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中央几年来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

　　<四川、何裕德>

## 四川城市建设局建筑设计院技术员何裕德的发言记录摘要

## (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关于“三反”问题：党中央几年来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只听汇报，发指示，发生了偏差还不知道。当时川北建筑公司搞的贪污集团，贪污数字难以令人相信，是用刑逼供出来的。当时刑法很凶，也无宪法，我也曾被枉冤过。过去的封建王朝残暴也有人反对，但三反时却无人反对，真是惨无人道。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整党中央的官僚主义，党中央只问要数字，党中央要负责。现在三反中整人的都当了“长”，现在不能再含冤下去，希望把这些陷害人的整出来，该处分的就给处分。解放几年来凡稍有正义感的人均受了打击报复。同意罗隆基的主张，成立一个“平反机构”，检查三反、五反、肃反的偏差，接受申诉，并保护申诉人不受打击。(5月27日的发言)党要求实事求是，但这几年不实事求是反而更严重了。

　　(二)关于积极分子和汇报制度的问题：三反中的积极分子是为了自己入党、入团，得到提拔，把别人弄得走头无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身上。过去听汇报不管正确与否，只要汇报就对，于是定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能汇报的人即所谓靠近组织，成了习惯，这已成了一种歪风。群众对党团员是敬鬼神而远之，说句话都要思前顾后，看有没有人汇报，以免造成运动材料。人们都在要求扩大民主，我认为应该如此。

　　（解放几年来，象王熙凤之流的人很不少，欺上瞒下两面三刀，以致社会空气紧张，有的人订了很多处世格言，黑白不分，这是王熙凤之流造成的，党中央没有见到。党团员群众中都有假积极分子，这是造成党脱离群众的一个原因，我体会最深，所以把他比成王熙凤，假积极分子造成深沟厚墙，领导者听信谗言，造成三害，这三害又为假积极分子造成空隙，也为群众造成痛苦和不满，但不能提出，记在心里，将来总有一天会爆发。这些傢伙在国家中是国贼，在家庭中是奴才，在舞台上是“花鼻子”，建议今后要消灭这些假积极分子。(5月27日、6月5日的发言)。）

　　(三)关于对建设成绩的估计问题：石景山钢铁厂工人赵景文在驳斥葛佩琦时说的“我每月收入八、九十元，每天吃得起半斤肉”是以个人代替全面，因为自己的生活提高了，就认为别人的生活也提高了，其实全国工人的生活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高。有些人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别人，这是鸣放中的一个焦点，是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和葛佩琦、储安平之间发生争执的道理所在，这是由于各人的处境和感受不同，所以看法也不同。六一节报刊上登的都是宣传儿童生活好幸福，但这仅是一些“高级幼儿园”，是那些高级首长的孩子享受的，一般干部的孩子并非这样，农村的儿童就差得更远。这种高级儿童，全国最多不过百分之二、三。关于就业的宣传也说得太好了，在成都北门大桥、石油公司门口和其他一些铺子的门口，每天都有一百来人露宿街头，白天拉脚力维持生活，拉不到就挨饿。现在有些新参加工作的学生，缺乏社会经历，光讲那些正面的好听的话，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装着讨好，说假话，这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建设成绩是很大的，但好象不谈这些成绩就这不对那不对，一直分析到是反对社会主义，甚至还要查查历史，这有什么好处？(6月10日的发言)。

　　(四)关于民主与自由问题。宪法上明文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但是现在看不到这些自由。坐茶馆也被认为是开小会、闹小集团，遭大会批评，领导打击。迁居自由也没有，区乡人民政府就不给青年夫妇办迁移证，使青年夫妇两地相思。(6月5日的发言)

　　(五)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解放几年来，党把旧知识分子看得太低，不信任。孙中山搞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作用。我过去在营造厂工作，有人劝我去国民党里干事可多拿钱，我很痛恨国民党不愿去，我当时认识几个地下党员(解放后才知道的)，我当时对党无认识，叫他们不要跟着别人乱跑。我知道有个别领导把旧知识分子看得太低，给他一碗饭吃便了事。我有一次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干部，他说是西南铁路局二处作保卫工作的负责干部，对我说，他们那里的老工程师了。我想党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很使我灰心。

　　斯大林晚年，还没有看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还认为是对抗性矛盾。中共中央和党员受了这个影响，对知识分子来了一个另眼看待，想来一个“清一色”。(6月5日的发言)

　　（来源：《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2》（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1957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