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国家体委领导的批评

　　<河南、张轸>

　　新华社北京22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河南省副省长张轸20日在社会主义学院座谈会上发言中着重对体委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1953年他来到北京任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民族形式体育运动研究委员会主任。那时在天津，举行了一次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表演大会。会后选出了二十八人编为表演队，1954年9月在北京作汇报表演，贺龙主任看了以后大发雷霆，说是“胡闹”，“没有一个人要得，没有一手一脚要得的”。张轸说贺龙批评他“不行”，“连委员也不能当”。1955年元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体委会议上，贺龙和蔡树藩对民族形式体育运动批评得更厉害，说“是盲目冒进，造成混乱”。会后决定民族形式体育运动由中央管理，各省市不管，农村停止发展。民族形式委员会改为武术研究室，归秘书长办公厅领导，编制只有七人，一个主任，三个科长级干部，三个青年学生。

　　张轸说，体委领导上并叫我们检讨。于是我们七个人从1955年元月12日到2月份专门进行检讨，每周开三次检讨会。最后并写检讨总结，一字一句地通过。但是，领导上把所有缺点都写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说，上有荣高棠领导，下有党员毛伯浩负责，有过，应大家负责，为什么写在他一个人身上呢？从此以后，体委的领导上对他的态度变了。这一年，他虽然是体委委员，但没有参加过一次会议，如各国体育队访华举行宴会也不让他参加了，球类比赛的主席台上也没有他的份了。他曾两次通过党员向荣高棠“挂号”说话，荣高棠都不见他。蔡树藩更是见不到的，有两次他同蔡树藩打招呼，蔡不理他，有一次他伸出手来同他握手，也被拒绝了。

　　张轸批评体委的领导者——贺龙、蔡树藩、荣高棠、张非垢对他的缺点不是进行帮助，而是污辱他，压迫他，轻视他。同时，他认为，民族形式体育是中国数千年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能任意弃置不理。他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把非党员看成是异己，看成是敌人。他说，他的思想也是反映客观存在的，于是，他也把共产党员看成是敌人，把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

　　张轸说，他怕碰到体委的领导人，他迟到十分钟上班，又提前十分钟下班。他想工作，体委却不给他工作做。

　　他说，“这股闷气”在心里“闷”了两年，头发都“闷”白了。他曾两次给周总理写信，都没有得到总理回答，以后他又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李维汉同志，一封向体委请求辞职。但是李维汉却派人劝他继续留职在体委。

　　张轸说，贺龙是中共中央委员，又是政治局委员，他的作风竟是这样的，他领导下的干部——蔡树藩、荣高棠的作风也是如此，他得出了结论：共产党员的作风就是这样。所以他同共产党的关系一天天离得远了。他说，他同林伯渠同志最熟悉，但他不愿意见林老；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他碰到刘少奇同志，也只是说“你好，你好”。有两次，他几乎同周恩来同志碰面了，他故意躲开，不同周恩来会见。

　　他批评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统战工作，“只统上不统下”，“只统大不统小”。他批评贺龙、蔡树藩、荣高棠等太主观、大宗派，不会作统战工作，他们反对统战，反对马列主义。对周恩来，他说，作为一个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他给他写过两封信，没有得到回答，而把信转给荣高棠，他质问：为什么他对党员那么亲密，为什么对非党人士又那样冷淡呢？他批评李维汉派人劝他留在体委是“没有原则”的。

　　 来源：1957年5月2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