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学院党委召开的第四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东北农学院、许振英>

## (许振英：民盟盟员、东北农学院教授)

## 从新旧道德标准来谈信义问题

　　我是来自旧社会的人，有人说我是好人。我搞不通新旧道德的标准。我是从旧道德去衡量人，从旧道德来讲人要有信义，就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我看新社会并不这样，而是朝令夕改。去年“上马”，今年又“下马”，这用旧道德观念就不好理解。过去党说“上马”，说通了我们就相信；“下马”用旧道德观念看就是失信。新道德观念说“上马”也对，“下马”也对，我们就转不过来，老年人认为是党失信。年轻人对党是要他往东就往东，要他往西就往西，让下坑就下坑，这就是信。咱们要求的“信”，是说了算。这样的例子很多：说苏联什么东西都是最先进的，没见过面的还比较容易相信；我跑过世界好多地方，就没法相信。如果说这么说可以起政治影响我相信，不然，“信”的话就要叫真。一定说苏联生产力那么好我不相信，如果说他们的生产关系好我相信。“信”就是要实事求是，当然要说这是立场问题，那怎么说都行，为了效果，打肿了脸装胖子。粮食问题，原来是四亿多人口，还进口，现在六亿多，都没问题，这不可解！究竟是怎么样？旧知识分子有看法，要说服他们不能用简单的方法，说服农民还可以，要说服高级知识分子就不可能。说物价没涨，我不通。说通了一年不吃猪肉也可以，硬说没肉，我想不通。在党内，所谓“信”，就是我说了你就得信。可是我们说“信”就是真事。要真粮食不足，勒裤带就勒吧！不能自圆其说，就“信”不了。办学也是如此。我同意钱俊瑞同志说的是“宁左勿右”。要是说过去的也对，这样作也对，怎么就老那么正确？课堂改革我们也作了，并不全对。没有说服力，就叫人没有信心。究竟下一步怎么办？去年上马，今年下马，明年说上马也对，说下马也对。他不管事，对与否他可以不去管，他既然管事，那就要考虑图书、科学研究等工作的安排。去年说在十二年内要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也许又要得十五年也不一定，原来说要搞机械化，今年又说拖拉机不行了。怎么理解？使知识分子恐慌，惶惶不可终日。涉及整风，今天如此鸣放，谁说得上明天又整你一下，因为那也是对的吗？旧知识分子重义气，推心置腹可以赴汤蹈火。临时抱佛脚使人家就不大相信。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没有那么快，如果那么容易，就成了露水夫妻啦！现在刘副院长能和我们打打牌明天或许就去个屁的吧！这就很难交朋友。从旧的道德观念就说不通。你说是信任，我说不是信任；你说是好人，我说是坏人。怎么回事儿呢？去年吸收一些教师党员现在各系都反映不对头，群众看他们不是正派，党说是正派。两个完全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讲“信”谈不上，讲“义”也谈不上。要有共同语言，就必须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按旧道德来讲或按新道德来讲？要按新道德讲就要把新道德的标准讲清楚。说是辩证的，实际上是变化的变，诡辩的辩。这供今后交朋友参考。

## 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下面我要讲的，也许能把我当反动分子看。

　　解放初期在北京听说知识分子的薪水是从俘虏费中开支的，使人很不愉快，来这儿又听到红色专家将要代替老家伙，思想改造当时，我想再有七年学生就培养起来，我不知道要上那儿去了！开除关五玉我是没举手，没签名，我抗拒。当时有兔死狐悲之感，今日的关五玉，就是明日的许振英哪！过去我讲过豪语；“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当时邹主任在校刊上用“此处不养爷，看爷何处去？”的标题来回答我，今日记忆犹新。今天我当然是无话可说，是一级教授，人民代表，农业科学院的学术委员等，使我又惊又喜，感到惶恐，担不起来。这些荣誉，不是由于我真正本领得到的，而是党给的，可以给，就可以解除。今天你坐在这儿像个人，假如失宠就得下街。我在北京饭店开完会，就去街上自己找店，上哪儿去住？只有蹲车站。在感谢党之中有恐惧之念。香坊农场李跛子就下街了，不行就得赶出校门。使人只有听话。叫人寒心。哀莫大于心死。使知识分子像徐庶进曹营终身不为曹操一谋，身在曹营心在汉。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有徐庶的作风。对知识分子的脉搏是否掌握啦？还硬贯，改造半天就会写检讨书，改造个啥呀！任炎的作风是个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党的想法？我认为值得考虑，不是任炎的一个人，类似的在全国不少，并不是个别的，为什么过了七、八年才有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七八年才去改变，这是政策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

## 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些具体意见

　　我同意总路线，但对于工农业投资比重上有意见。我国农业很微末，重工业基础是从农业来的，但农业投资不多，不到一百个亿，其中还有办不大适用的拖拉机站的钱。农业科学是个什么样子？养猪问题，对猪投了什么资？地方办的屠宰场是从“收获”的角度办，而在耕种上投了什么费？结果出口失去了信用，丢掉了合同，我们紧张起来了。原来说是绝对正确，当时谁要说不正确就可以逻辑下来是反革命。究竟国家、党的政策是否还让人民提意见？

　　社会主义高潮我也有看法。是否真有基础？是否水到渠成？你可以那么说“基本上正确”，是否敲罗打鼓那样一夜就成了社会主义啦？有点不太合乎逻辑。三年能搞好是否比一季度搞好更好些？产生许多副作用，而且副作用很大呀！造成被动局面。

## 知识分子思想问题

　　以学校教学改革来说，我们成绩是主要的也可以。具体说问题大啦。我看，思想改造我个人不同意，像唱戏一样。我认为收获虽有，仅仅在方法上。学会了用历史唯物方法分析自己封建思想，时代背景合逻辑。我学会了以此方法去处理教学问题。可是在本身改造上，我反喊大些。许多事情，说我什么大学标准，我认为不正确。崇美观点有点，我回国后还强调国粹，说我崇美我受不住。肃反时我挨了一炮，当时的罪名：一是辞职不想干系主任，另一个是打击积极分子。我想辞职是因为党群关系不好，我要打击的积极分子是带括号的“积极分子”，今天我还要那样说，打击那些空喊政治口号，不作工作的“积极分子”。说那时对我有帮助，不辞职啦，不打击积极分子了，我并没有改。我还有看法，当时我没起积极作用。说我负责任了。这是我做人的基本条件。硬说是什么思想改造、肃反的结果，我不承认。我还是说，国民党时代我也是这样，你尽管说我抱国民党的粗腿。但是做人就得负责任。这不是农学院教育的结果。说我脾气好一些这是群众压的，性格并没有改。看不顺眼的照样嫉恶如仇。这是在做人的条件下作的工作。不是由于什么积极因素，给我什么职务，什么客观帮助。我敢吹这个牛，就这点积极性，可作比现在多三倍的工作，像现在这样乱七八糟，头脑不清醒怎能作好工作？在政治待遇上就我个人来说是很好的。就新社会来讲，做一个公民待遇也就够了。其它，如确属工作需要还可以，以统战对象来看那都是闲玩。参加民盟加以自我改造，不然我也不愿意参加。政协非要我参加不可，就是因为我有代表性，我认为大可不必。我们不追求那些玩艺儿。从我们角度有两个想法，可给也可以不给吗！

## 单纯技术观点问题

　　在旧社会我连报都不大看，现在喜欢看了。究竟谁是单纯技术观点须要考虑。我说党要负很大责任。要这些人还不是因为他有技术？因此，我说党有技术观点。如果这些人没有技术只不过是救济户，社会知识分子而已。技术观点我们有，党也有。说这些人是宝贝就是单纯技术观点。双方都要考虑。我不愿接受这顶帽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说人家是单纯技术观点呢？

## 对自由的看法

　　散漫不对，因为散漫是吊儿郎当。自由是需要的。一大队人说往东就都往东，说往西就都往西，要有一个人撒尿去，就说是自由主义，这是不能理解的，新方法人家看不惯就说是不遵守制度，人家受不了。散漫是不能容忍的。自由需要有。没有自由，就不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学术思想上还有很大束缚，僵化公式化，都是现成的菜往上端。不独立思考很严重。政治上也要有自由。匈牙利问题大家有看法，都要说出来。什么斯大林主义，修正主义，大家想法很多，共产党先把答案一放，然后叫讨论，结果都是一个答案。对修正主义、匈牙利、南斯拉夫，我国都是怎么回事还并不清楚。政治上的自由，不是说要来一个议会制，而是要使大家畅所欲言。要都公式化的去重复人民日报社论，这是思想僵化，不是思想活跃。一面提自由空气，另一面搞僵化。是否一贯用这种方式太多了，不自觉地就把这种方式搬出来了。政治上这样，学术上也要有这么大的自由。正确的说，学术只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可以海阔天空。但是事实上现在必须这样说：学术上是倒退的。我们教的大部分是1930年，1920年的东西。这不算海阔天空。党必须把过去工作总结一下。不愿听刺耳的，忠言逆耳，不是忠言也是一个看法。过去统战工作是教条，是党外人士就给优待证，安排了一些人，我认为统战工作作完了，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怎么能钻到知识分子心里去呢？我有我的科学抱负，刘副院长以为我在这是满意了，我和刘副院长常谈，你一张嘴，他就给我堵回去了。大楼是毁人炉，不然温室，小动物室、实验室等等都解决了。有一千平方米什么都能建起来，要有两千平方米教学人员就会高兴得睡不着觉啦。农机系装死机器，人家想作工作都作不上。不该如此，真是天地良心哪！七八年来耽误了我的科研工作，我这是悲鸣！王金陵是 在墙角，没有风吹着他搞的。还以为他是米丘林哪！我同意张立教同志讲的和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共同语言，没钻人家心里去，专门改造人家。人家说话你就另有打算。我抱着半哭半笑的脸说，我已经50多了也不能进修学习了，再这样几年怎办？倒不怕降级。我有二十多年的经验，也掌握了一些方法，再不教我工作只好往宗派主义上联系了，是为压住阵头，好让后队赶过去呢？真是这样想就更不好了。好在我现在还拒绝往这方面联系。（系东北农学院党委报来的发言记录整理材料）

## 5月27日在东北农学院教授讲师第四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想起了一件事，我看了运动会主席团名单，我就一肚子气，前面是院长、许振英、工会主席、主任、处长，把系主任摆在后面。论首长，系主任也算个首长吧；论学衔更不应该摆在后面，足见官气之盛，太不成样子了。在现在这个大风大浪之下，还无动于衷真是中毒太深了，5月17号我们这里还是衙门呢。

　　 来源：《鸣放言论（二）》（哈尔滨：“学习生活”编辑室编，1957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