要跟苏联一样?值得研究。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蒲公英是否也让它开开。 　　以十二年为期，向科学大进军，我们这些老弱残兵还有作用。至少，在与帝国主义反动学说作斗争中，我们还可以起舌战作用。因为，我们的老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的“八卦阵”摆法我们心里明白，知彼知己，破阵就较有利。我们会各国文字，只要领导上用马列主义来教育我们，我们愿意在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 ## 我们是人，我们能改造 　　王辉明说：“现在是初春还是暮春，我没有感到。我感到的是，春来春去无消息。想想过去，感到难过，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目前，知识界揭发问题很多，但还没有看到象南大法学院那样的事。法学院被一刀砍掉，令人伤心。现在应该放一下了，有人怕搞成大民主，我看搞不起来。我所担心的，现在不让讲，再隔五年，犹恐连小民主也难以搞起来。” 　　“解放后教学人员变化很大。但学文的教理科，学理的教文科，这种情况还少见。而我们，却去教外国文、教历史、管图书馆。有人说，毛主席也担任过图书馆工作，我看这是牢骚话。但北京等地的情况并不如此，因地而异，令人不解。” 　　“英国人说：他们的国会是万能的，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这是吹牛。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相信‘知识分子改造应该通过他们自己的道路’这句话。那末，为什么我们学政法的人不能通过自己的道路来改造呢？我们是人，我们能改造。” 　　“五年来，为什么南京变成现在的样子？假如有人说，人是可以改造的，那末，我认为要显示新法的优越性，要批判旧法，要懂得国际法，懂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旧法知识还是有用的。” 　　“我们的事已被拖了五年。我们的年纪都在五十以上，不容再拖了。” ## 领导上三点错误 　　陈毅夫认为南京文教部门领导上有三点错误。一、文化水平低，而且不允许人家比他懂得多。有一次，他向南京大学领导上问黑格尔“绝对概念”是甚么东西，领导上说是“狗屁”，但后来他自己学懂了，与领导上辩论，领导上还死不承认自己不对。再如亚历山大罗夫对形式与内容矛盾的解释，他当时不同意亚历山大罗夫的说法，就被说成思想有问题。后来苏联也否定了亚历山大罗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才被解围。二、对中共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领会不够，甚至有时完全违反。他说：“中央重视我们，但他们轻视、蔑视以至仇视我们。”三、道德修养不够：学校党领导人好象自己是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优越感与特权思想到达疯狂程度。当时南大法学院一青年团员助教，我们就唯他马首是瞻。我们的任何意见，他不加任何可否，到了一定时候总算账，这是否是压制批评与害怕批评? ## 用非所学等于半失业 　　吴学义说：1952年南大法学院被并掉之后，学生到上海继学，教师就东飘西荡，茫茫然无所归宿。我在法律系教了几十年书，被弄到南京药学院教日文。因为太空，就兼了图书馆主任。学非所用，个人痛苦万分，国家也受到了损失，这是否对我们这些人安排不当？我看，学非所用就等于半失业。社会上，以至自己的子女，把我们当作“老饭桶”，是我们一点没有用呢?悲哉！ 　　这几年来由于对法律学的重视不够，在实际工作中已使国家受到损失。在华东地区旧法律学教授人数不多，但过去几年中没有得到利用。我建议，在南京大学设立法律经济系或研究所，以真正发挥我辈的作用。 ## “政法”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 　　赵之远说：1952年南大法学院并掉，我们是被安排了，但是否“适当”，我看大有问题。一纸命令并掉南大法学院，实在令人费解。从需要来看，法律学还是十分需要的。现在国家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大问题。“政法”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法律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要明辨是非，解决问题。家庭、婚姻、抚养等问题，都须有法律，不然就没有是非，问题也无法解决。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太重要了。目前正在研究的刑法草案的条文有二百多条，需要有一定水平的司法干部来掌握它，这就需要有培养干部的教师。但我觉得，目前还有人把法律学看得过于简单，好象三言四语就谈得了。其实，不是可以用“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解释得了的，如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民法，简单的阶级斗争工具一句话就包括不了。法律学已绵延数千年，一笔抹杀的做法就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我从事法律教学二十年，目前不务本业，非常愤慨。对作为综合性的南京大学，没有这方面的系科，深表遗憾。 ## 学非所用是最痛苦的 　　祝修爵说：1952年南京大学院系调整，原说将南大法学院并入上海华东法学院。当时，领导上还怕大家不去，作思想动员。同事们一致表示服从国家分配，有的把家具都卖掉了，等着到华东法学院去，可是等了几个月，说不叫去了，要我们改行转业。当时在思想改造之后，大家不敢作声，领导上不是用说服的办法，而是用力量来压制。我被弄到南京工学院去教俄文。我觉得这样作法太粗暴。 　　另一个意见，就是领导缺少远见。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它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有高深理论，但领导上忽视了这一点。几年来祖国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独独法学不仅没有发展，还倒退了。几年来新华书店没有一本法学理论书籍出版。这种情况和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很不相称。 　　第三，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后，我觉得在物质待遇及信任方面，比过去有很大改进，但是使用方面还有问题。我学法的，如今改教俄文，我觉得还不如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毕业的教得好，很吃力。从领导上来说，这是照顾，但这种照顾难以发挥我们的积极性，使自己感到自卑。所学非所用是最痛苦的。政府为照顾我们，放在不适当地方，钱也花了，大家心里不舒服。为甚么不把这些钱拿来供我们研究自己的专业，对国家还有贡献，这不更好？ ## 有毒，可消毒而用之 　　柯象峰说：社会学是有毒素的，但把它全盘否定，来一个一笔勾销，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有毒，可以消毒而用之。 　　马列主义不是从天降下，也是从旧的东西上产生出来的。批判旧的，要学习马列主义，同样，要学习马列主义，也要懂得旧的。我们这些人，差不多懂得几国文字，有条件从事研究。退一步说，学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有反动思想，是否可以改造?原来的南大社会学队伍，早被拆散，大家去干自己所不会的工作，惨哉。我看，如果能改变目前的照顾我们的方式， 　　（则于国于民，善莫大矣！） ## 向谁保密? 　　史国纲说：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去年9月与今年年初，我想要艾森豪威尔演讲原文材料，用意无非是想为祖国出力，根据他的论点加以驳斥。我尽了很大努力，东托人，西托人，结果材料还是没有到手，落得一场空。我怀疑，是否南京在替帝国主义者保密?我要向领导上大声呼吁，如果对这门科学再不重视，那末，它就要绝种了，至少南京是如此。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5月17日。原题为： “南京前政法教学人员安排不当\高一涵、吴学义等对过去院系调整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