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沈阳农学院座谈会上的发言

　　<沈阳农学院、李明哲>

## 李明哲的发言（五月十七、十八个日沈阳农学院座谈会）

　　李明哲副教授说：这次由党外人士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帮助党进行整风本身就解决了一侧重要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党群关系。过去的运动基本上是党“整”群众，这次要求群众帮助党整风，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所谓“整”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互相帮助，互相教育的方式。

　　我提出下面三点意见：

　　第一、关于言论自由问题。过去，我自己觉得有些意见不能提，总想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自由主义严重，但是从近来报纸的报道看到这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宪法不是民主自由的宪法吗？不是百家争鸣的宪法吗？为什么宪法说了不算，只有等毛主席说了才算呢？这是什么法制呢？人民日报为什么过去不“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发表这些不同的意见呢？

　　我想问题是在于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看法的问题，是在于“人民”与“敌人”之间没有定出明确的界限，可能一个意见不对头就要割出“人民”之外，因此就变成人民是有权利的，但是自己要保持“人民”的身份却是没有权利的，因此也就不敢运用人民的权利了。

　　这种言论不自由的空气影响到人们发表政治意见，和自由地发表学术意见，小组讨论时都是一面倒，对什么都是“正确的”、“及时的”、“英明的”，使复杂的脑筋变成简单的机器。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章伯钧、章乃器、许德珩……等人的谈话，但是千篇一律，同一文章换一个人的名字也完全可以，这些人过去有的我也见过，也听过他们的话，知道他们都是些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为什么今天却都成了没有个性的木头牌牌呢？整风期间又看到他们的发言，才看出一些人的面貌来。俗语说，“众士诺诺不如一士诺诺”，现在天下滔滔，尽是诺诺之士，这不是真的人性，不是学术性。

　　我在萨两图红色草原牧场的招待所里和一位东北人闲谈，他说到日本人统治东北时如何可恨可笑，但最後说，“那时可有一个好，背後爱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令人深思的，令人想别：“新社会，百般好，就是不准发牢骚。”要管得那么紧吗？地主阶级也认识列“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资产阶级在一定范围内还让针锋相对的理论和政论存在，为什么工人阶级却怕人发牢骚呢？牢骚可以分析为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落後思想，一个是批评方式，为什么不能让这一种批评方式存在呢？

　　共产党对我切身的影响有两大事件，一个是思想改造，一个是百家争鸣。前者给我以新的生命，後者还我以应有的权利。沈阳农学院的党员们大约对群众中有人把百家争鸣当着至宝的心理认识不够吧，所以在党员大会决议中，他们不同意加上一句百家争鸣的意见。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没有言论自由什么民主形式和机构都是装璜。

　　第二、关于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问题。“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影响现在”，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人的年龄，成份，经历来划分类别，管人可不能机械化，但这却是宗派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共中央委员中总有不少非工农出身的吧？为什么他们能工农化，别人就一定不能工农化呢？

　　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是不好的，党员是不接近群众的。地主阶级也有群众观点，他们要礼贤下士，要“食客三千多于鸡鸣狗盗之士”，资产阶级也有群众观点，他们要交酒肉朋友，无产阶级是以解放全人类为任务的，为什么不能广交朋友呢？我看我们食堂里都形成了“党员席”，真是“物以类聚，鸟以群分”，党群之间，界限显然。

　　我感到党的活动有点像地下活动，或墙内活动。我走过党总支办公室时有时竞叹息：“这个房间过去是我最亲近的地点——办公室，现在却成为与我最疏远的地方——党总支了。”

　　群众对党的看法要看党员的表现的，我在南京土改时听到郊区党委宣传部长在台上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後。”这句话他讲得多激昂，我听得多感动。“行，跟着共产党走！”那时刚回国的我就掀起了爱党的热情。假使我们沈阳农学院的党委会的宣传部长也能站在台上说：“我们沈阳农学院的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後。”那沈阳农学院马上就能好。

　　党的说话也有使群众不能信的。我在南京大学思想改造时，孙叔平副校长说：“这是最後一次要求大家把问题交代清楚，以後再也不追了。”以後还不是有了肃反。我们农学院一位总支委员说：“留助教是不分党团员和群众的，我们马列主义教研组就有非党团员。”这又何必呢？留党团员作助教也是为了人民的事业，何必要以隐藏的方式干光明正大的事呢？

　　教条主义的特点是只掌握矛盾的普遍性不掌握矛盾的特殊性。一个运动在中央提出是从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矛盾出发的，但在每一个地方常是硬搬，不顾实际情况。反对大屋顶一直要反到不顾质量，精简节约一直要到饭馆把酱油瓶、醋瓶收起，好像什么运动都要“左而後已”。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肃反，也要对高级知识分子有个估计。高级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虽然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出身的，但他们的物质利益、名誉地位却不决定于他们的生产资料，而决定于自己的劳动。作为一个劳动者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凭什么科学根据提出“百分之五”来呢？肃反不是做计划可以下指标要人的。

　　第三、关于官僚主义的问题。我觉得新学校有一点显得不如旧学校的就是官化，什么“院首长”、“主任”、“指示”、“请示”我是听不惯，究竟是系主任兼教授还是教授兼系主任呢？事情虽小，说明了风气和看法。

　　张院长是热情，事业心强，平民化，对苏联科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的看法比较开明，不失为一个可亲敬的领导者。但是还存在着缺点。

　　张院长接近群众是有算盘的，那些人该巴结些，那些人可以敷衍些，那些人可以少理些是有数的。不过张院长的算盘不是放在肚子里，也不是放在抽屉里，而是放在桌面上的。这种摆明的算盘的影响可不好，助长了群众之间的宗派，培养了小圈子。沈阳农学院要成为一个和睦团结的大家庭就要院长大公无私，一视同仁，不要使人感到有的朝南，有的朝北，冷暖不同。

　　张院长兼任农经系主任也是有官僚主义的。在五四年张院长说：“农经系平平淡淡。”五五年又说：“农经系平平淡淡。”我听了非常激动，在今天社会里有什么是平淡的，实际上没有平淡的事物，只有不了解的事物。实际上农经系是不平淡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水平存在有严重的矛盾，这难道是平淡吗？有的同志辛勤劳动，不顾健康，不顾家庭生活，这是平淡吗？这是官僚主义。从效果上来讲，是泼冷水的官僚主义，是伤人心的官僚主义。从动机上来讲，是不懂装懂的官僚主义。平平淡淡实际上就是知道得模模糊糊，假使知道得清清楚楚就不会说平平淡淡了，就能指出成绩，缺点和方向了。知道得模模糊糊而又要下结论，那最好是说平平淡淡了。我们系的统计学的争论，张院长认为他可以主持讨论，认为反正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解决具体问题是那样简单吗？

　　张院长不掌握系的情况，所得情况的来源恐怕是不多的。过去说农经系单纯，内部矛盾少，现在怎么样？是老样子，还是进步了，还是後退了，张院长知道不？

　　张院长完全是可以领导好农经系的，每学期，或者每年能化上三五天下去，向群众直接了解情况，提提意见，给点帮助，那就是人家所需要的温暖啊！

　　有一次看到张院长当人面怒斥庞场长，我看了真寒心，旧社会也没有这种官僚气啊！

　　党的工作做得不够深入、具体，党员大会的报告人抽象了，有人说这报告用在那年都行，我说用在那校也行。譬如说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是说并重，又说在现有的条件下又可以不并重，说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不解决问题。争论的那一方面都可以根据这报告来坚持自己的理由。做总结不是文章游戏，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不深入掌握情况就只能是抽象，一般化了。

　　（来源：《章伯钧张百生等人言论集》（中国旅大市委宣传部编，一九五七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