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授“鸣放”会上的发言

　　<北京医学院、林启寿、薛愚>

## 城内教授大“鸣”大“放”

　　5月22日，党委会继续邀请城内教授举行座谈，参加的有药学系、口腔系、医疗系教授共23人，林启寿、章育中、薛愚、楼之岑、毕华德、张乐天等6位教授在会上发了言。

## 林启寿教授说：我做了七年童养媳

　　他说：意见过去都已经提过。这次党委整风，对好的肯定的就不谈了。我感到不大满意的地方是：意见是意见，没有下文。

　　第一点是思想改造问题，我认为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我刚到药学系的时候曾提过意见，说：药学系的“药味”不多。但在思想改造时说我宗派主义，当时虽然检讨了，但我现在还不清楚，我的宗派主义在何处？在药学系，到现在，还以“药味”代表宗派主义，在党的领导下，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长期给我扣帽子。所以，从这以后好多年，我就像童养媳一样，见不着天日。

　　现在来看看，宗派主义在什么地方？是在我呢？还是在另一方面。

　　第二点：评薪评级问题。药学系评过的都有问题，而且问题都出在药化教研组。为何药学系的问题都出在药化教研组？而且二次都有我。这是不是与药味有关？我想是有关的。我认为这里是有宗派主义的。

　　第三点：是非不明问题：我感到在医学院和药学系表现得特别明显。所谓是非不明。例如对干部的表扬，表扬很少，表扬与事实不符，每次都引起不安，不能达到表扬的目的。只从表面上看问题，而不看本质，因而是非不明，使一些同志钻空子。听说：某些同志平常请吃饭就是好的。这次评积极分子，工会提出了名单，药化小组讨论时两位主席先生，特别是副主席，认为是非常不恰当。22人占药学系1／6的会员否决，还是当上了。最后听说这位同志在填表，要入党，大家反映真是莫明其妙。如果积极分子是指坏分子的，那么这种积极坏分子，我们双手拥护。另有一个同志在教研组里挑拨是非，可是党还很信任他。

　　还有一个先入为主。医学院和系的党组织对一个人的看法一成不变，提意见多的就不是好同志，以我个人讲，一切都是宗派主义，所以，好的意见没有下落，不好的也没有教育，像这样先入为主，是不是主观主义。

　　还有一点，我推荐助教已有好几次，他们学习很好，都是本校学生，对植物化学很感兴趣，提出后根本没有结果。可能像我这样的教授提出不重视，别人推荐就重视了。这与童养媳和先入为主分不开。

　　有人问我：你的能力是有的但为什么在这里不很开朗，为什么在药学会能发挥作用。在校内没有发挥作用？我想是对的，因为院里系里把我扔出来，所以不知怎样发挥作用。一切把你关在门外，怎样开朗起来。在这里开朗不起来，到别处去是可以成为积极分子的。

　　从前叫我开一门药化课，二个月之前我就请调一个助教来帮忙准备，催了又催，结果到开课前二天才送来一个助教。你说这怎样发挥作用？

　　这几点，我认为是和院的领导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院的领导是不是先的一个框框放在那里？把人框起来，以后就只听听会报。院领导最好到我们教研组来看看，看看真相怎样？

　　年青的党团员品质都很好，但他们与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共同的语言，说一句幽默的话，他们懂不了，不能很好体会意思，只能表面理解就会报上来。只相信年青的同志，便认为有问题。今天不能说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不好就原谅，应该从效果不好来检查。宗派主义都是由於年青党团员不切合实际的会报所发表的结果。希望有修养的同志下来了解林启寿是否就是个宗派主义的落后分子？错的就教育，对的不一定马上办，应有交代。到现在我不知道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这既不实事求是，也不开诚布公。

　　我做了七年童养媳，暗无天日，一肚子的苦水说不完。谁是谁非？真理只有一条，一个问题都没有答覆是最大的官僚主义。

## 章育中教授说：党要教育党员，要相信真理，不要迷信。

　　他说：我认为整风很须要，现在党员有1200万，党犯错误，就不止影响1200万人，要影响更多。

　　领导干部应多熟悉新鲜事物。有人说：只要马列主义就能领导，我表示怀疑。像我们药学系教有机化学的，就教不了无机化学。所以党员院长就应更深入地学习才能领导好学校。年青教师的看法不同于老教师的看法，可能是幼稚了一点。助教不太相信教研组主任的话，只要党一号召就相信了，其实党的号召和过去老教师的话基本上一样。反正下面的党员就只听党的号召，别人提意见就无所谓，或者别人提意见不见效，毛主席提就见效了。如果不改变，中国的民主是有限的。我认为党员有个人崇拜，只要毛主席说了，不管懂了没有就做，还没有懂，就很迷信。党要教育党员，要相信真理，不要迷信，不要只强调党性，绝对服从。我认为党员有二面性，在党内是一种态度，在党外又是一种态度。党内偏信党团员，不太了解群众的意见。

　　现在人事保密工作抓得还是很紧，全国人事工作都由女孩子来干，这是还拿别人当外人看待，我认为现在不应存在组织上对某些人相信，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所以人事工作应更恰当地来考虑。

## 薛愚主任说：药学系的苦衷三天三夜也谈不完

　　他说：今天要谈的有两方面的意见：一是对全院性的问题，一是药学系的问题。

　　一、全院问题：①党群关系之间，有无墙与沟值得研究。系内没有，教研组可能有，院内还是有。有人说对党员，尤其是高级党员不敢接近。有几人想请几个党员去吃饭，不肯去。听说医学院教授，教研组主任和院长的距离很远，有人想发起聚餐来谈谈心，但听别的地方说党员是不去的，就再不肯干了。大家反映：和院长接触非谈公事不可。

　　②院的领导问题：过去是院长负责制。以后又有学术委员会，行政会议等一系列的会。不了解这些会起了些什么作用，据我所知，这些会真正解决问题的很少，多半是通过一些条文，修一些字句。我们现在对学校制度究竟是什么？还都不知道。是不是改成了党委制，它起什么作用？权限是什么？与行政的关系怎样？都不了解。希望要作明确的规定，使大家有所遵守，效率才能高些。医学院不要老在会议中过日子。

　　③院长不懂业务，老推说是外行。毛主席早在1948年“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就号召党员要学会业务，要学会做生意，营企业……。一个新来的院长说是外行，还可原谅，但是到今天，还说是外行，这就说不过去了，在苏联不但系主任教书，院长也教书。这样才可以知道教书的甘苦，对大家也容易体会些。

　　④有权无权问题：在药学系我个人是没有这个问题。除了有一次，讲师调到内蒙古去了，我们却还不知道。稽静德同志是系秘书，又是党支部负责人，和我都有商量，没有有职无权的问题。但在教研组却只相信秘书，不相信主任，这就有问题。

　　二、药学系的问题：林教授说他是童养媳。药学系在解放前也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那时人、房子、设备、仪器都没有，但有学生有教学任务就天天受气。那时有人主张药学系应改为“药科”，还有人主张应改为“药学室”，全校性的会议只能出代表一人，决定问题，医疗系有十只手举手，我们则是孤掌难鸣。

　　解放之后童养媳的地位没有了。人家唱：“东方红，太阳升”，但药学系的阳光被遮住了，晒不到太阳。卫生部接管北医，那时认为北医三系，药学系最弱，决定要使三系建成三个院，增加我们的经费。建设费拨600万斤小米，口腔拨500万斤，医疗系400万斤。但医学院去人控诉，结果只给我们200万斤，其余400万斤都给医学院拿去。两次校务会议决定把菜园拨给药学系建院。但51—52年起了变化，要在菜园盖四幢学生宿舍。院长说：想多盖也没钱。但一下子盖了六幢，外加大饭厅，还要拆花园。最后还是工程局说：城市规划不答应，才没有拆。现在弄到我们那一座楼的窗外都堆满了煤。所以有人说：“一到药学系，连新鲜空气都呼吸不到了”。建院计划直到如今，仍然杳无消息。这些事件就好像是在耍手段。卫生部要负责，医学院也要负责。

　　关于生药专业的问题，医学院也要负责。最初是卫生部动员一些人学生药，到了十一月又命令全国取消生药专业。保存1—2个生药专业都不行。第二届全国卫生大会决定把所有生药专业都并到华西医学院去。会刚开过，院长就要执行。没有办法就去见卫生处长，他说决议还是秘密，还不能公开，而卫生部决定暑期执行。但我们的院长却还是要执行。这就是要对药学系摧残。

　　至于药学系的设备：诸位可以到其他五个药学系参观，我们是图书仪器最坏的一个。微量燃烧器，在十一年前就订了。每年催，至今还没有，过去是蒋介石的问题。有人说：“去和蒋介石算账吧！”，现在并不是不好买，医学科学院，北大都已经有了，就是我们仍然没有。12年赶上国际水平，这在药学系是“西游记”——做梦。分光光度计要了三年不来。胡院长具体领导的药学系，从未来过，有一次来检查研究生工作，向他提出要分光光度计，胡院长口答应，负责办理，但现在还是没消息。尤其不可原谅的是：来了一架分光光度计，供应科杨永秀问我们：“生化科认为不能用，你看你们能和吗？”我们说能用，结果却不给我们。胡院长说：“你们为什么这么老实，说不能用，不就给你们了吗？”说明对药学系特别歧视。

　　我们希望设立一个研究室，买一批仪器图书，院方回答今年下马，不能办，但也不给转呈到卫生部去。药专进修问题，药专学生十几人很急，多次来找我，打电话去问，院长办公室有一负责人盛气凌人，说院长没看，不能送，口气非常厉害。

　　13宿舍我们希望由药学系的学生住。但总说由医疗系学生住实习方便，其实大部分医疗系学生实习都在同仁，儿童等医院，要是住在背阴胡同，还方便些。但每年闹这问题，总不能解决。

　　要谈药学系的苦衷三天三夜也谈不完。

　　（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有二个：①轻视药这一门科学。②对药学系负责人不信任。请检查。）

## 楼之岑教授说：药学系脏的程度实在很难看，希望帮助改进。

　　他说：药学系脏的程度很难看，苏联专家提意见是实验室不够整洁：衣服都堆在桌子上，桌子没擦亮，纸乱丢在地下。生药实验室利用率达到100％，同学实验自修都在那儿，工友反映没时间收拾。衣柜只有30％的同学有，而且绝大多数住在背荫胡同，衣服没处放，只好堆在桌上。

　　医学院对我们的科学研究支持不够，经费不知用到那里去了？过去我们没有经费只能做组织生态方面的研究，别的都不可能。最近才稍有好转。

　　分光分度计，现在分到一个，是个很老式的，不做一番准备工作就没法用，过去放在库房里很久没人用，行政对自己自的家当究有多少还是不够清楚的。

　　光电比色计来了好几架，性能不很好，也不知是谁买的，采购没计划，可能是个浪费。

## 毕华德教授说：我虽是主任，但没有主人翁感，像是雇佣人士。

　　他说：解放以后党的成就很大。我在北京交警全都已走到，到处都是楼房，这是很大的成绩。对于整风，我认为很及时，也很必要。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将开始，要更大力地来做，以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但缺点也是有的。

　　一、医学院有缺陷：一切都掌握在党的手里。我虽是主任，但没有主人翁感，像是雇佣人士。行政调干部我们都没权过问，推荐住院大夫，提了完全变成泡影，既不考虑也不回答。要加强合作，最低限度应与科内谈一谈。

　　教授、副教授升级问题：国外都由教授会决定升级问题。现在升级的投票人50—60……不是教学机构的人。以后最好有一个教授会来与闻其事。

　　学习苏联，没有专家的教研组，最好能派一个高级大夫去苏联短期学习即可学得很多东西。

　　二、学习中医问题：我喜欢研究中医，但多次要求请中医来，总不行。希望请一个解决问题的来。

## 张乐天教授说：我们不能让子子孙孙都学外国的，人云亦云。

　　他说：中国牙科是在贫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2年由在美国没饭吃的传教士来中国协和才开始了补、镶、拔牙的四年制牙科的教育。如果卫生部，医学院认为口腔系已经很现代化了，那不对，其实科学性非常薄弱，还停在1922年的水平。全国四个口腔医学不能保持在这个水平上。现在的教材都是外国来的，不很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让子子孙孙都学外国的，人云亦云。

　　卫生部和医学院想把口腔医发展到新的口腔科学的基础上来。但划分三个教研组不是发展，而是扼杀！说句实话：我们至少要有七个教研组。中国有六亿人，苏联是没那么多人能邦得了我们的。我们科学讨论会上的病理报告，有人指出没有物验，也根本没有化验(血球化验等)。我们没办法，化验室是和医院在一起的。我请求院方部方给增修化验室。希望卫生部教育司有口腔的专业人员，否则也应该常下来。要不然只有闭门造车。

　　去年毕业的学生在卫生部当联络员，他们收集世界各国口腔制度，就是不来和我们谈。

　　各系学生为什么闹专业思想？我们不能说服教育。我不知道口腔为何比医疗少一年，专业二年不够，为要在苏联之后亦步亦趋，其次口腔毕业生在火车上当卫生检查员。别人不愿办口腔事业。

　　我们和医疗系不一样，我们没助手，刚看上显微镜，就来找会诊，刚拿起笔，又来找会诊。郑主任是又会诊，又教学，既研究，又写将来的讲义，各种社会活动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则是剩余物质。

　　我们人少；基础不够，将来留人不要不顾我们，最清楚哪些同学的脑力好、政治好的是我们。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