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中心银行会计刘耀南的两次鸣放发言及对他批斗的报告   [刘耀南因他的鸣放被打成为“极右”,被开除公职,发配到老家新野王集小岗村老家监督劳动。不服,在家乡亲人和族人面前诉说冤枉。谁知亲人中也有“叛徒”,被小报告打到上边。于是,组织上对他实行了“二次处理”——发配到青海省三八农场劳改,由于长期的缺氧和缺粮,1960年春就惨死在那里,终年41岁。] ## 一、在“地委第一次党外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 1957.05.28   我可是出言不逊,而且是想到那里说到那里,漫无边际。我认为,这次整风是思想战线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中央就是英明!关于整风的方法问题,和风细雨就是好,和风细雨不伤人。过去政治运动采取粗风暴雨的整法,那是受了斯大林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影响,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一个“中”字掰不开。同时我们掌握了政权,手里有几百万部队,还怕什么?至于整风要达到的效果,我个人的想法,建议停止发展党员,现1200万党员应该清除一批,像苏联那样。   对当前整风运动态势的看法。南阳专区至今迟迟不动,地委右倾,把人民看成洪水猛兽。其实人民都是爱国的,我不相信人民都是宗派主义者。说到宗派主义,我认为这次中央以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顺序的排法有点不妥。依我看,宗派主义是主要的,把官僚主义安排到第一位,实际是把主要矛盾给掩盖了,应该重新安排。市人委干部李清平公开讲党外人士都很落后,尤其应该参加整风的说法是不对的,市委领导公开号召党外干部报名参加整风运动也是不对的。林晓书记在报告中讲整风中有的人可以倒苦水的说法,那是对人民的侮辱!   现在有的人是顺着腿摸。真理不辩,别人说啥他就跟着说啥,就好像是根藤。如粮食统购统销中的问题,过去这种人听到别人说粮食工作中的问题就大整人家。如今整风运动来了,风向变了,他也跟着别人大讲起统购统销的问题来。   再一种人就是仙人掌,满身是刺,整风当中积极地大提意见,我这个人就好比仙人掌。第三种人可称之为党阀,这种人就是各机关的支部书记,如中心银行行长周占一,市人委干部李清平等。这些人党气凌人,不可一世,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市人委党员干部李清平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9个成员中8个人发言都对他提出了尖锐批评。现在有的人即使是一般党员也是六亲不认,银行干部李国斌就是这样,此人入党后即不与非党群众交往。   说到党内的教条主义,我认为有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他们写总结或写报告总是这“基本”那“原则”,到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啥?讲了半天让人弄不明白。这次整风动员大会上,杨林波副书记的报告大家普遍反映很好,主要是没有满篇的大道理。毛主席的讲话都是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当中并没有引用多少马列的话,却贯穿体现着最深邃的马列主义观点;列宁的讲话也都是平平常常,深入浅出,这就是唯物主义,这就是领袖们的文风   教条主义是造成官僚主义的一大原因,所以中央把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都作为整风的主要对象很有道理。当然,眼下最主要的还是批判党内的宗派主义。有些事是不是宗派主义,提出来大家评判:我们行张副行长把办事员的爱人清洗回农村了,却把自己的爱人安排在银行工作。他爱人仙杰入团时,团支部通不过,人事科的干部们帮他打通反对者的工作。市税局冼局长给张景芳、郭振德、刘国学许愿说,只要他俩帮自己找个合适的对象,便发展他们入团。他们做到后,这仨人直线上升,很快成了行里的科级干部,穿上了呢子军装。有个叫沈平安的科员上班时间整天睡大头觉,竟当上科长。有个叫卢明儒的干部大家都说他能干,相当不错,可是干了几年还是一般干部。我刘耀南1948年6月就参加了革命,自我感觉良好,却还是一般干部。为什么只能踏步前进?就是因为我是个仙人掌,不会向别人献花。   我们行里的领导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人,很有点秦桧作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黄河之水,为患几何?银行有些旧职员都是每次政治运动的挨整对象。去年调薪时,党员干部都提了,而我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中专生干部,现在月薪仅40多元,养活着一家6口人。   有些党员随便泄露党内机密,如说:“对旧职员监督使用”(孙鼎插话:“我们党内可没有这样的规定”)。不要瞒我,我不是党员,党内有的秘密也知道些,这一条是内部掌握,不能外传。我们行长周占一多次说:“高中、大学毕业生还不如一泡臭狗屎”。刘耀南写的书稿还没有发表,就说是反动的,这就把学术思想绞杀在娘胎之中。我还没有写出来,怎么知道就是反动的呢?几次大折腾使我受了寒落了腰疼病。他们搜走了些什么呢?有《子夜》、冯友兰的《哲学大纲》,《毛选》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籍。对私自抄家,还有后来私设公堂胡乱整人的事,杨林波副书记在大会报告中笼统和轻描淡写批评一下,一个人名也没点,这是姑息养奸,是纵子行凶!本意是怕伤害周占一的威信,实际上也把杨副书记的威信、地委的威信乃至党的威信都伤害了。   整风应该把南阳专区这几年来存在的突出矛盾都找出来,解决了、解决好!省委杨珏书记一来就找出了南阳专区的七大矛盾,人家清是像帮着共产党整风的。过去国民党极尽诬蔑之词骂我们,现在凡是“三大主义”严重的人都不准别人说话。我不知道马恩列斯和《毛选》哪篇著作里有这样的逻辑?不安心工作就是想干反革命?这话是行领导之一的陆冷彬在大会上说的。肃反时,银行干部乔治成感到自己冤枉自杀了,周占一行长说:死了也还要继续斗争,并诬陷人家活着时曾和自己亲嫂子有关系。去年4月4日,肃反积极分子们闯进我屋里搜查半天,当时我老婆正在坐月子。 ## 二、刘耀南在“地委第四次党外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 1957.05.31   第一先讲粮食问题。粮食问题不平衡性很大,省与省之间如湖北,人家街上啥都有,我们街上啥都没有;本省专区之间,如我们的泌阳县就和信阳的遂平县不一样;大都市里也是啥都有,我们这里的农村却啥都没有。据说这是专门给国际友人看的。我们光制止农民流入城市,动员家属回农村种地,可粮食问题不解决回家也没有吃的。   第二个问题是对肃反要重新估价、市中心支行“三反”中死了个徐清平,去年又死了个乔志成。运动中死了人说人家是畏罪自杀,我们自己却不去找原因。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有些问题如果本人“肃反”时已经交代清楚了,那就说明人家是向党靠拢,对党忠诚,凡是自己交代清楚的,那就不能再算问题。中心支行搞了19个“肃反”对象,到底最后一个人也不是,周占一行长却说本单位“肃反”成绩很大。对运动中搞错的人要平反,该登报的登报,不能说两句好话就算完了。宪法明文规定保证人民财产安全,可有的人就是随便搜家,抄完了家说句好话就想完事,这不行!就中心支行来说,第一个应追究的责任人,应是行长周占一。另一个是物质赔偿,这只能由主办者负责,不能让国家负责。你斗争了人家几个月,给人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损害,要给人家营养,按医院甲种伙食费标准计算。   现今,地委提倡、鼓励大鸣大放,可有些单位却不让你说话,非党干部在机关说句话就说人家是现行反革命。有些机关里的党团员就跟国民党的特务一样,整天光搜集一些闲言碎语整人。   国家的形象与执政党关系很大。我的发言你们可要仔细斟酌一下,正确的部分可以登报,不正确的千万不要登报。我建议,整风结束时要搞评功表模,对提意见多的、正确率高的要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广开言路,树立正风。战国时有个叫齐威王的曾宣布过这样的规定,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之过者,受中赏;能谤议于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我们应该效仿前贤,在倡言纳誎方面有所建树。   附: ## 关于批斗右派分子刘耀南经过和情况的报告 ## 南阳中心银行党支部 ## 1957.08.27 ## 一、刘的政治、历史、经济情况   刘耀南,曾用名刘有才,刘靖,男,38岁。新野县王集区石羊岗乡小岗村人,富农出身,教职工成分。1948年6月经区长王哲一介绍参加了豫鄂干校训练班(记录员注:地点在今邓州市构林镇,属于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敌人来时便于隐蔽),3个月后分配工作,现任南阳银行业务股职员。   建国前后后家庭经济与主要成员情况:旧社会有土地86亩,牛两头。驴7头,农具全套,瓦房两间,草房11间,雇工1人。家中有祖母、伯父母、父母亲、弟,弟媳、爱人、女儿两个,除其兄弟正在上学外,其余均在家务农或以纺织为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背景。土改时被分出土地50亩,本家自留地14亩全部出租,房屋两间半。其爱人苗文英随刘耀南在南阳住闲,两个女儿上学,两子尚小,一家6口人,全靠刘耀南工资收入养活。 ## 二、主要社会关系:   1939年至1941年新野县中上学时,和同班同学钱士文交好,钱家有土地200余亩,系当地之富家之子。此人现在河南日报社工作,已经划为右派。据组织介绍,钱士文自参加工作以来,对现实不满,还有一些现行活动,刘和此人不仅常为道义之友,现仍有通讯联系。 ## 三、个人主要经历:   1932年至1937年在苗营高小上学,1938年春至同年12月在家闲住,39年春在邓县元庄小学教书,1939年秋至1941年冬在新野太山庙中学毕业。1942年春至1946年秋毕业于开封高师,1947年春至1948年春历任新野县中赵庄完小教员与教务主任;1948年1月至1949年5月在我新野县政府工作。1949年6月至1951年5月历任区工作员、秘书、银行股长等职务。1951年6月至现在曾任南阳中心银行办事员,科员,业务员等职务。 ## 四、历史上主要的政治问题   根据本人在各个运动中所交代的主要问题:1942年春在镇平、开封高师上学时,经同学赵宗仁(鲁山县下汤村,三青团员)介绍参加三青团,但后来并未有得到批准(赵宗仁后来成了反动特务),其原因不知……(参“自交字”第1号第3页),以下“自交字”不再标明。   1945年冬李先念部队解放新野时,国民政府曾印发反动传单多种,内容大都忘了,只记得有“共产党共人妻”,“你共他妻他不忘”之类的污蔑语言,迫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曾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念了一念,毒害过社会青年。   1946年在开封高师上学曾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反苏游行,刘耀南曾随人在大街上呼喊过:“反对东北特殊化”、“反对国际秘密外交”等反动口号。   1947年我解放大军进入中原时,蒋氏王朝处于崩溃之际,刘耀南曾主张走“中间路线”,让胡适、章伯钧之流来“组织好人政府”,叫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武装都交出来,由这些人执政”。 ## 五、反动著作——《唯一论》   1956年肃反运动开始后,我们对刘的住室进行了搜查,在书堆中搜出了刘的反动著作——《唯一论》,其主要内容的要害是:   1、企图用“一”字哲学来解释社会复杂现象,把宇宙万物都包括在一字里面,即庄子所说的“万物一体也”,用对一切事物等量齐观,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混淆是非的错误观念迷惑群众。   2、抹杀社会阶级性,反对阶级斗争。刘认为中国社会没有什么贫富的区别,只有“大贫”、“小贫”而已,以此来掩盖阶级剥削,委婉规劝穷人放弃阶级斗争,只能向自然界去夺取,通过脑力或体力劳动来和富人竞争或抗衡。   3、宣传宗教迷信。为了使穷人们驯顺地为统治阶级服务,刘耀南在《唯一论》中大肆宣传服从统治阶级就是善,将来可以入“净土”或“天堂”;反抗统治阶级就是恶,将来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4、宣传反动的历史观。所谓英雄造时势,把历史看成是英雄创造的,认为历史人物都是“胜者王侯败者贼”,把儒家的“百事可知”等级社会观念,视为天经地义永远不变的真理;刘耀南还在《唯一论》中说,人人都有“惰性”,社会发展只能“愈来愈坏”,因而不希望社会有大的变革。 ## 六、建国后的政治态度与现行活动   1、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敌视我党各项社改政策:   入伍后的刘耀南虽经数次学习,反动立场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借助革命的外衣和工作上的便利,更加猖狂地破坏土改运动。如1949年其姑母(地主)因怕斗争躲在新野县城,刘耀南曾给王集区区长孙立魁写信,请求孙立魁替他照顾好自己的姑母。1950年新野正式进行土改,为了给家里多留土地,刘耀南给新野县委书记王培育同志打电话,诬告乡政府没有按政策办事,请求王培育给予纠正。1951年春天刘耀南调到泌阳银行工作时,又借故回家(家乡正在土改),将其家内花布5块、现洋62元带到机关里,隐瞒浮财。(记录员曰,这只能算小毛病,有的是人之常情,根本谈不上“猖狂地破坏土改”。)   2、对土改、肃反等政治运动怀有敌意   1947年新野实行急性土改时,新野县政府镇压了一批国民政府的保长,民团长、队长,联保主任等罪大恶极的地方反动头目。刘耀南即认为是“惨无人道”,不像“真龙天子”,说共产党不能治国平天下,并认为土改破坏了“先王古制”等;1950年冬美帝国主义猖狂地向我挑战,为了保家卫国,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刘耀南却认为美国国强民富,有西方式的文明,还有原子弹,人家没打中国,与咱们相干?   1955年冬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刘耀南认为“把农民土地集中了,农民没有了私田,违背了孟子所说“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的古训,以至于出现了农民不安心,盲目流入城市的结果;对于1956年南阳的肃反运动,刘耀南认为缺点多,成绩少,甚至没有成绩;多次说不论在城市在农村,人人都得被摆弄一番,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侮辱等。   3、一贯污蔑党的领导同志。1950年在泌阳银行工作时,因工作漂浮,借故回家受到泌阳银行张行长的批评。后来刘耀南便专找张行长的茬子,如利用其日常工作中的错别字、报告时的病句或语法上的毛病,进行讽刺挖苦,耍笑张行长;还拉拢新入伍的蔡国祥、陈延廷、王子庆等同志和自己一起跟张行长作对。   4、一贯拉拢落后,打击党团员积极分子   刘耀南污蔑我人事部门“跟阎王殿一样”,说他们平时谁也不接触,除了干部犯错误时命令写个检查,调动工作时开个介绍信,组织个小会整个人外,别的啥事也不干。他把党团员看成是人事部门的爪牙,说他们整天打听这个人的消息,捏造那个人的材料,开会当个“打手”,别无一能,并说积极分子都是些“低能儿”、“没脑筋”,只会唯唯诺诺,是!是!是!对!对!对!1949年刘耀南在新野县政府工作时,即和赵玉琦、王士勤等拉拢在一起,打击他认为爱接近领导的邱振国同志,说邱振国是“舔沟子”。   1951年冬刘耀南在中心支行货管股工作时,拉拢落后分子贾之冠(后因贪污被清洗)、吴建峰(反革命分子)打击青年团员潘文雅。1952年调中心银行业务科后,又认为关键翼有文化,有能力却没得到提拔,同病相怜之情日增,趁看望病中的关键翼之际,特赠关键翼诗歌一首,其中有:“无奈不逢辰,命运多坎坷”,来表示同情关的遭遇和对今日社会的不满。刘耀南还认为发行科干部李朝乾(右派分子)小青年,大有可为,经常给李朝乾讲他写的书稿《唯一论》。   5、工作消极,作风卑鄙。1950年刘耀南在泌阳工作时,群众对他的评论一是爱下棋,二是爱谈女人。1951年上调南阳中心银行以来,群众说他的工作是“白河洗脚”、“书店看书”、“谈古论今”和散布不满情绪。如污蔑概括各级文件是:“中央一大本,省里一小本,县里一张纸,区里动动嘴,乡里跑跑腿,社里没两句,再下边不吭气,经是好经全是下边的和尚娃们给念歪了。”刘常说“大事是天造的,小事是人为的”;要落后的同志“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可以挨批评,不可当英雄”;还说什么,“厚黑学”的核心观点是“脸皮要厚,心底要黑”,“古代英雄创业能成者,无不脸厚心黑。三国时的曹操之所以能干一番伟业,就是因为他脸厚心黑”,还有什么“宁教天下人负我,不叫我负天下人”;平时听到XxX犯了男女关系错误时,总是十分羡慕地说:“哎呀呀!我咋会没那个运气,碰到那样的美事哩!”   6、大放大鸣时期刘耀南的表现   5月26号刘耀南看到某些大中城市、大专学生、信阳、许昌等专区都鸣放起来,南阳却没见到行动。即给河南日报投稿,看似批评南阳地委迟迟不敢行动,实乃进行煽风点火,企图使全国上下一齐鸣放起来,给党造成不好收拾的局面。   5月28号刘耀南接到让他参加地委的党外人士座谈会通知后,假借搜集意见的名义首先和市行马旭浩(右派分子),中心支行关键翼(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取得联系,认为他们是搞黑板报的人,掌握材料一定很多,可以为他向党进攻提供更多的“炮弹”;又跑到第二个分理处,与冯湖晨、崔伟生(均系对党有意见的不满分子)进行串联,还在机关院内到处高声叫喊道:“同志们!谁有意见请大胆地提啦,我保证给你们传达,这一回我还要放头一炮,争取再上南阳日报。”   5月31日刘耀南将事先思考成熟的反党计划,气势汹汹地在地委座谈会上进行了发泄(记录员曰,从刘耀南在地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的两次发言来看,不知道他“事先思考成熟的反党计划”表现在何处?)。   6月4号至6月7号,刘耀南在计划、出纳学习小组和职工辩论会上说:“社会分工不同,劳动价值相等,这很不公平”,主张实行差距较小的统一标准工资,还说“目前的工资制度不合理,钱多的吃不了了,钱少的吃不饱,下级干部一天忙碌到晚,领导干部终日无事清闲”等,借此散布不满情绪。 ## 七、对刘耀南反动论点的批判及刘的思想、态度情况   根据刘的社会出身,反党反人民思想,特别是参见革命后的一贯表现,我们认为刘耀南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屡教不改,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暗藏在革命阵营里的危险人物。因此小组对刘斗争中紧密观察其思想变化和活动轨迹,及时进行了揭露,反复进行了批判斗争。斗争中我们采取小组斗争与个别攻心结合;大会发言与刘耀南个人坦白检查相结合;追往事查表现与理论批判相结合,既灵活多样,摆事实讲道理又步步紧逼。经过的步骤是“从全面系统地揭发入手,到集中论点逐个进行批判,最后系统地检查,系统地批判。” ## 八、对刘耀南阶级根源、思想根源的分析和结束斗争的意见   刘耀南这次借帮着党整风之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一事,绝非偶然,也不是长期以来由与领导和积极分子们有矛盾而引起,从根本上主要是:   1、封建的富农家庭出身是刘的阶级根源和阶级本质。显然,当年的刘耀南是抱着升官发财的不良目的投机革命的。解放以后实行的土改直接损害了刘的阶级利益,因而怀恨在心,反动本质逐渐暴露出来。   2、孔孟之道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说铸造了刘耀南的思想灵魂。刘耀南在开封上学和新野读书期间,就熟读了庄子、孔子、孟子、胡适、冯友兰、蒋介石、希特勒等腐朽、唯心书籍和反动书籍,这些都对刘耀南毒害很深。他把天下万物都看成毫无差别的统一体,把历史说成是英雄创造的,把儒家的“百事可知”等级社会,看成天经地义永远不变的真理。在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这里主要指旧知识分子),他很赞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为四民之首”,“天地君亲师”所谓的至理名言,把知识分子队伍看成世界上最宝贵的社会群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知识分子发明创造的,言下之意,自己能著书立说也是“学者型”人物了。因而看不起劳动人民,藐视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很低的基层干部,刘耀南常说:“共产党的小领导都没文化、大老粗,党团员啥也不会,只会念个‘小小猫’,但他们却身居要职,吃得开。我有点文化,也干了七八年了,却没有捞到一官半职。”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中对刘进行了审查和抄家,这就使他对党更加敌视,企图让孔孟之道“专”共产党的“政”。   3、关于结束对刘耀南斗争的问题。我们认为,对右派分子思想改造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奢望通过此次反右斗争百分之百解决像刘耀南这样的右派群体,不仅脱离实际,也要求过高。鉴于目前刘的交代已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同时小组已进行了系统地批判,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领导上与刘耀南进行个别谈话,帮助其重建思想,指明错误根源及今后努力方向;拿出一些文件,让刘耀南自己学、反复学,以促进其自我改造;在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对刘的问题正式处理前,准备给刘耀南分配一些适当的工作,让其边学习,边工作,等待接受处理。    南阳中心银行党支部1957年8月27日   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