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内部矛盾改进高等工业教育应考虑的几个问题

　　<中南矿冶学院、胡为柏>

## (胡为柏：中南矿冶学院教授)

## 在湖南省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 1、全般改革和继承传统问题

　　当时有所谓“基础变革，上层建筑也要打碎”的论调。由于工业技术教育、自然科学以及与生产直接联系的技术科学并不具有上层建筑的特点，所以全般打碎的做法似不适用。把有四、五十年历史的、有一定国际水平的理工大学(如北洋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打碎，今日看来似乎有些冒失。把这些有一定可取之处的传统的理工大学套上所谓“旧大学”，甚至加上“殖民地教育”“资产阶级科学”等等似是而非的帽子而加以全盘改造，似乎也不合于马列主义对待文化科学的观点。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的话吧：“现在，技术的一切奇迹，文化的一切成就都成为全民所有的了。”(1918年1月18日在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的大会闭幕前的结论。列宁全集第26卷，436—437页)“人类的一切遗产都是我们的，我们要掌握它，利用它。”但是在1952年，我们却断然地贯彻了全国院系调整方案。对待文化科学，是不是需要用这种急骤冒失的手段，我想是值得考虑的。由于这种不够适当的急躁的调整，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1)理工分了家。理学院的理论不能与工业技术结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轻视，被迫同不大有关系的文学院在一起。而受到特殊优遇的工学院，没有了理论上的良师益友，总感到“忽忽若有所失”。有人把高教部的这种做法，比作“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我看未尝不可。

　　(2)有些在我国有相当基础的科学，几乎断了气。如取消全国大学地质系，只设置工业技术性的地质勘探专业而不发展地质科学，使得地质教学人员星散。最近虽已纠正，但当年的北大地质系等学术基地已成为被割断了的历史了。

　　(3)设立了许多单科性专业工学院，造成专业课基础课头重脚轻的局面。如矿冶学院的数、理、化、机械、电工等课有些教师不太安心，对提高业务水平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向等还未很好地解决，这就根本上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如果在理工大学或多科性工学院中，这类问题就可少些。

　　(4)整个教学行政管理办法陷于混乱被动局面。诸如图书馆、教务处、系等工作该怎么办？招生、注册、学籍、考试、排功课表、学生升级、留级等等，都无所适从。固然向苏联学了一些，但这些琐碎的东西本来中国也有一些，却都要搬苏联的，不仅搬不胜搬，就是硬搬一些，也因发展太快、花样太多、水平不够、情况不同等等，结果把一些非原则性的教学行政制度变成一些原则性的忙乱根源。如果在院系调整时能保留一些学校的已有的经验，在这基础上改进提高，我想这几年不致陷于这样被动的局面的。

　　我认为这些局面需要设法改正。但绝不是说要一下子改，而是今后在布置工作时予以考虑，如在有条件的工学院考虑增设理科专业，多设立多科性工学院等。在改正过程中，建议高等教育部明确文化教育的改革与继承传统的关系。不能片面改革，否定传统。当然今后也不能强调继承传统而削弱改革，并且还要多和知识分子商量。如象1952年那样趁三反余威，知识分子不敢表示意见之时，急躁冒进地用命令贯彻主观意图的作法，我看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领导同志考虑的。

## 2、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科学技术及结合中国实际问题

　　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是真正帮助我们的，我们建设是走苏联的道路，我们政治上“一面倒”，这都是真理，这些是中国人民不应有丝毫动摇的。但是当年在北京，我就曾听到好几位部长级的领导干部号召“科学技术也一面倒”。1952年来中南，又听到当时的中南教育部领导人之一高喊“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前者只看到苏联的先进技术，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地区的千千万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劳动者也在日新月异的推进技术。后者不了解中国究竟不是苏联，要不折不扣是办不到的。经过几年的经验，很值得人们仔细想一想。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科学和技术。但科学和技术是在掌握古今中外已有的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工厂的建立，都是继承过去人们积累的资料数据蓝图综合发展而成的。目前我国人民迫切需要科学技术来进行建设。但有些人却似乎还认为存在着一种与“苏联科学”相对立的所谓“资产阶级科学”的看法。如果翻一翻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就可以找到他们许多告诫布尔什维克党有关接受科学技术遗产，团结教育旧科学技术专家的话。谁也知道，苏联在建设初期曾大量地聘用了外国(美国的德国的)的工程师。我们可以说，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有权利去吸收利用一切科学和技术的，而不应该错误地从这些科学技术的来源作为要不要的标准，甚至想根据科学的来源而妄断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由于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苏联科学在许多部门已占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说英、美、西欧及日本乃至非洲、印度等国家的科学完全是停滞落后的，这就是漠视事实。这种看法上的局限性，实际上只会阻塞中国科学的发展和进步。目前虽然在看法上有些改变，但在口号提法上还有些羞羞答答。我看这主要是因为还没有把科学技术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甚至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区别对待的缘故。由于羞羞答答，所以往往对于美国或德国出版的科学书籍或论文，要等到苏联翻译了，我们的出版社才同意翻译出版。一些美国、德国的技术操作，要等到苏联提倡介绍后我们才认为是“最先进的新经验”，才考虑采用推广。向苏联学习是对的，但如果苏联的资源条件同我们不一样，技术历史条件不一样；某些对他们不适合的但却对我们有用的外国技术操作他们不加以提倡，那我们怎么办呢？

　　其次，学习苏联，必须有一定的独立思考。有些在苏联并不认为是绝对先进的东西，我们就加上“苏联”之名而绝对化起来，并不很好。如五级记分制就是一例。苏联科学也是遵循着科学发展一般规律在发展着的。我们不能断章取义视为“金科玉律”，人家说“我们做过”，我们就以为“百分之百对”，人家一开展讨论批判，我们就惶惶然也跟着改，如教学计划，专业专门化的划分就是例子。今后似应多多独立思考，慎重一些，使学校工作稳步发展。

　　其三，中国的具体条件毕竟与苏联不同，我们的人力、物力和他们不一样。那末工作量制度，副博士研究生等就值得考虑了。我们的资源不和他们一样，某些技术就不一定凑得上。至于某些有地域性的科学(如地质、气象、植物等等)更值得细致地想想了。

　　有人说这些提法可能影响向苏联学习的情绪。这是过虑。目前不是我们学习苏联已学得差不多了，而是学得还很不够。但是如果我们要更加学得好一些，纠正一些缺点是必要的，我们走的道路基本上与苏联相同。所以说：“学习苏联也要学习一切先进科学，同时结合中国实际”，这比以前那种“一面倒”，“不折不扣”的提法和做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有利一些。

## 3、提高质量和培养师资的问题

　　几年来高等学校工作被动的根源之一，就是在教学制度、内容、方法还混沌摸索学习之时，就招来数量惊人的大量学生。据说这是客观需要，甚至提出什么“以数量抵质量”“3个专修科毕业生当1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用”的论调。当然，没有一定的数量就不足以表示出质量，就不足以在表面上满足迫切需要，这是对的。但如没有一定的质量，数量也就没有意义了。质量太低不仅不能满足客观需要，还会带来一些包袱。譬如说有些毕业生图画不好，常算错，这种人就是几十几百地向设计院送，设计还是做不好。还不如几位真正会画会算会查国外文献会独立思考的人能解决问题些。由于过去客观需要，招生过多，质量低，客观问题不得解决，于是工业部门继续叫喊要人，于是再多招生，于是质量更低，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及时坚决制止。建议高教部把质量、数量的辩证关系好好研究一下，将招生数量稳定下来，不要忽涨忽落，忽而批判保守，忽而批判冒进。这对教育事业所引起的波动和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提高质量的另一方面，必需解决师资问题。几年来为了从无到有，为了要开课，派一些年轻教师或党团员跟苏联专家学习一二门课，当时是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苏联专家究竟不能长驻中国，要提高教学水平，想不发挥中国老教师的积极性是不行的。但过去由于只培养新教师，提高老教师不足，特别是青年教师略有所得，不禁自恃起来，在学习时向老教师只知伸手要，在搞什么运动时又不惜“一把推”，结果使得新老教师的矛盾紧张起来。这几乎可视为高等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和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矛盾之一。我认为目前在大量培养年轻教师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提高老教师，给他们下工厂、看资料，甚至出国参观、考察、进修的机会。由于老教师有一定的经验和造诣，进修参观能看出关键问题，能以较短时期学到主要的东西，然后以提高了的老教师去提携新教师，如是则尊师重道，敬业乐群，上下有序，师生有分，高等教育才会前进。

　　与此有关的是派遣留学生的问题。过去只顾政治，不管业务水平及智力是否胜任，甚至派高中毕业生的办法，已有许多人指出缺点了。为了制止浪费，我同意许多同志发表的意见，就是今后应派已有工作经验的人，并且公开招考(当然政治上要经过审查)。

## 4、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和领导作风问题

　　几年来我曾在三个高等学校工作过，对于高等学校党员领导干部们的作风有一些感觉。

　　首先感到他们阶级观点很敏感，常用阶级斗争的心情来看待知识分子，不看人家工作的积极努力，而看人家的生活和出身。出身好就看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简单就看你到不到过外国。这次肃反中某校10位解放后才归国的留美学生有7位被斗，未尝不是一个问题。由于阶级观点很强，习惯于敌我斗争搞运动的工作方法。就常在办公室听党团员或积极分子汇报，来猜度知识分子的言行。出了办公室就开会做报告，但又不很考虑冗长报告的质量与教师们宝贵的时间；而且很少下教研组及实验室真正了解一下知识分子的工作和学习的情况。

　　其次是把学校工作和科学技术资料等保密到神秘化的地步。给党员负责干部的信都要反过面来送。一进党员负责干部的房间就看到他们赶快收拾文件。有些甚至教科书上都有的资料也作为绝密。甚至我们自己做的文章登在内部发行的杂志上也变成了自己不能随便借阅的密件。本教研组做的科学研究不得在教研组内讨论等等。学校工作和科学资料是否要这样神秘化，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是有些封建等级观念和供给制作风。例如教职工除了工资差别外，什么住房、家具等都有了等级。工人家里两张凳，小孩都站着吃饭，他们当然会问：“难道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孩也同我们的小孩不同么？”我觉得除了工资差别以外，其余待遇应该根据具体工作需要和实际可能情况规定。有的党员副院长几年来还带着一位警卫员，而正院长却没有，这又是怎么回事？

　　第四就是有些武断命令。有些群众对教学(如教学计划、工作量、辅导等)工作(如评工资等)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虚心听取意见和了解实际情况，对爱提意见的看作“调皮”“难搞”，有时还声色俱厉地对教授进行所谓“批判”，甚至作为肃反斗争的材料。

　　总的感觉，就是拿有些农村工作或部队工作的作风来办高等学校。这样是不够合适的。所以我建议：(1)今后高等学校的党领导必须深入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摸索领导高等教育的规律；(2)在知识分子中进一步建党；(3)今后要慎重考虑派往高等学校工作人员的政治修养和业务水平；(4)研究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 赞成校务委员会治校

　　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过去究竟是民主集中制，院长负责制，党委领导制？不清楚。最近报载高教部要重点试行校务委员会领导制，我是赞成的。既是领导，就得有职有权。所谓有权，就是“管人，管钱，管事”。这次许多人提人事处的意见，不清楚人事处是行政管呢，还是党管。学校来了人调走人，院长系主任事先竟不知道。甚至教学人员的评薪评级也由没有教过课的人事干部去管。高教部说要考虑人事处的问题，我也赞成。我建议今后在校务委员会领导下，分层负责，大家有职有权有责，学校才办得好。

## 学校不宜机关化衙门化

　　学校机关化衙门化也很严重。目前学校里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科室，不直接参加教学的人员很多。这些人愈多，家眷福利要求愈多，于是事务科、财务科、人事科、卫生科、基建都要加人，加的人又增加了家眷福利及服务工作，于是人员就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而对于与教学科研极有关系的图书馆却没有很好地调配干部。我认为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及时制止。有人说，这是为了“统一安排转业人员”，但我们是在“办学”，而不是办“职业养成所”。我建议今后对于非教学人员的增加应慎重考虑，教学人员的增加，也要通过教研组主任同意。

　　 (原载1957年5月27日“新湖南报”)

　　（来源：《社会主义辩论集之二  毒草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10月版，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