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姚雪垠的信

　　<湖北、姜弘>

　　[编者按：姜弘系“长江文艺”编辑部理论组编辑。这个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是以右派“闯将”出现的，无论在他的文章中，或在他的发言中，都表现了他对党的刻骨的仇恨，他疯狂地对党的文艺方针、武汉市文艺界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谩骂和攻击。这里是根据作协武汉分会所提供的材料选编的一部分。]

　　(按：据姚雪垠交代，姜弘共给他4封信，有3封姚雪垠说他撕毁了。撕毁的信中有一封长达九页，是姜弘给姚雪垠攻击武汉市文艺界领导的一些所谓“具体材料”。)

　　（姚老：）

　　上午给您发一信，下午收到您的信，同时看到25日“文汇报”上关于作协整风的报道。从这个消息看，您的发言确很尖锐，徐迟发言想也很利害。

　　这样看来，“长江文艺”越来越落后了，眼看赶不上当前大势，怎不急煞人？

　　关于武汉的情况，报纸上已有报道，至今基本上仍是密云不雨状。会也开了不少，大都是只能使人表示不愉快的“愉快的座谈会”。比如，程千帆说要上中央告状，指着李尔重说：“我就要告你！”告么？原来是怪李没有作报告。我们都感到肉麻，这不是批评，而是“按摩”。简直是花旦身段。李蕤同志发言也稀松平常，关于他的有职无权，长期不受尊重等问题，只字不提。当然，他有他的苦衷，——要反宗派主义了，突然把他拉进了党内！身居领导地位，又入了党，处处都要谨慎小心。

　　黑丁同志态度很不好，现在别人都摸不透他，有时也不冷不热地发出号召：放啊，鸣啊！平常都很少看到他。遇到具体问题，又使人生气—一例如，提到过去武汉的“文艺为生产服务”等教条主义口号时，他只是说“很难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总不正面接触问题。又如，前两天作报告，提到您的文章，说：“老姚的意见很好，大家应学他，无话不谈，有的问题是我们的，有的问题要往上推，官僚主义大家负责，津贴问题等对作家照顾不够，不光是我们，全国作协也一样，我们负不了责任……”这话叫人听了多泄气！(大意，不是原话)

　　这个局面要打开了。而打开局面，在武汉又缺人。有些人不愿多说话，这就难办了。昨天和李蕤商量，他说收到你的信了，你建议辟一栏，请一些过去受压制、受排斥的人写文章。这一点我们都很赞成。只是不用单立栏目。田涛要写。

　　我最近又“嚣张”起来了，写文章、发言。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毫不留情。但发言时，仍不敢畅所欲言，有些吞吞吐吐，就这样，已经使我有些不愉快了，说我“态度”不好，“气量狭小”，有“个人情绪”等等，至于我的意见本身，虽然“很好”，却“很难说”了。因此，我打算写一篇“我的态度气量和情绪”来反击一下。现在就是这样，有些身居要职的人，“徘徊收放之间，值身争鸣之外”，而散布出一些“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空气，让人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然要顾虑。为了正面对教条主义开火，我打算写一篇论文，批评一下李尔重的“为生产服务”的理论。为了站稳脚跟，从关述毛主席的“讲话”出发，付题为“再读‘讲话’”。正面探讨理论，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想不会产生什么大的不愉快。

　　说了这么多，是为了使您了解武汉的情况。写吧，无论如何要写。您在武汉这些年，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从武汉文艺界的前途说，都应写。李蕤同志一再交代，请您写。“打开窗子说亮话”虽尖锐，对武汉说，还不够。

　　随信寄上小文两篇，帮助您了解一些情况。

　　还有，于晴的“文艺批评的歧路”一文，我和一些年轻同志都非常喜欢，可黑丁同志却说：“好嘛，陈企霞培养出来的打手，过去打那一边，今天又打这一边，好嘛，多几个打手也好……”显然，他的同情是在教条主义一边的。

　　信就写到这里，请您赶快寄文章来，自己刊物如饿似渴，总比“文汇报”更需要支持。等着您的文章。

　　匆匆即颂

　　（撰安）

　　 姜弘5月28日

　　现在编辑部基本上“大放”了，黑丁全不管，淑耘根本不来，编辑部大家作主，李蕤管得较多，这群年轻人过去跟着“太守”跑，今天转过头来，需要支持。

　　14日开编前会，13日前寄到。

　　11日前付邮。信中意见请勿与外人道。李蕤知道。

　　（來源：《右派言论选集(续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