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南开大学、雷海宗>

##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九三学社天津市分社副主任委员]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说来惭愧，我过去实在是关心不够，在这个方针提出之后，我长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是到最近才开始对这个问题多作观察，多加思索。直到如今，实际的感受仍然谈不出许多，只把我对这个问题总的看法说一说，或者有供党和非党双方今后参考的一点价值。

　　旧日的统治阶级，习惯于发号施令，一般的人民则习惯于唯命是听，不愿听时则消极抵抗，甚至消极破坏。至于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高人一等”，他们或者参加统治，那就成了“发号施令”者；或者不参预政治，那他们也有一套处世哲学，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对政治不满，则发表“清议”；若“清议”不被容许，他们则可长期地把一切闷在心中。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得已时的一言不发的本领，恐怕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的。这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恕我不能解释，这只有待中国历史专家去研究说明了！但这个现象是稍知历史的人都可体察得到的。讲到最近的中国，方才过去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发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实际那也等于一言不发。长此以往，这将成为使社会气氛、使人与人的关系趋于恶化的因素。为了杜渐防微，今后必须竭尽一切的努力来纠正这个令人惊心的局面。今后党员与非党员间的关系，必须作到相见以诚，无话不说，说错话也比不说话要好的地步；可以公开说的就公开说，没有公开说的条件的就私下说，该说的话必须说出。只有这样，才能谈到有内容、有意义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以上也就等于说，党与非党间必须交朋友。但请不要误会，我们不是主张发动一个交朋友的运动，不是希望所有有联系的党与非党人士都成为朋友。交朋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传为美谈的刎颈交，普通都是两人，桃园结义也不过三人，一个人一生若有三五个真正的朋友，那个人也就了不起了。交朋友有严格的条件。中国一句老话：“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必须知心，才能作朋友。近年有党员与非党作朋友的吗？——相互间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话的朋友？可能有；但我们很少听见说过。我们要求不要太高，只求在一定时期内，每位党员能交一个非党的朋友，或恢复入党后丧失的一个早年朋友。仅此而已，仅此已不简单。

　　过去一个时期，为何会有那种不健康的党与非党关系呢？在非党方面，原因已如上述，不必再讲。在党方面，也有它历史的原因。在过去长期的军事流血斗争中，军事不必说，政治措施往往也必须即决即行，当时没有“坐而论道”的条件。这自然就养成领导革命的党员在一般事务上自断自行或自断而指令他人执行的作法，初解放的几年，解放前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必需斗争的工作仍待完成，所以一时仍旧沿袭旧日的作法。在解放后的城市，这当然就更加深了知识分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想法和相关的“守口如瓶”的作风。

　　实际，过去在老区，党是经常地走群众路线的，但一般地只是走农民群众的路线，对于城市群众，尤其知识分子群众的路线，一般党员是不习惯于走的。用走农民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走知识分子群众的路线，往往不能收到象农村中所收到的效果，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对于农民，只要满足了他的土地要求，并帮助他在政治上翻了身，其他的道理都很容易讲，他一时想不通的也很容易叫他想通。解放后知识分子也经过了极大的改变，但他的改变与农民的改变根本不同，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也不同，思想意识也不同；对知识分子如果象对农民那样地说服教育，他初则惶惑不解，最后则你要他怎样就怎样，实际什么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以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或正在成为过去的过程中。在过去，这都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它的一定历史的需要。但当初正确的事，继续作下去，可能就成为正确的反面了。毛主席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体人民真正积极当家作主的课题。这个课题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党与民主党派、政府与人民、领导与群众都必须作一番艰苦的，并且可能是相当长期的思想改造的自我斗争。大家对新局面和新要求都不熟悉，或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抵触情绪，或者怀疑的情绪，是相当普遍的。惯于发号施令的，一旦要他遇事与人商量，固然不是易事；但惯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要他一朝就能积极地关心、积极地参加一切应当关心、应当参加的事，换言之，要他言行一致地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也是好不简单的一件事。必须双方共勉、互勉，才能逐渐地都养成遇事商量、有见必说的毫无心理隔阂的亲密关系。只有如此，人民内部的矛盾才能随时发现，随时解决；只有如此，才算完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历史任务。

　　（原载1957年5月23日天津日报）

　　来源：《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辑(第二集)》(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组，19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