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汇报、杨重野>

　　最近发生了左叶辱骂新闻记者的事件，这件事引起我们新闻同业很大的愤慨。像左叶这样对待新闻记者的例子当然是个别的，突出的，但是记者在执行采访任务中也常遇到一些阻碍和难堪，如坐冷板凳，吃闭门羹，甚至招之则来，挥之则去。

　　有些机关对记者的任务不了解，对记者不支持，以保密作为防止记者采访的借口，横也保密，竖也保密，连动物园里的小熊猫也要保密，百货商店里的货架子要保密，这些事真使人啼笑皆非。

　　我们记者同业谈到过这样一段经历：去年在中缅边境的芒市举行中缅边民联欢大会的时候，云南省委只准新华社和云南日报的记者参加采访，其他各报的记者都被拒之于会外。等到周总理看到会上没有几个记者，问起来，这时大会的工作人员才到处去找记者，却找不到了。

　　在桂林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宴会没有给记者发请帖，但是主持宴会的机关却要求记者报道宴会的新闻，当时有两个记者只好站在窗外，隔着窗户去看宴会的活动。

　　有的同业把记者的采访活动叫做“过五关”，传达室就是一关，秘书又是一关，往往秘书就把你“挡驾”了，至于高级首长，一般说，很难有机会接见记者。

　　有人说，我们新闻工作者失去了新闻的敏感性，这话乍听起来很不舒服，然而也不能说这不是事实。解放以后我们报面上的新闻很少，而且新闻写得很枯燥，有些记者好长时期不写新闻。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当时没有新闻自由，可是记者攒得很起劲，进步记者甚至攒进国民党政府的心脏把国民党的黑暗腐朽的东西挖出来。国民党政府发行大钞的数量可算得绝密了，记者能够挖出来；国民党进攻延安的部队还在集结，记者已经把新闻报道送出来了。我绝不是说，那时候的记者比今天的强，今天的记者无论就政策水平或理论水平来说，都比那时的记者高。当前的问题是，社会上怎样支持新闻事业，给记者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以便记者能够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如果一个新闻记者经常碰壁、怕犯错误、怕挨整，束手束脚的，怎么能够积极工作呢？

　　解放后记者不写新闻同新华社的统一发稿也可能有些关系。新华社的工作在我们新闻事业上有很大的贡献，新华社各地都派有记者，报道各地的活动，这是一般的报社做不到的事。但是新华社统一发稿也产生了弊端，有些机关指定新闻由新华社发。有些记者参加会议只是听会，他们认为反正新华社要发消息，自己就用不着写了。新华社这么一统，记者就没事可作了。

　　有人提出记者要抢新闻，我同意。现在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我认为同样适合新闻事业，“抢”就是竞争，有竞争才有进步。你写一条，我写一条，第二天打开报一看，就可以分出优劣、高下、从中学习。以前的新闻记者很少是“科班”出身的，只是经常写新闻，在工作中锻炼，才摸出这条门路。站在游泳池边上看别人游泳，永远不会游泳。

　　我认为新闻写得枯燥与新华社“一花独放”有关。我们过去发的会议新闻常是一大串名单，“参加会议的有谁，还有谁”；报道宴会新闻最后总是“宴会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最近由于各报都要求自己的记者写新闻，新闻的文风就有了不同。当然新华社的新闻最近一年来也有很大的改变，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新闻事业中有没有“三害”呢?我说有，而且相当严重。先说教条主义，我认为我们一些新闻的写法和版面的处理就有些是教条主义的，如果我们打开不久以前的报纸来看，除了报头外，几乎一模一样，大家都跟人民日报学，而人民日报的版面很像真理报，甚至头条新闻标题也都是一样的。

　　报纸的教条主义是否与生硬地学习苏联有关，我不敢这样说，但有这种感觉。我举出1953年3月7日人民日报对斯大林逝世的消息的处理来说明我的看法，这天报上刊登了斯大林的照片，有公告，公告的标题是这样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告全体党员、苏联全体劳动人民的公告”

　　这个标题就没提到斯大林逝世的字样，报上还发表了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和毛主席的唁电，也都是按一般公告的格式处理的。我总觉得这样处理不像新闻，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

　　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创办工农报纸的国家，我们也底确从苏联的报纸学习到好的东西，譬如，新闻的阶级性——我们必须明确新闻为什么人服务：新闻必须真实—一不能够道听涂说，更不能颠倒黑白。我们从苏联学到的当然还不只这一些，这只是举例。但是，新闻事业也像其他一些事业一样，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中国报纸有中国报纸的传统，有自己的民族风格。现在有人对中国旧法的继承性都提出讨论了，那么中国报纸的传统和风格似乎也有研究的必要。报纸的标题就是中国报纸的特点之一，好的标题能够提纲挈领地抓住新闻内容，而且能利用中国文字的特点，写得有声有色，读起来朗朗上口。在座的老报人我想很多人都能记得几条旧报上的标题。在这方面我没研究，我希望我们新闻事业的专家能够注意到。

　　新闻事业中的宗派主义也严重的，这表现在党报非党报，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的关系上。党把党报看成是亲生儿子，非党报顶多只是螟蛉义子。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应该说都是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这种区别对待不仅使非党报的记者在工作遭到困难，而且对整个新闻事业来说也是不利的。

　　新闻事业中的官僚主义也是有的，如工作上分工，组织划分不合实际要求等等，这方面我不准备多说。

　　我们不能说我国新闻事业不繁荣，今天论起我国报纸的家数和发行的数量要比解放前的多得多，这还不说，我们报纸在读者心中的威信是从来没有这样高的。但是，我们不能满足现在的状况，怎样搞好人民的新闻事业，使它能够更好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值得我们新闻工作者深入去研究的一个课题。

　　末了，我还想对我们自己的团体——新闻工作者协会提出一点意见。新闻工作者协会是个群众团体，它的组织和领导机构应该有充分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而现在这个协会的领导机构中就没有一个编辑和记者，它给人的印象是“新闻首长协会”，我认为有必要增添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编辑和记者。

　　附：

## 杨重野检讨中的一部分

## 三、新闻记者的苦闷和新闻工作者协会上的发言

## 反党思想的暴露；争取资产阶级新闻绝对自由的强烈愿望

　　我自己没有这种遭遇，为什么这样狂热呢?

　　职业上的不平，“必须铲除一切压在这朵花上的砖头、瓦块，为人民的新闻工作创造条件。”

　　反党情绪的一种发泄，我不是给自己扣帽子，这种反党情绪是潜在的，我出题目就发泄出来了。王亚朴闹法庭的新闻也是同样情绪。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我们怎样对待一个党员同志的缺点呢?这样揭露出来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是否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出发呢?对他们有无一点爱惜的感情呢?假如是我自己的亲人我会不会手软一点呢?党对我们的错误怎样看呢？假如党借个题目对我们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来批判我们又怎样呢?像我这样历史上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在党对我批评教育的时候，我还觉得委屈，可以用这种态度加诸于人的时候，就根本没想过。

　　这种错误与我对整风的看法是一样的，“整风就是整党”，我党的错误和缺点，而对这个缺点怎样看就没想过了。上海编辑部删去了几段，我暴跳如雷，未满足我的愿望。

　　文章也表达了我要求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观点。最后说……。

　　5月17日在新协座谈会上发言是向党直接进攻和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我说：“党报是亲生儿，非党报顶多是螟蛉义子”。

　　我攻击人民日报，认为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版面不活泼，标题不好，说新华社一花独放，影响各报记者的积极性，我说“争鸣”以后，版面活泼了，记者活动积极了，各报都有了特点。

　　这些基本思想是徐铸成传给我的，“亲生儿”，“螟蛉义子”的说法是在编辑部讲的，教条主义学习苏联是他在中山公园吃茶时讲的。我认为很对味口。我写过一篇东西寄给上海编辑就是从新闻记者苦闷问题谈到中国新闻事业的问题，内容就是我在新协上的发言，也同夏景凡交换过意见。

　　对这个发言我现在的认识。

　　“亲生儿”，“螟蛉义子”的说法是恶毒的挑拨党群关系，这与右派分子们叫嚣的“党天下”，“家天下”是一脉相通的。仿佛说党是照顾自己利益的宗派主义的集团。另一方面要跟党报取得同等地位，分庭抗礼！

　　这种思想是严重的，我只是个记者，因此我只能在报纸上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我有章伯钧和罗隆基的地位那我也很可能提出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一套反动的东西来与工人阶级争取领导权。

　　我在发言中虽然也提出了新闻要有阶级性，要向苏联学习办工农报纸的经验，但我并没看重“报纸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武器”，骨子里是想把报纸拉回资产阶级的路线上去。我对人民日报没有赞一词，而攻击它是教条主义的学习苏联。

　　我说新华社“一花独放”，新华社新闻一统各报记者就没事可作了。”这不过是给新华社安个罪名，而实际上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竞争。

　　我的发言是那次座谈会一般逆流中的一个波浪。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其中就有我发言的一分。

　　我这样诬蔑党和提倡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是为了谁的利益呢？是什么人喜欢听呢?台湾反动报纸转引了我的谈话，这一点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三)》，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