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墙”是能够拆掉的

　　<文汇报、徐铸成>

## （徐铸成：文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我是三天以前才从苏联回到上海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的消息和柯老的报告，是回到北京后从报上看到的。我们在苏联的最后几天，看到国内开始整风，各地开始大鸣大放的消息，很兴奋，也很急躁，再不回来，怕自己在思想上要远远落后了，所以我回到上海后，主要想抓紧时间补课，补看过去一个多月来的报纸，听听各位同志的发言。昨天第一次参加大会，听了许多同志的发言后，受到启发，觉得也有些话要讲，因此要求在今天发一次言。

　　我想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谈一谈拆“墙”的问题。首先我要讲的，文汇报在去年十月以前，是受到歧视的，内部的“墙”也是筑得很高很牢的。解放之初，我在北京是了解中央对过去的一些报纸是重视的，是希望我们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有些具体领导新闻工作的同志，却对我们这些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他们对我们这些报纸一向采取改造和逐步消灭的办法，特别在彭柏山当宣传部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文汇报和新民报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高压下，文汇报几乎寿终正寝，幸亏中央发觉得早，才使文汇报又复刊了。听说消灭文汇报改出教师报的方案，就是彭柏山提出的。

　　文汇报于去年十月复刊，同时，中央和市委也帮助我们解决了内部的一些矛盾，拆掉了我们内部的高墙。过去，我们的墙有多么高呢？举例来说，我名义是社长兼总编辑，严宝礼同志是副社长兼管理部主任，但是实际上，说好听一点我们也只是可有可无的顾问，坦白说，我是长期以来不看自己的报纸的，不是不关心，而是凭我三十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和良心，我是不忍看这样满纸教条八股的报纸的，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他从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文化程度似乎也不那么高明，但他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条八股，他把上级的指示当作领导的秘本，不和群众商量，也不在编委会认真讨论，我们常常要像猜谜一样听他的说话，究竟是他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市委的意图？另一位名义是秘书实际掌握管理和人事大权的同志，也是气焰万丈，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文汇报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有些同志还天天怕挨整，怕得罪这些广东话的所谓——猛人。

　　去年文汇报复刊以前，中央负责同志约我们谈话，首先肯定文汇报在解放前是有贡献的，是和知识分子有血肉联系的，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鼓励我们勇于负起责任来，把文汇报办好。我们陈述了困难，反映了情况，中央和市委都谅解我们的要求，把这两位同志调开了，另外调几位过去曾在文汇报工作或对新闻工作有经验的同志来参加工作，当时，那两位被调开的同志还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撤出文汇报了”，并且对一些要求进步的同志威胁：“你们回到文汇报去，入党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但是，文汇报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想法发展，党的领导加强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党支部改组不到一个月，提出入党申请的同志就达五六十人。大家都从具体工作中，也深深地体会到党的关切和温暖了。

　　我并不是说我们内部已经完全没有矛盾。但是，矛盾的对抗性是消失了，墙，基本上已经拆除了；沟，也基本上填平了，事物发展中总会有矛盾的，对问题的看法总不会完全一致的，但我们能够把所有问题摊开来谈，经过讨论甚至争吵，最后总能得到共同的结论。

　　上月陆定一部长和魏文伯同志曾亲自到文汇报看我们的工作，他们可以证明我们的情况是好的，工作的情绪是饱满的。我这次回上海之前，在北京住了三天，看到我们北京办事处的同志个个像生龙活虎一样，有时工作到深晚二时还不回家，我很受感动。回到上海后，看到所有的同志工作的热情都很高，而且有些我们一向认为能力不高的同志，今天也写出了动人的文章，采访了好的消息。原因很简单，大家把办好文汇报当作自己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贡献，大家一条心，不再有顾虑，也不再有什么害怕了。

　　我不是来介绍我们拆墙的经验，因为每一个单位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而且从我们自己来说，还要继续努力，巩固团结，填平残余的痕迹，防止新的隔阂。但是，根据我的经历，有这样几点体会。

　　第一，拆墙，固然要本单位的党和非党两方面一齐动手，但领导方面必要时也应该动手。以文汇报为例，我们的墙筑了不只一月一年，为什么领导方面一直没有注意呢？首先，在调派党员干部的时候，就应该注意是否恰当，最好能够对这个事业有感情有联系的，至少也应该对这一行有起码的知识的，否则就没有法子工作，更不要说领导了。一些品质差的，没有这些条件，又不虚心学习，就必然要外行充内行，利用党的威信来欺侮人，压制人了。

　　第二，作为一个非党的负责同志，对党的拥护，不在于对个别党员的顺从依附，而是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去年我在北京时，曾对民盟总部的领导同志陈述我在工作中的苦闷，他就严格批评我这种有话不说消极怠工的态度是自由主义。的确，只要是从人民的事业而不是从个人利害出发，碰到不能解决的困难就应该反映，上级不能解决的反映到市委，市委不能解决的反映到中央，最后总是会解决的。

　　第三，去年，我也曾怀疑一个非党同志究竟能不能实际负责领导工作？党委领导和个人负责又如何具体贯彻？现在，我对这个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任何事业总是离不开党的领导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有职有权地工作，至于用什么方式来结合党委领导和个人负责，应该根据这个单位的具体情况。文汇报今天不仅有党委，最近并且已经成立了党组，但我和严宝礼同志都觉得有职有权，我们的民主党派也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坦率的讨论，坦率的相互批评，在这里，我还要向市委负责同志和宣传部提一个意见，在文汇报复刊之初，魏文伯同志曾约我谈过两次，石西民同志和白彦同志也和我们时常联系，宣传部也定期召集各报党与非党的同志一起开会，传达和讨论宣传计划，这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鼓励，但最近这样的接触反而少了，很多指示又是从党的系统单线的传达下来了。我想，这对于各报内部的团结是没有好处的。为了不断加强各报内部的团结，为了充分发挥各报工作同志的积极性，我希望魏文伯同志、石西民同志和白彦同志不仅要保持和我们这些负责同志的接触，也要抽空到各报社去看看，找我们的编辑、记者、校对和工人同志谈谈，这就会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发生的矛盾。如果能够和我们一起参加一些体力劳动，那就更好了。

　　我相信，不管我们的墙多么高，我们是一定能够把它拆掉的。

　　 （原载1957年5月19日文汇报）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二）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解放军报社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