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几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成都地质学院、邱柱国>

## (邱柱国(团员),成都地质勘探学院讲师)

## 5月24日在讲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党的宗派主义严重。如北京地质学院，系秘书全部是党员，教研室的秘书多数是党员，少数是团员，群众没有，都是清一色。近几年留学没有经考试由党抽调，后来考试了，也是形式，没有考虑业务水平，只是政治条件。如重大×××是党员，先是进修，后是研究生，后来又留学苏联，对党员是一培养，再培养，对非党员就不培养。很多必要的资料非党员看不到，北京地质学院保密文件，全部党员和部分团员才能看到。科研资料也是全部保密。各学校人事部门全是党员，次要工作可能有非党员做。我们学校的科长几乎全部是党员，全国都是如此，好事情、好职务都是党员做，非党员纵然能力强也没有重要的工作，或是有职无权。李万铭事件充分说明党的宗派主义，只要有块党员牌子，凭资格就可以当处长，不管他实际才能怎样，这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党员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不要形成特权集团。

　　肃反偏差很大，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如北京地质学院一个同事是研究生，过去我在重庆大学教过他，他没有任何反动行为，历史无问题，只是爱说话，就采用各种办法打击、关、斗、压他的头，无穷的追问，侵犯人权。我表弟在勘探队工作，无反动行为，同样爱说话，被关了几个月，后来才恢复工作，他一谈起这事，就声泪俱下。肃反中打击面过宽，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对比较爱说话的就打击，办法粗暴，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

　　民主与自由，报上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社会主义，这种提法，我认为不对。民主自由也是革命的目的之一，如解放前革命时期提出争取民主自由，人除穿衣吃饭外，民主自由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反动派统治时期很多人都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

　　我们国家消灭了阶级，应比资产阶级国家有更多的民主自由，特别是近几年来没有必要的民主自由，只要说一句与报上相反的话，就要遭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打击，没有出版的自由，这些清规戒律应该取消，特别是高等学校应任何话都可以说，才能使人有国家主人翁之感。

　　保密问题，特别是科学资料太严，不管是一般的矿山，对于去的人二、三个月前就要经过反覆的人事审查，有的矿山不能去，即使去了看不了图，不知数字品位，学生去实习没有资料，教师去了回来，只有科研资料，没有具体资料。东海磷矿没有什么希奇，学生去了，不准下坑道，学校中也如此。有些资料可借给教师看的也不借，如在重大一张20多年的图盖上绝密的章，同学设计不准留底子。解放初期没有这些制度，大家去各地回来经常交谈，现在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教师去各地回来也不交谈情况了，阻碍经验的交流。有些非党领导看不到必要的指示，自己写的东西要留付本。

　　学校领导问题，应该党委制或是校委制？校委制能更好的动员全体教职员办好学校，有经验的教师，可参加校委领导，重大问题由校委决定，校长执行，党委在校委中应占相当的比例，因党委对教学方面经验少，同时有些老干部文化水平低，老一套的办学校。高等学校的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应由选举和任命相结合产生，这样更切合实际。……

## 在一次小组会上的发言

　　流沙河对文学的批评是否就说明他退化了？值得考虑，不能过早加帽子。

　　人民内部矛盾不着手解决，是会出问题，毛主席的报告是英明的，他那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的确解决问题，近几年来，特别是从前年以来，三大主义越来越严重，再加上没有民主自由，自己的意见谈不出影响工作；另方面感到自己政治生活上很压郁，事实上把心里话讲了，会很畅快的，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讨论，是可以很好发扬民主。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严重的，首先是不管那人工作能力如何，只要他负责就可安到行政职务上去，又如北京地质学院各个单位的秘书都是党员，就是团员也少，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又如派留学生，首先是党员，不管他业务上行不行都可以。本来说党员是大公无私的，应该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但现在刚好相反，什么都是党员在先，如党员升级快，工资高，有官作。又如去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限于文艺方面和科学上，但国家政策都不能争，只是党说了就算。近几年来我对政治工作，如团的工作等，我是不愿作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样作了良心上过不去，不如干脆不做倒舒服些。

　　我国所以会有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苏联的影响。

　　学校取消党委制是有必要的，应该组织校委来负责指导。党应该领导，但不必要党委制，可以通过高教部等上级机关来下达党的政策。

## 6月6日在讲师以上座谈会上的发言

　　李先生的发言我很拥护，的确很多问题犯很多错误，这些错误都是从中央犯的，故改正这些错误应从中央开始，以前就是整下不整上，搞党外不搞党内，搞地方不搞中央，由于下面干部水平低，搞得更错，如去年要大发展，就是中央搞的，确定的，办地质学院毛主席说一个不够，还要办六个，可是今年一个经费都没有，就搞不了，说明毛主席未将这规律认清，应由毛主席负责，又如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毛主席批判下面是小脚女人，而实际上是中央一再指示要稳步前进，不要太快，但一放开高潮就来了，错误还是在中央。民主墙报上提到不开英文课，说是学校，这是中央要负责的。下边宗派主义严重，中央也有，过去宋庆龄、李济深都是付主席，而现在是付委员长，不起作用的闲位子，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应很好从中央整起。中央是掌握方针政策的，中央英明了，下边就好了。三反、五反、肃反，都由中央一条铁轨铺到下面，所以很多政策决定于中央，只有这样在方针政策上方能少犯错误。

　　对人事部门：没作很多工作，据反映正业作得少，审干作得过多，人事部门应解决干部调配、干部不能学用一致，关心干部生活，工作有困难应很好解决，干部来了应很好欢迎，走了如何送，可是作得太少，往往只管档案、审干，只搞生死簿，大量人事干部提起皮包全国跑。对干部怀疑多，相信少，如要写某人材料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同样的问题，说明老不相信，一再了解，如前几天有人找我写同样材料可以说明，这样造成的后果很坏，使人疑惑是否相信他。特别是好多搞人事工作的水平不高，主观造成了错误，我们学院数学教研室一个人叫去审了一天，审哭了，今后应多关心生活。……

　　以前很多运动有矫枉过正的作法，这样不对，任何事宁左勿右，如三反时，本来没有老虎，但非得在本单位找几个可疑的人打一下，肃反也是明知本单位没有反革命，也找6％来穷追苦问，一个套子拿下来，各地一样，夸大在绝对方面，很多错误，效果很不好，以后搞每种东西应恰如其分，实事求是。……

## 在6月14日座谈会上的发言

　　为什么这次座谈会冷场，不同于前两次会发言热烈，昨天路付院长动员大家继续大鸣大放是很好的，但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内容、标题都不同了，从思想上造成这样一种感觉：说话要注意一点。这与我校发展的内容不大一致。一边叫大鸣大放，可是报上很多东西好象在收。对某些人的批评是粗暴了些，帽子太大，人民日报提到“立场”、“和右派分子作斗争”“和反社会主义言论作坚决斗争”，究竟什么叫“反社会主义言论”什么叫“右派分子”？我很搞不清楚这些，这就有碍于鸣放。人民日报抓住个别写恐吓信就发表社论，这究竟是运动中的主流不是？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是否该这样做，是放还是收？我认为先弄清楚了后好些，不然把大帽子压下来，吃不消。

　　（来源：《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5》（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1957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