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景汉教授访问记

　　<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汉、文汇报、刘光华>

　　解放后沉寂了多年的李景汉教授，最近突然成为各方面注意的人物。“人民日报”2月2日发表了他的一篇调查报告“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受到读者普遍欢迎，认为是报刊上少见的踏实而生动的好文章。于是各报纸杂志纷纷约他写这方面的文章，出版社请他写书，电台来录音，各处请他作专题报告，各种会议的通知亦纷至沓来，使得六十二高龄的老教授几乎应接不暇。

　　“这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写过文章，”李景汉教授慊然对记者说：“因为前几年听到许多同志讲，必须先学好四门政治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具备有对马列主义的起码知识之后，才有资格谈问题。我自忖在这方面实在差得很远，当然以少讲话、不写东西为是。《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可说是编辑部硬挤出来的，而他们之找到我来写却又完全是偶然的。编辑同志偶然在图书馆看到了我三十年前所写的一个调查报告‘北京郊外之乡村家庭’，辗转打听到我还在北京，约我就原来调查过的乡村再作一次调查，写篇文章钩画出今昔农村面貌的鲜明对比。”

　　但是李先生对自己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并不满意。他认为时间太仓促了，从整理、统计、分析到抄写，没有一个助手，全得亲自动手，而所用于实际调查的仅仅只两个星期，远够不上说是一次细致而又深入的社会调查。就这样，编辑同志还认为时间用得太多了，开头时甚至要求他在两三个星期之内完成。李先生说，搞社会调查和记者采访毕竟不同啊！这也说明一般人对社会调查工作是怎么一回事还不太了解。

　　谈起社会调查，老教授兴致勃勃地说，它向来就是完全以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搜集事实，发现问题，再根据事实分析研究作出结论。既不夸大粉饰，也不折扣缩小，客观如实而不渲染，因此能精密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的真实面貌。这对政府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要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必须把握住矛盾发生的背景、过程、症结之所在，以及用什么具体的方法、适当的步骤来加以解决。这些都需要很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否则就会带来严重的损失。

　　李先生举这次政协会议中所讨论的晚婚问题为例。他说，由于在会议上和报刊上对于晚婚问题作了不恰当的宣扬，甚至有人公开提出应推晚婚姻法中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其结果，反倒是使得乡间的许多青年男女人心惶惶，抢着结婚，这就是没有好好经过调查研究，缜密考虑适当的步骤，就贸然发动宣传的结果。

　　“中国的社会学者一向是最重视实地社会调查和研究的。社会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社会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民内部的矛盾事实上也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领导与被领导、党员与非党人士、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研究分析这些关系，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则有赖于精确深入的社会调查。过去中国的社会学家，尽管由于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缺乏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对社会现象本质的认识是模糊的，也提不出根本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来。但是，他们确是踏实地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有用的东西。今后，新中国的社会调查工作应该把重点放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调整’的系统研究，可以补足政府调查统计的不少空白。”

　　李先生指出：“中国现有的调查统计是完全模仿苏联的报表制度，像望远镜似的，能获得整个国家全面的概括情况，但是在各个方面就不能深入细致，借此来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在实施中，往往报表泛滥成灾，徒具形式，使得乡间干部对之感到头痛。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却是显微镜式或是爱克斯光式的。比较精密的研究，都是以抽样和典型的方法，来从事大量现象中的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调查。这样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前者偏重于‘见林’而后者则偏重于林中的某些树木。相互补充，抉长补短，就可避免‘见树不见林’或‘见林不见树’的毛病。

　　“目前我国的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只是研究一些抽象的原则，干巴巴地缺少根据丰富事例的活生生说服力。倘关于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争鸣起来，就能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具体的材料来充实、丰富我们所讲授的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内容，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往前推进一步，并可能开始建立起新中国的唯物社会学。”

　　三十二年来埋头于社会调查研究的李景汉教授，他的学术活动、特别是关于中国乡村的调查研究，一向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评价，是国际人口学会仅有的几个中国会员之一。可是自1952年院系调整把社会系取消后，却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安排。老教授带点辛酸地回忆说：“几年来先后让我从事准备过五门不同的课，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专业。在财经学院时，甚至叫我辅导过‘机械学’、‘纺织学’等课程。我只好从头来摸索什么多刀多刃或是牛头刨床、捣棉花机之类的东西。到后来，体力脑力都支持不住了，被迫休养。自己就想，年纪已过六十了，不如按劳保条例的规定干脆退休了吧！”

　　但是这些都已成为过去的事了。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对李先生的工作作了调整，他可在健康状况允许下，按照自己的愿望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在其它各方面也得到了照顾。据说，不久校方还可能设置一个社会调查研究的机构。说到这里，李先生叹口气说：  “百家争鸣早几年来多么好！以我的年龄和健康来看，实在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不过，李先生接着又说，那怕是对他来说晚了一点，他也有信心一定要恢复健康来好好出把力。

　　一谈到“百家争鸣”，李先生的眼睛便亮了起来，嗓门也情不自禁地放大了。他说：“毛主席的讲话，依我看来只有四个字能形容，那就是‘合情合理’，不论是不是马列主义者听了，都会由衷地心悦诚服。可惜的是，毛主席和党的领导方面虽然主张放，许多负具体责任的干部却还没有想通。而我们所经常接触的、天天打交道的或是直接领导我们的，正是后者，因此又怎样能完全摆脱顾虑来争鸣呢?”

　　“几年来接连再三的几次运动，知识分子一方面端正了立场，提高了思想水平，另一方面却或多或少地成为‘惊弓之鸟’，其中有的还没有安下心来。因此，我认为首先必须予以充分‘鸣’的条件、‘鸣’的环境、气氛和保障。换句话说，要充分地放开手，才鸣得起来。”

　　“那末，您还准备退休吗?”记者在结束这次访问时开玩笑地问。

　　“退休！一时恐谈不到了。”老教授边送我到院子门口边说，“不久我可能参加国家统计局所领导举办的一次规模不小的保定农村经济调查。三十年前我在那一带做过不少调查研究工作。现在能旧地重游，感到无限的兴奋。将来，如果健康恢复的话，我愿把一生所留下的这点精力，放在对首都这个包罗万象的大社区的调查研究上，并试把我们新中国的农村生活面貌同其他国家的农村做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树木扶疏的小院中，杂草业生，野花齐放，墙角几只鸡在咯咯觅食，殊有乡村农家风味。几个瓦木匠正在砌一间新屋，我瞟了李先生一眼，他笑着解释：“我这看起来好像是小兴土木，其实只是赶砌一间小小的向阳的屋子，好让我搬出原住的那间阴暗的南屋，好快些恢复健康。再说，争鸣气氛越来越浓，也逼得我把那些堆在屋角的旧书刊和陈年记录、破霉的旧稿早日上架重见天日，好准备争鸣的本钱啊！这样一来，屋子就不够了。”

　　当我作别时，李景汉教授在门坎上幽默地说：“潘光旦自己说，揭开了碗盖还想在碗里面蹲一会儿，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哪里料到一下给捵了出来，也就不好再钻回去了。”（注：“典”殿偃切，在北京话中是拎起来的意思。）

　　（来源：1957年5月17日《文汇报》。原题为：“一下给捵了出来，也就不好再钻回去了！”——李景汉教授访问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