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有义的政治见解 　　<中国科学院、章有义> ## （章有义：1946年加入中共，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 一、章有义的政治见解 　　现在每一个机关都得有个党员才能工作。（胡××57年7月6日下午在所内辩论会上的发言） 　　储安平把问题提得这末高，我很欣赏。（章有义57年7月6日在所内辩论会上发言） 　　章有义的“非党员”思想很浓厚，他说：“不是党员，在党员面前矮了半截”“不是党员比党员低了一头”。还说：“我们这堆烂桃子”，“我们就是这个料子”。（李文治57年7月26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章有义和肖疏谈到自由市场问题，肖说：“甘肃天水有一个果树生产合作社，存有一批梨子，因货不合规格，烂在果农手里。章就说：“这说明社会主义搞不好，比资本主义还坏。 　　　　　　　　（肖疏57年7月9日在大字报上的材料） 　　当谭惕吾反党言论发表后，他支持巫所长对她的评价，说她是女英雄，对她倍加赞扬。……他对章乃器的发言特别欣赏……等到章乃器受到批判以后，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他说“章乃器这样对待批评的发展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 　　整风以来，喜欢看文汇，光明日报，问题提得越尖锐越有兴趣。（章有义57年7月5日下午在辩论会上发言） 　　对图书馆同志说：“光明日报、文汇报大鸣大放，你们怎么躲在办公室不上楼去看一看”。（刘××57年7月10日辩论会上发言） 　　从天津回来的第二天上午，我在看黑板报，章有义问我：“你知道你们黑板报过去经常稿荒，而现在稿子又这么多是什么原因吗？”我答“正要听章公高论”他说：“因为过去是官方报，现在是群众报呀？”（黄××57年7月6日下午在辩论会上发言） 　　章有义对我说：“北大的大字报以儒林内史为最有名。”“清华的大字报以无阶级社会的阶级论为最有名。”（胡××57年6月7日下午在辩论会上发言） 　　去年我和他谈过自由市场，价值规律、有些商品的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大很多（去年人民代表大会某代表发言）。他的结论是：计划经济搞不好，对消费者更糟，因为一切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垄断，没有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沈佩麟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1953年时，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有一时期章有义是我们的辅导员。有一次，谈到生产增长率的问题，材料是：在一个时期内，美国的生产只增长了不到一倍，但在同一时期内，苏联增长了12倍，章有义“解释”说：“美国工业本来大，增长一倍就一大块；苏联工业本来小，增长12倍还比美国差得远哩。我们中国工业几乎是从无到有，要增长百分之几百是很容易的，但还赶不上美国一个零”。我说：“我们人多劳动力多，就像打麻将似的番上去，1、2、4、8、16……不就赶上美国了吗？”章有义说：“生产增长到一个程度时，是有限度的”。（赵××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1947年章有义搞日寇侵华，（铁路部分），常常称赞日寇的各种侵略掠夺是“建设”，说日寇在华北“很做了些事”！“经营得很好”！ 　　解放后很久才表面上批判掉，但，当着我，提到日本就夸日本好。（刘××57年7月26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在南湾子时，有一次我恭维他说他头脑清楚思想逻辑性强等等，他很得意地说：“我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英文都曾下过苦功，我是想做一个国际权威学者的。解放后只好放弃，改学马列主义”。（彭××57年7月26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匈牙利事件发生，纳吉政府上台以后的某一天晚上，章有义曾对我说：“……纳吉这个人马列主义水平是高呀，早在194×年我看过他的政论文章，就发现了这点……这次上台不是偶然的……”（大意如此）（杨××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章对贾梅芳说：产生斯大林事件是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沈××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关于匈牙利事件，章有义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晚年由于政策上的错误，就造成这样大的后果”。他当时给我的理解是，他把匈牙利事件全部归罪于斯大林了。（赵××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匈牙利事件时，有一个晚上，我去章有义办公室，见他正和江明谈话。我听章有义说：“匈牙利这一搞，苏联出了兵，可在联合国，苏联讲话就有些为难了”。（大意）我是插嘴说：“苏联有什么为难”？章有义面有不豫之色，对着我说：“苏联出兵当然是应该的，但在联合国，苏联说起话来，就要有些为难。苏联说过的，不干涉别国内政。也就是说，匈牙利事件给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增加了困难”。（赵××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 二、“目前政治经济学危机到了”？！ 　　我认为政治经济学危机到了，现在教条主义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接触不到实际资料，（像研究价值规律的运用不了解市场情况等等）只能从理论上来推测，好多人因此改行，例如我过去搞经济问题，现在搞历史……这种情况存在下去，只能一些政府行政领导同志了解些，而这些人又不能系统进行研究，政治经济学队伍越缩越小。（章有义57年5月18日在所内整风座谈会上发言） 　　“财经部门的首长写文章，只能阐述一下财经政策。现在经济学的研究，如像是十七、八世纪的官房学。”（彭××57年7月11日在辩论会上发言） 　　（章说：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只有党员才能做，党员不愿意研究现实经济的，也要他研究”。（巫××57年7月11日在辩论会上发言）） 　　“当然党可以培养这门专家，但不能排斥别人来研究”。（章有义57年5月18日在所内整风座谈会上发言） 　　目前经济学界教条主义是比较浓厚的。在解放后，我认为有人提倡这个东西，把教条主义学风当成马列主义学风，什么样的东西是学术作品，不大清楚……。就是阐述马列主义文章也需要几天，什么是研究科学论文，领导上恐怕还不明确。而且在学风上有关领导还助长教条主义学风。（章有义57年5月18日在所内整风座谈会上发言） 　　听到徐毓楠在经济学界内部矛盾座谈会上的发言（现在政治经济学是和尚念经等）说：“这个发言真是透彻，说明徐毓楠修养高”。（刘××57年7月6日在辩论会上发言） 　　巫先生在新经济学会第2次学术报告会报告国民收入方法论，会结束后周××问巫先生，是否仍在研究这个问题，巫先生说资料难得，同时有些先生不同意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章回所后对巫先生说：“今天经济学界的大权操在别人手里，旧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何必说这些与人结怨的话呢？”他还说过：“新经济学会还不就是被从前中国农村派的人所把持的”。 　　　　　　　　（张××57年7月16日书面意见） ## 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当然党员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这是比旧的学者要强，但不一定是经济科学家。而旧的学者一旦掌握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也会有所提高的。（章有义57年5月18日在所内整风座谈会上发言） 　　说我落后我同意，但到现在还背着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包袱，我不舒服。解放后马列主义念得比资产阶级经济学数量还多。（章有义57年6月7日下午在辩论会上发言） 　　只要你是个党员，你就可领导科学。（汪××57年7月6日上午在辩论会上发言） 　　对狄超白、林里夫的不满，我们都有。但孙毓棠、章有义的根本问题，是狄超白不能领导的问题。（汪××57年7月6日上午在辩论会上发言） ## “学部委员钱俊瑞过去是搞农村经济的，现在已脱离搞经济工作岗位，放在学部委员地位不洽当。黄××同志也不知为何原因为学部委员，过去在经济方面有成绩可奖励，但今天已脱离这岗位，如何进行领导”。（章有义57年5月18日在所内整风座谈会上发言） 　　徐毓楠我是同意的，在旧中国经济研究水平是很高的。说实在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正懂的也不太多的。（章有义57年5月18日在所内整风座谈会上发言） 　　所谓世界学术水平，就是应该在桌面上和资产阶级学者面对面来批判，但你不了解他的那套理论怎能批判呢？（黄××57年7月6日在辩论会上发言） 　　在经济学内部矛盾座谈会章曾说：有些旧经济学家（如严仁赓、徐毓楠等）所提出的问题，狄公不一定能够理解。新旧经济学家间缺乏共同的语言。”（刘国光57年7月15日写书面意见） ## 四，“‘老’科学家怨声载道”！ 　　对老科学家力量估计不足，旧的科学家旧的东西应否定，但一笔勾消过去的研究工作是否妥当？……因之，在过去对经济学界科学家的估计（评价）是有偏差的。……团结经济学界的老科学家是没做到的，以至怨声载道。（章有义57年5月18日在所内整风座谈会上发言） 　　“现在研究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利××57年7月11日在辩论会上发言） 　　“经济所的人工作积极，情绪消沉”。（严××57年7月11日在辩论会上发言） 　　“党员一向以教育者自居……”。（彭××57年7月11日在辩论会上发言） ## 五、“经济研究”是宗派主义、“应该交出去”！ 　　经济研究是个宗派主义的刊物，理由——自己的文章未发表、马××的未发表，武大某教员的文章未发表——该文后在武大校刊上发表了。 　　既然外面有意见，就应该交出去，给经济学会去办，不要由少数人办，交出后自己还可办一个。（章有义1957年7月6日下午辩论会上发言） 　　“估计经济学会成立后，就要把‘经济研究’拿过去”。（严中平57年7月11日辩论会上发言） 　　经济研究不是自己的园地，把它交出去我也没啥留恋的。（章有义57年7月6日辩论会上发言） 　　〔我〕认为论坛上还存在教条主义，如“经济研究”。（章有义57年6月7日下午辩论会上发言） ## 六、这就是章有义的办科学主张 　　章有义，对中央研究院有一种留恋感情。中研人少，老社会所人少，工作效率高，每年都能出几本书，编几本杂志。在干部培养上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问题。（汪××57年7月6日在辩论会上发言） 　　过去北研，中研，没有担负全面的科学组织工作，这是新的工作。但就对内而言，现在没有什么特标之处。 　　现在有一新现象。部长有好几个，还有助理。一直到科都是这样。院里如此。所里也如此。所里不必有那末多“头”。现在大家都敬“长”，这没有什么大道理，……这好像是传染病，所里没许多长，将来设办公室还有主任副主任。有时是机构多，事情多，三个和尚就会没有水吃。（章有义57年5月25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研只有一个小办事处，他只办计划局的事，分配预算，作年度工作报告，各所把预算拿回去自己搞，现在院里有那么多人，没有作好事情。（章有义57年5月25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院对所，对外要有一个机构。对所基建拨款下来分给所，所应该在什么地方自己决定。经费计划要学部通过，此外要自己搞。（章有义57年5月25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院里关起门来办事，包办学术领导。”……“办科学没有征求科学家的意见”。（章有义57年5月25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研究员轮流作所长的说法，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章有义57年7月5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以前不天天谈计划，但也有条不紊，现在一天到晚谈计划，反而乱，现在没有按科学规律去工作，而是看大家意见。（利××57年7月11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5月25日到他（章有义）家，章有义绘声绘色地描述说：“过去中研院社会所也作调查，是研究人员依据自己需要提出调查计划，请示陶所长批准，陶听了他的计划表示赞成，或拿到‘读书会’去讨论一番，……调查回来后也能写出些东西”（大意如此）。（杨××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谈到培养问题，章就想到社会所，欣赏旧一套，他说：汪、马、姚和我，都是来所就干，当时没有什么培养问题，……就这样都培养起来了。”（沈××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在培养干部问题反映所领导缺乏实践经验。”（章有义57年6月11日福利楼座谈会记录） 　　现在是“真正负责培养的人反而没有发言权”。（章有义57年5月25日整风座谈会发言） 　　“老科学家可根据自己经验来培养”。（黄××57年7月6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任何一个机关选择干部要慎重，而去留可以自由。……在工作岗位上自己不愿意作，可以换。这不能保证，社会只是大体上分配，最精密地方由个人考虑。……今天的人事制度超过了当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意识形态。（章有义57年5月25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解放后，不能提科学干部选择问题，没有认识到科学工作者有些条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章有义57年5月25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 七、一贯挑拨离间，两面三刀 　　章有义对我说：“我是党外的党员，是领导与群众的桥梁”并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谈”。（彭泽益57年7月11日在辩论会上发言） 　　章有义起的什么样的桥梁作用呢？章对我说： 　　（1）你的工资问题，1954时调薪时，经济史组的领导曾提出来过，就是人事方面不同意。 　　（2）统计手册序言里，本来都已开上你们的名字，还打算分给你们稿费，后来狄所长划了，狄所长也不同意，我们拿稿费也于心不安。（彭家礼57年7月6日辩论会上发言） 　　章联系群众的面很广，目的是为了建立个人威信，例如：有一次彭家礼有思想问题，章叫刘宜诚带口信给彭说：这样不行啊！彭当晚就到章家里认错。（汪××57年7月6日辩论会上发言） 　　巫所长不做国民收入是被逼得没办法。（胡××57年7月6日辩论会上发言） 　　章对李文治讲：林里夫派个实习研究员来向你要材料，这算尊重老科学家吗？连派来的实习研究员亦对你不尊重（指未向李请教）。（汪××57年7月6日辩论会上发言） 　　章亦对我讲：“严格讲王北苑来向你要工业方面的材料，不先来请教一番，这也不对”。 　　　　　　　（汪××57年7月6日辩论会上发言） 　　在一次所务会上，王北苑给韩启桐提了意见。会后章有义说：“因为是王北苑（党员）狄所长才不批评，若是别人，早就要批评了”。（胡××57年7月6日辩论会上发言） 　　所内党组织活动神秘化，党内外的墙这是形成的原因之一。（章有义57年5月7日座谈会上发言） 　　青年团争论的那个问题是不是章有义利用这个争论，使它发展下去？院党委召开副研以上的会，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对这次座谈会章感到不满，就说这样人数多的会不解决问题，谁愿谈。还认为大家说的未接触到边，只有他自己才接触到边。（巫××57年7月11日上午在辩论会上发言） 　　青年培养问题最好交给老科学家，老科学家各有培养办法。我们过去没有什么培养问题，也培养出来了。（黄××57年7月6日下午在辩论会上发言） 　　当他看见我们对党支部有偏激情绪时，总是火上加油……“青年人确实可爱……斗争性强……有正义感……朝气勃勃……放手起来作斗争……而我们就不行了，衰老了。” 　　我对所内肃反工作有意见，把思想问题当作反革命来斗争，这是忽视人的政治生命。（章有义57年7月6日下午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狄所长以人大代表去视察以前，所务会开会讨论过去肃反中存在的问题，林里夫接着说：所里的肃反基本是正确的。这就很难谈了。（章有义57年6月7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我向他谈了对肃反结论的二点意见的几天之后，章忽然对我讲，“我已把你对结论的二点意见，向狄所长谈了，他说可以商量。”近来王庆龄同志对我说：“狄所长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彭××57年7月6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章有义在整风前后，到处散布所内肃反有偏差，说党把一般历史问题或思想问题当作反革命问题来处理，重点同志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党中央宣布12条处理界线以后，狄所长在一次学委会上代表审查小组提出聂宝璋、张国辉，肖步才、刘绍伊四个重点同志的结论，请大家讨论，结论上并没有把他们列入12条界线之内，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见，但章有义却提出聂宝璋符合12条中的劳动教养一条，为什么他在学委会中是一套、在群众中又是一套。（汪××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1951年忠诚老实学习，前后有二、三个月，组织一再号召有历史问题的同志交代问题，章有义在历次小组会上，都隐瞒自己历史上参加反动组织的问题，拒不交代（在学习快结束时，才向学委交代）但另一方面，却装着很积极的样子，向韩××交代政策，打通思想，要他老实交代历史问题。（汪××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章听说党在培养王××、刘××等入党就说：“党为什么培养他们入党，而不培养我们入党呢？（严××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去年西郊党组织举办党课，他没有报名听课，我在第一课讲完后问他为什么不听，他说他不想听。很早以前我和他谈到入党问题，他说他是自由主义惯了的人，入党后怕受拘束。（杨××57年7月26日书面补充发言） 　　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一次讨论会上，章有义说：我们的讨论会开的不坏，可惜我们这里没有团员，如果有团员代我们向组织汇报一下，党就会相信的，党对群众的汇报不是完全相信的。（张××57年7月16日书面意见） 　　整风前他和我谈到过“稿费”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只有两种解决办法要不然全部归公，要不然全部归作者，没有第三种办法。但他不曾在所务会议上正式提出，据说别人在所务会议上反映过他的意见。 　　注：他和我所谈，于6月7日彭家礼所揭露他对彭的说法显然两样，证明他一方面通过别人在所务会议上反映自己主张，另方面又对彭进行拉拢，他这种两面手法实在恶劣已极。（杨××57年7月26日书面补充发言） 　　1951年章有义当面吴兆契面说：“老吴十分用功真是所内的斯达哈诺夫”，可是当一位党员与章有义谈到吴兆契在学资本论，他却讥笑说老吴学资本论，还不就和鸡鸣寺（即社会所所址）前经过的小火车一样，来势凶凶，过后纵迹毫无。（张××57年7月16日书面意见） 　　55年章有义与李文治合作一个题目，各做一半，一天刘××向章夸李的提纲写得好，章听了笑道：“他事先和我交换了一些意见”。又告诉刘说：“我愿意跟李一起工作，就因为他谦虚，我理论知道多些，他有问题就找我，……”以后还告诉过刘：“李先生太谦虚！他在会上说他编的资料是靠我帮忙。我当时予以驳斥，我说，这是对同志的一种污辱，对我的污辱！”（刘××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彭家礼）） 　　54年章有义与王毓瑚合作一个题目，章事先在工作中自己极力表现，事后又向助手（彭家礼）发牢骚说：王该领导而不领导。并告诉我们：“王编的稿子，编委会认为太杂，不能出版”。后来又说：“……严公叫我替他重编，我那有时间！”章有义就是这样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刘××57年7月25日在辩论会上的发言（彭家礼）） 　　章有义和汪××在我所有“哼哈二将”之称。可是章有义并不满足这个说法；常常用各种打击汪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如他说过：“我的手不如脑子快，笨得很；而汪敬虞的手很快。”又如他说：“汪敬虞善于从直观上来说明问题”。又如他说：“汪敬虞要退出做研究，他自己认为失去信心。他认为他到现在为止，他的研究成果，还赶不上严所长在几十年以前所写的中国棉业发展史一书的水平”。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