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於我

　　<北京市、张权>

## [张权：中央实验歌剧院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师]

　　六年前，我冲破了美国的阻挠，回到了祖国，怀着满腔热情，想好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出一点力量。回来后，看到祖国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觉得党说到那里就作到那里，尤其三反运动，更使我感动。

　　最初，我想到音乐院教学，但领导说：“你还年轻，趁黄金时代，应该先搞演唱工作，到四五十岁时再教学也不晚。”我觉得说的有道理，便参加了人民艺术剧院(实验歌剧院的前身)工作。刚到剧院时看到“王贵与李香香”的演出，心里是又羡慕又兴奋，我们新中国也有了这样完整的新歌剧，暗想将来自己若能参加这种演出，该有多么好！恨不得把自己所学的一下子都倒出来。

　　但以后的事情，并不像当初想的那么简单，首先是土洋唱法之争，其次是体验生活的问题，我被闲搁了一年多，因此，技术也退步了。我想过去所学的用不上不是白费么。又使我感觉到：不留美，留苏回来，也许好些。

　　五二年演“打击侵略者”。四月一日那天，领导分配我(还有其他同志)唱该歌剧中的一段歌，李伯钊同志说让我锻炼锻炼，向大家学习一下。这是我来院后，第一次唱出自己的声音，心里真高兴。三日下午审查，唱完后，便打发我们出来说是要开会。后来听人告诉我，在那次会(上有)位领导同志讲我，说：“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上有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听到后，很伤心，想我难道连一个中国公民的称号都不配么！这样下去怎么办？这件事一直像一把刀子似的插在我的心里。据说欧阳予倩同志听了，也很不以为然。

　　五二年十月七号，在德国国庆的音乐会上我唱了一首德文歌曲，大使馆的外宾和观众们，都站了起来热烈的欢迎，我很兴奋。但我衷心的愿望是能够有机会给本国听众唱些中国歌曲，在这方面我愿意得到锻炼。可是那次以后，有人给我一个结论：“张权唱唱外国歌曲倒还可以。”

　　我心情不好，很自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心想今后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吧，自己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五三年刚生产不久，就参加出席第四届青年联欢节的选拔演出，希望这回能够到人民民主国家去学习一下，此行对於像我这样只去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说，也是一次在政治上开开眼界的机会。那次选拔演出，群众反映也还不坏，但出国却终於没有我的份。而未经参加选拔的如王昆、郭兰英等同志都出国了。他们自然是可以出国的，但选拔不仅是走形式么？

　　五三年作慰问苏军的演出，给我的教育很深刻，感到党的亲切，中苏友谊的伟大，我很激动，经过几夜的深思熟虑后，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我想自己的条件大概还差得很远，希望组织帮助我，让我知道应该如何努力争取，但是组织一次也没有找我谈过话，使我觉得党是高不可攀的，便再不敢存此“非分之想”了。

　　五四年到河南学梆子，教我的老师父很满意，回京后汇报，大家也很满意，觉得初次接触戏曲，对自己的演唱方面，确有很大帮助。“人民音乐”要我写篇文章，谈谈学习的体会，刊出后，党总支竟向我提出：“写文章应经院领导审阅，为何擅自发表？”此后有位新华社记者让我谈剧院方针，我就更不敢讲了。

　　五四年底，莫斯科音乐剧院来京演出，文化部派人向专家学习，我是学习小组长，当时我正患病，还是坚持了学习。后来专家又指定由我汇报，加上这一年我演出任务比别人多，而且被认为完成得很好；但是结果，我得到的年终鉴定却是极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五六年末，我们开了几次独唱重唱音乐会，我们最初倡议举行的时候，领导说：“恐怕观众不会接受吧。”经过再三请求，才允许我们试验几场。后来演出的效果和听众的反映并不像领导所估计的那样。

　　关於加入音协的事，我五三年就提出申请了，直到今年由於我一再催问才被批准，在这以前，看到许多年轻的党团员都纷纷入会了，自己从事音乐工作二十多年，到现在还连个会员资格也不够，也真叫人伤心。我现在虽已入会，但类似我这种情形的，被拒之音协门外者，还有很多，所以还想把这事提出来。

　　歌剧“茶花女”的排练，听说最初是作为专家学生的汇报，排了四个月，到后来又决定公演，那时主要演员的嗓子哑了，怕无人顶替，才把我也提了上去；但事先并未给我以多少排练机会，我的第一次登台应该算是排练。我心里自然很慌、拿酒杯时手都发抖，酒洒了满地。我生怕出错，又怎能进入角色呢？让我演出，我心中觉得很对不起观众，事先如果能给我以较多的排练时间，我想会演得更好些的。关於服装问题，由於不合理的节约，使我在舞台上提心吊胆，以至跌跤，作为公演的剧目，做一条合适的裙子，该不算是浪费吧！？

　　我能演“茶花女”也经过许多周折，院内一些年轻同志同情我，鼓励我，问我：“为什么你不多演一些呢？”我只有推说身体不好。他们有意见也没有机会提。在一次讨论精简节约的会上，才联系着提了出来；他们说：“现有的演员这样下去，票也会卖不出去，剧院要受损失，为什么不让张权演一演呢？”这样，才决定我多演出一些。直到现在，领导还从未找我谈过应该如何提高，听人讲：导演在我演出时却向人说：“只能闭上眼睛不能看”。“茶花女”的演出直到现在也没有作总结，也没有开过演出的讨论会。

　　“茶花女”演出后，我收到不少从各界来的鼓励我的信，有工人、战士，市民和国际友人。上海音乐院保加利亚声乐专家准备要给他们国内音乐杂志写评介文章，向我要剧照，我说没有，他很惊奇。一位德国专家给我来了封鼓励的信，剧院给拆开了，说要作为资料保存，我当然很感激，正当我奇怪信是谁拆的时候，院领导同志立刻附加一句：“可不能骄傲呀？”演员心灵虽很脆弱，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这样的叮咛，有必要吗！？

　　这次我参加“茶花女”的演出，得到较多的工作机会，十分兴奋，便努力地干，但毕竟也因此太疲劳了。演出时经常睡得很晚，由於我是演员又是教员和音乐会的独唱者，所以有时第二天早上要照常教课，有时下午又要抽空合伴奏，作息时间很不规律。有一天竟没有来得及吃晚饭就匆忙上台演出。上月二十九日晚上有“茶花女”演出，领导让我在三点以前参加另一次音乐会的演出，我说怕时间来不及，剧院说这是文化部艺术局主持的，剧院不能管，幸而那次音乐会因故改期。这场冲突的演出才算罢了。由於身体疲劳，我曾请求演出上适当安排，但剧院认为我嗓子不哑，可以坚持，我想这样坚持下去，一个声乐演员的青春，是很快就会结束的。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演员需要作各方面的准备，但是我们的演出，尤其是“茶花女”经常是在上演的前一天才得知道。这样，准备就很有困难，观众来信，热情的问哪一天该我演出，我也无从作答。

　　剧院里教员的意见很不被重视，挑选角色，教员无权过问，有的同志作戏较好，但声乐水平不够，却被挑上，就让教员想急救办法，扩大音量或提高音域，嗓子因此而唱垮了，责任也归之教员。这样的技术细节，当我提出请领导注意时，却得不到回答。

　　团长同志曾跟我学声乐，一天打渔，六天晒网，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偶而来上课也是带理不理的，应付几声就走了，有些老同志甚至抽着香烟来上课，而且他们可以任意换教员而教员是不必被通知的。在声乐教学上，总要求速成培养法，要立见功效。导演在排练时对演员可以拍桌子大发皮气。有一次乐谱上规定要唱得极弱，导演却作相反的要求，当指挥指出时，他的回答只有一句，“我不懂音乐！”可是教员在教练时语气稍欠温和就不行，说是学院派。

　　现在剧院组织庞大，业务方面的会议几年来只开了两次。所以好多业务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院外已不是早春天气，而剧院还是冬天，几年以来，竟没有得到一次同领导谈心的机会。

　　最近党已发出整风的指示，我拥护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所以便谈出了以上的话。我的出发点决不是发牢骚。我爱上了新歌剧事业，我也热爱我们的剧院，我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叙述，请大家注意一下，看我们剧院是否有问题，有，就解决，好让我们的新歌剧事业更加荣繁起来。

　　 (此文发表於1957年7期的“文艺报”上，日期是5月19日)

　　附：

## 张权同志的“关於我”一文发表以后

## 本报艺术编辑室编辑同志

　　5月19日：今天发表了张权同志的“关於我”。这篇文章发表前，她曾说过：“我向编辑部保证，所谈的每一件事都是确实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当面对证”。

　　5月20日编辑部收到中央实验歌剧院秘书刘诗嵘，贾玉玲二同志的来信。

　　文艺报负责同志：

　　见第七期“文艺报”载张权同志所写“关於我”一文，内中有些情况可以商榷，但她反映一点事实不确，为了让社会上明了真象起见，应加以说明。

　　张权说，有一位德国专家写信赞扬她演“茶花女”，剧院将她私人信件给拆了，我们认为这是对作秘书工作的人的污辱。歌剧院经常收到外宾来信，凡是给私人的都直接转给，而这封信是由外国专家局先转给剧院，并附外国专家局来信一封，我们作为公函拆阅后，再转给她的，何能作为剧院私拆她的信件？

　　争鸣，提意见要合乎事实，否则因此又刺伤了别人是不对的。特将外国专家局来信及德国专家原信附上，希在下期“文艺报”上刊出更正，否则剧院办公室成了违反宪法、侵犯人权者了，事情是较严重的，希望你们重视，原信用毕希予退还，以作法律上的根据。

　　(至於将此信留作资料是院领导的意见，至於正确否，可商量。)

　　张权同志对於发表“关於我”原有顾虑，5月10日夜本报记者和她谈话时，她的爱人莫桂新亦在场，后来他说“我和张权已经合计好了，文章发表后，我们就该到上海去，在北京是待不住了！”当时记者认为这种顾虑是多余的。读了刘、贾二位同志的来信以后，我们才感到其中不无道理。

　　歌剧院演员唐尊文同志来编辑部。说：“大家看到了张权的文章后，都觉得痛快了些，因为到底有人出来讲话了，但又都觉得她没敢大胆写。就说领导干部跟教员学声乐吧，她为什么不写一只脚搭在桌子上，另一只脚横在凳子上：她表演时因衣服太长跌了跤，为什么不写碰破了腿？为什么也不敢写带着例假坚持工作？又，她为什么不提提大家呢？好些人比她的遭遇更不好，可是向谁诉？”他说：“现在剧院内还是风没吹草没动，看不出一点要整风的样子，大家都急得要命，一肚子意见不能向领导提，所以我们现在迫切的希望‘文艺报’为我们开一个座谈会……”。

　　 中央实验歌剧院刘诗嵘、贾玉玲5月20日

　　5月21日，把刘、贾来信送交张权同志，她看完信说：拆信的事，我在“关於我”一文中是这样谈到的：“一位德国专家给我来了封鼓励的信，剧院给拆开了，说要作为资料保存，我当然很感激，正当我奇怪信是谁拆的时候，院领导同志立刻附加一句：‘可不能骄傲呀！’演员心灵虽然很脆弱，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这样的叮咛有必要吗？”在这一段话里，我的意思是想说明领导同志对演员的关心和了解不够，并没有想去追究是谁拆了我的信，如果这封信院部应该拆的话，交给我的时候只要向我说明一下，我不会有什么意见，我更没有想在这篇文章里“诬辱”剧院里“作秘书工作的人”，不知为什么刘、贾两位同志竟谈到了法律的问题。

　　从张权同志复信中附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学孙复和文秉勋给她的信：

　　张权同志：

　　读了你在“文艺报”上写的“关於我”以后，实在忍不下去了。这时，我们正处在期终考试阶段，坐在图书馆里温习功课。但，我们毅然推开了桌上那过几天就要考试的“西洋文学”的笔记，提笔来给你写这封信。一来，对你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支持；二来，向你们剧院的领导提出抗议！

　　很遗憾，由於种种原因，我们直至今日还没能获得欣赏你的演出的机会。但是在看了“关於我”以后，我们多少已经认识了你。对於那些侮辱你的人(比如说“美国妇女”之类)，我们坚决抗议！对於那些歧视你的人，我们表示愤慨！对於那些不顾演员死活的人，我们感到可恶！

　　你是一个有才干的演员，你有责任，也有权利为我们的人民歌唱。我们对於你突破美国帝国主义的阻挠，坚决返回祖国的爱国行动是很钦佩的。今天，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碍你走上这条为祖国，为人民歌唱的光辉道路。事实上，你不是已经踏上这条宽广的道路了吗？只要你把自己的劳动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和勇敢的人民，你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关怀，就会获得千百万观众的支持，就会有那代表千百万群众利益的党为你撑腰！从你那怨而不怒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你们剧院的“三大主义”也很不轻。但是，“三大主义”同我们党，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毫无共同之点，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为除“三害”而斗争。我们殷切地盼望你成为剧院除“三害”的积极斗士。在这次整风之后，能够看到实验歌剧院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

　　我们向你们剧院领导提出三点要求，请你代我们转达一下：

　　第一、要求尊重演员，特别是归国的留学生，只有热烈欢迎他们的义务，决无加以岐视的权利。至於说“美国妇女”的领导同志，我们坚决要求他亲自向张权同志道歉，因为这是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光荣身分的犯罪行为！

　　不仅如此，这种作法将会增加国外留学生归国的疑虑，并给国内外那些别有用心的份子造成污蔑人民中国的口实。归根到底，损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二、要求爱护演员，不准损害他们的身体，不准随便对他们声色俱厉，拍桌子，发脾气。

　　第三、要求剧院领导扩大民主生活，广开言路，多多听取群众意见，发挥演员的积极性，作为观众，我们反对在剧院实行衙门官僚作风，反对干涉言论自由(如党总支同志不准“擅自发表”文章的行为！)反对在处理艺术问题时采取行政命令手段！

　　(我们希望知道剧院领导对以上要求的态度。)

　　最后，张权同志，我们再一次对你表示关切、同情和支持，表示我们对你的爱戴！

　　祝你为人民唱出更多更优美动听的歌曲来！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孙复　文秉勋1957．5．19．

　　5月22日，又收到张权同志转来翻译家刘辽逸同志给她的一封信：

　　张权同志：

　　在第七期“文艺报”读了您的“关於我”，颇有感慨。我只当您是歌唱家中的红人，哪里知道您也有一把辛酸泪。

　　我是音乐的爱好者，尤喜欢听独唱，抒情的独唱，但由於忙，没有工夫排队买票，难得有机会听音乐会。

　　洋土嗓子争了很久，我不知道他们争的什么，作为一个听众，我既喜欢听郭兰英，也喜欢听您、刘淑芳等人，既喜欢听连斯基的咏叹调，也喜欢听余叔岩在“空城计”中唱的一段，既喜欢听“茶花女”，也喜欢听豫剧“秦香莲”。研究洋土嗓子不同的唱法是可以的，但不必一定非肯定一个，否定一个不行，两者之间似无对抗性的矛盾，可同时存在，一齐开放。

　　我这些日子读报纸，令我吃惊，原来各行各业都有这三大主义，而且有的地方十分严重。多谢毛主席、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整风学习，您今天能在“文艺报”说话，不就是这一英明的政策的赐予吗？

　　 刘辽逸　5月21日

　　5月23日，唐尊文等同志提议召开的座谈会，下午在本报资料室举行。到会的有曹孟里、唐尊文、杨光江、蔡仲秋、徐世光、韩象治、杨谐和、马文江、李稻川、张雷、陈瑟、王玉芝、陈卫华、高复明、董燕雄、朱克华、刘洞、刘盛正、姜宇仁等十九位同志，他们都是该院二团的青年演员。

　　李稻川同志说：“卢肃同志的整风动员报告，只用了三十分钟，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整风的意义，没给群众撑腰，也看不到领导的决心。”刘洞说：“剧院很多党员至今仍默然不语，认为剧院没有问题，另一位党员还不让把“文汇报”贴出来。”

　　大家均认为剧院内的党员处处享有特权——出国学习的是党员，到音乐院学习的是党员，向专家学习的是党员，到戏剧学院学习的还是党员。就拿跟专家学习的演员来说吧，蔡仲秋、陈瑟、董燕雄说：“管林曾有两个礼拜没上课，专家闲着，有时专家一天只能上四十分钟的课！专家没事干，只好给翻译上课，给记录上课、甚至给伴奏上课，为甚么不让本钱好、成绩突出、埋头苦干的青年演员如李光西、徐世光、杨光江等跟专家学学呢？而且我们想旁听都不行，说人多空气不好，只好把着门缝往里看，或站在窗外听听，”李稻川说：“管林演‘茶花女’，声音既不行，又跑调，大家替她担心。作为专家学生，作汇报演出，当然可以，为什么后来让她正式演出呢？而且名字还排在第一位(张权排第三)，剧照也是拍管林的。荆兰也是特殊人物，领导照顾得无微不至，让她考留苏、又考音乐院，可惜都没考取；几年来很少工作。但也照样提级。”提到入党标准，姜宇仁激动地说：“最近入党的一些党员，平日不言不语，只知道汇报，光说别人，不说自己。报喜不报忧。反之，爱提意见的人，就总别想入党。”唐尊文则认为墙内还有墙：“曾和聂耳、冼星海合作写了多少振奋人心的歌曲的塞克同志，今天仍被领导置之高阁，不闻不问，大有让他老死之势！无怪他在回答某记者问时懊丧的说：‘我还能谈什么？还有几年好活的哟！’”

　　关於剧院里的导演，唐尊文说：“一位音乐修养很高的演员，以商榷而友善的态度对谷风同志提出对某一歌剧的处理意见，谷风竟板起面孔，厉声厉色的说：‘我他妈的不懂音乐，我只会排戏，我他妈的又不是音乐院毕业的，谁叫我他妈的没长一付好嗓子，否则我才不导这个戏呢？’弄得排演场的空气紧张万分，那位演员自知鸡蛋碰上了石头，低头不语。”提起另一位导演刘郁民同志，陈卫华激动的说：“他就爱百依百顺的阿谀奉承的演员”，这时李稻川愤然起立说：“他就喜欢给他抱孩子、送东西、打毛衣的演员，讨厌爱提意见的。”关於培养演员，姜宇仁说：“我知道导演要我扮演‘小牛’剧中主角包利C组时，又喜又怕，又感动。可是平日不给我排练机会，这个角色又超乎我的能力，上台时，他却在下面板着脸看我，我很紧张，演的不合导演要求，结果撤下来了。我感觉导演好像心里在说：‘你看，说她不行，果然就是不行。’当张雷向导演要求角色时，导演就说：‘你看小姜不是演砸了吗？’”王玉芝说：“‘草原之歌’的拉木草只有两句唱、却排了四个人，根本不可能有排练机会，这就算培养了。有一次他还亲热地对我说，小芝你几年来踏踏实实演群众，不讲价钱，应当培养，这次你随便挑个角色吧！”导演对提意见的人总是严加斥责，以致使得一些演员暗自流泪，气馁，想改行。韩象治说：“有一次刘郁民的爱人对我讲‘你要小心点，老大(指郁民)情绪不太好，’而导演自己却常常说：‘我不是卖老，我是为你们好啊，等你们老了就会知道我是对的’是这样么？”大家一致说：“八年来，我们没有得到提高，我们现在只有被导演弄得灰心丧气，吃了数不尽的苦头，说是重视培养青年演员，只是骗人。”

## 大家对院部的不关心群众疾苦也很有意见，许多演员长期劳累，脸呈菜色，身体越来越坏，声带坏的很多。乐队有半数患职业病(手疼)，要求领导重视。

　　座谈会从下午一点半进行到五点。好多同志还没有得到发言机会。在会上常常有四五个同时讲话。

　　 (此文发表於1957年第9期“文艺报”该报六月二日出版)

　　编者：该报因编排关系将刘诗嵘和贾玉玲同志的签名排错了地方。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二)，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