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西南师范学院、张正东>

## [张正东：西南师范学院俄语系教师]

　　我们常把共产党比做太阳，从前我也觉得他真象太阳——我们既不能离开他，又不能靠近他。可是这次学习却使我感到党从天上下凡了，和我们在一起了。我来发言以前，曾经激动得睡不着，好像封建婚姻中的新郎在揭开新娘面纱前一剎那那样地不安。我有三大顾虑：第一，从报上的宣传和学校情况看，顾虑上级只重视大知识分子，不重视我们的放。第二，顾虑意见尽管很多，而领导上却不以实际行动表示接受。因为前三年为会议厅的窗子应夏开冬关的问题，我曾亲自向事务员，事务科长和总务长逐级反映，并在系总结上写过二次，但并没结果。第三，我怕报复。因领导的权大，我们一切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明目张胆的报复虽然是不敢，但变相的报复是可能有的。如上学期初我为系上某一人事安排欠当，在系主任不考虑我的意见后，曾向院长反映，结果系领导口头说我反映得对，而实际上不但不采纳意见，少数系领导人物始则诬我以反映不实，继又诬我有争夺教研组主任的野心，反映是耍手段。

　　但我毕竟基本上克服了这些顾虑，来大胆地“放”。我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

　　还有一点要预先说明：为了改进工作，我们在放的时候，只批评领导，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觉得领导只有缺点；我们只谈对领导的不满，这决不意味着不相信自己的领导。否则我们就不会放了。

　　我有以下九点意见：

　　第一，党强调思想工作，但方法简单，结果使广大干部遇事不动脑筋。

　　这一缺点主要表现在：对上级的指示和意图只准“立即执行”，而不准异议。从高级领导到系领导都是如此。如我系系主任如遇和上级（包括他自己）不同的意见，常常就不是从意见本身的正确性去考虑，而是东说西说，把你弄得没法，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了事。又如工会部门委员会选委员时，我有“主席也由大家直接选举不由委员互推”的意见，刚出口，马上就有人认为与上级指示和原则不合，万不可行云云。

　　其次表现在工作中只“登点”而不“转圈”，即只注意自己温室中的“典型”，而不考虑到祖国幅员广大，气候条件是很复杂的。如中央教育部和高教部眼中就只看到师大、清华、北大，根据少数几个学校的情况制订法令，令行天下。高教部召开全国俄文教学会议而不通知师院俄文系，教育部颁制中学俄语教学大纲（草案）也不和我们联系一下。

　　由于这种原因，广大干部渐渐习惯于不动脑筋，有些人简直是上级操纵下的机器。于是，遇事都是“一窝蜂”似的，搞过了总要纠偏。毛主席一喊上马，大家就不管是马是驴，尽都跨上去乱鞭乱打，当做“跑马”来骑。现在提出来要依靠老教师，就搞成盲目地崇老（这是那些想拉住时代的车轮的统治者的办法），和解放初期学生专政正好是180度的倒转。据我看，将来总免不了又会纠偏。

　　大家似乎也不怕纠偏，因为听上级的话，办错了也没有责任，自己动脑筋既是触上级之怒，错了又担不起，而且动脑筋本身又比不动脑筋麻烦。

　　这种作风使我们在工作中丧失主人翁的态度，这种“思想工作”只会培养出奴隶来！这种作风已严重地影响了下一代，连中学生在学习上都不大动脑筋了。

　　第二，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力量，但有些地方唯成分论，唯历史论，太不相信人，乃至不尊重人性，使人与人之间渐渐减少了真挚的感情。

　　这类例子很多。如留苏学生一定要工农出身（我赞成保证工农出身者的比率）我系同样的毕业生，团员则做助教，视作骄儿，另一历史不好的则做辅助人员，刻钢版（此人若历史还不清楚，还在被怀疑，就应该告诉群众，使大家注意，否则就不应因历史问题而菲待）；又如我自己到系工作七年，就一直没得到信任。当然，给我工作就是最大的信任，但若只是单纯地在做工时才信任，而干活以外就不信任，那是不诚恳的。

　　政治关系可以使人撇弃亲属关系，历代该是如此。旧时代杨六郎也要辕门斩子，何况今日！但党在这方面有时太过火了，动不动就发动子女斗争父母。学生控诉老师，乃至父母星期六炖鸡等儿子回来吃的事，也被列为控诉材料。52年我院思想改造运动完毕，大家对张非垢同志是很爱戴，但有些负责同志竟纵容某些“积极分子”说出很“肉麻”的感谢言语，乃至说“党给了我们良心”，这实在太过火了，党没来的时候我们都没良心吗？又如三反中根据一些不唯物的“规律”，我院曾把当时理化系仪器管理李炳如悲惨地折磨死（李自己的问题已交代清楚），这些都太过火了，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第三，党员的特权。

　　宪法末规定，党也没说，但实际上党员是有特权的，并且很大。所谓“党员三不怕”，这种特权表现在；一部分老党员以解放者自居，如某次教育部一位司长（或副部长）给我们讲话时谈到他如何坚持领导三反运动时说“……真难受，连48年我们接管的那些小家伙们也指着鼻子骂过去骂过来”！这种话就最足以说明“解放者”的心情。不过这种人在我院还没有。其次，对党员的培养、提拔，任用不同，连评薪住房也不同。据说重庆市教育局最近几年提拔的大批中学校长和教务主任，绝大多数是党员，其中当然有提拔恰当的，有不少是不恰当的（闻一没考取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做了三几年中学秘书，也提拔为教务主任）。我院人事处同志似乎也要“高人一等”。我们不反对重视党员干部，如一个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的才能是八两半斤，我们赞成把较重要的工作交给党员干部，因为党员干部可以更多地得到党的密切监督和帮助。但如党员干部的才能只有一两，乃至一两俱无，那就要用非党干部。

　　一定要取消党员的特权，否则营利之徒都会想法往党里钻，那对党的纯洁性和战斗性是有害的。

　　第四，一层层地划圈子和党内外的钢墙铁壁。

　　党内外的隔阂首先起于党员对非党员的不信任，持成见，当面客客气气，背后指指点点。我有时和党支书谈话，就很难相信他说的就是他想的。党员对非党员很客气，但有时显然不是诚恳的知己态度。如对党员称同志，对非党员称先生。其次是保密过甚，只差吃饭没保密了。如系委会本来应该广泛联系群众的，而我系系委会讨论的问题就从不给我们谈，间或有人透露了一点消息，党支书还要追查。其次如升等要保密，排课要保密，有段期间连专家的讲稿也企图保密。我觉得应该开诚布公，凡是可以和我们谈的，都和我们谈，使我们既“由之”，也“知之”。知识分子有既“小气”又“大气”的特点，小气者，区区欠公允之事都呕气；大气者，只要谈通了，是“知己”，则“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以上是党和非党的圈子，非党中也有圈子，那就是进步和落后，思想好和思想有问题等等圈子。其次，则是我这一单位和另一单位之间的圈子。在这一点上，高教部可谓典型，如数年来，重庆附近高等学校俄文教师，就以我院的同志工作最重，条件最差。在分配教员时把我们和没有俄文系科的高等学校同等看待，乃至不如。

　　第五，我院院领导不了解实际情况。有许多事院领导了解后是解决的。如去年我写讲义出版后，系里当权人物不满，批评我自私自利等等，有要我检查之意。后来院长知道了，大力支持我，叫我努力干，这比升我做院士还要痛快。又如这几年来系里造成的空气，好像我是—个政治犯似的，后来我问院长，院长也能肯定地叫我放心，没有问题。

　　但糟的是院领导不知道情况。向院领导汇报的人往往报喜不报优，或只报他们认为该报的问题。如我曾和一位老教师同教一课，我先教二学期，他接着教了一、二个月，以后我又接着教，同学反映对他讲的部分模糊不清，既没依讲义，又记不下笔记，要我解决（这些学生有的今天就在座，所以决不是我胡说）。我以一个被培养的助教，既不能“自高自大”地承认老教师教的有问题，又不能“空口地”说同学反映不对，我向系主任和党支书婉转反映，都不重视，结果只好不了了之，我想这种情况就是院长不知道。但这是不是重要问题呢？我认为是重要问题。其次如对“小助教”开课具体帮助少，而责难多，院长恐怕也是不知道的。

　　第六，领导上知道实际情况但不解决问题。

　　领导上明知对工作不利而不解决的事例在我院很多，现举几个如下：

　　1．新老教师的矛盾在我院是普遍存在的，领导上也知道，但不寻求真正的解决，而只是采取压服年青教师的办法。我们知道，尊敬和尊重不同，后者是新社会里人与人间应有的关系，而前者除了尊重以外，还有敬爱的意思，因此它必须有一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年高、有德、有学问。凡是三者具备的老教师，很自然地会普遍地得到尊敬，如我系刘元龙先生，白发苍苍，论职尚系一付教授，论工资在改革前仅一讲师工资，平时又不大讲话，也没当权人物支持他，但他却普遍地得到了青年教师的尊敬；教育系默默伏案的罗容梓先生也普遍得到了青年教师的尊敬，类此老教师还不少。原因就是他们三者具备，若三者缺少一项，只有道德文章或年高德邵乃至年高文章，还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尊敬；退一步，三者中只具备一项，我们还是应该尊敬。因为年高为长，敬长是我国固有优良风俗；德高足以为我们锻炼品质的师范；有学问足以用科学技术武装我们。但若三者俱无，而要我们尊敬，那就是唯心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不是赞同有些同志先从课堂教学一端来看老教师，有些老教师在课堂上可能是“茶壶倒汤元”，或是虽倒得出来，但奈茶杯太小。所以课堂教学并不足以见老教师的“本事”。我也不觉得老教师多得些工资有甚么不可。但年、德、才俱无而要我们心悦诚服地尊敬，那实在办不到。如我知道有个别老教师，论年并不太长，论德可以造谣，（他有一次在公开场合说甲助教不听指导，讲错了要他番开书当面质对纔承认错，而事实上他从来没和甲助教在一起番过书），论才呢，他曾当着甲助教和另一教员以权威姿态说：“……据我们所知，但丁的神曲在16世纪就写出来了。”象这种情况，是不是单纯压制青年教师去尊敬可能解决的呢？

　　2．我系某英语老教师，在没有英语课和其它英语老教师一起教俄语时，就是比较吃力的，这点领导上很清楚。去年英语专业恢复了，系里急急从外系和外校争取英语教师来任教，但却单单把这位老师留着教俄语，并不顾他的意见，硬把他弄去做各系俄语课教研组的主任。当时我曾一再反映，领导上也明知安排不当，然而就是不纠正，不解决，置数千同学学习于不顾，现在该教研组的同志们都批评那位老教师官僚主义，论道理，这是谁的错误呢？

　　3. 54年我系初开教学法课，临时拉凑一些人成立教学法教研组，据说是要培养我。但参加人关于俄语教学法的修养和俄语教学经验都和我差不多，工作又忙，连我写的讲稿都不能在会前看。这些情况领导上完全知道，但却规定“非经大会讨论通过，不能向学生讲。”结果每开一次会，我就像思想改造中过关一样。我曾向负责党员反映多次，但是不解决。后来学校竟把这种教研组的成立当作一项成绩来宣传，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4. 我系某资料员，在评工资后若干月，人事处突而通知他应降薪一级，原因是“我们（人事处）搞错了”，并且要他把已领用的退还。事实上此人的工资只是数据员的最低级，何得错？若是人事处错了，就不该要求他退还已经领用的部分。若是人事处有意降低，那就应正式提出是行政处分，并指出他的努力方向。但领导却不这样，弄得此人十分消极，对数据室的工作推动也有妨碍。此人是我系老学生，曾学过英语专业。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俄语也前后学过二年，难道他真不可救药么？难道这种情况领导上不知道么？何以不积极解决呢？

　　由于领导上不知道情况，以及知道情况又不积极解决问题，于是弄得是非不明，黑白颠倒。

　　第七，我校领导严重的教条主义，尤其是硬搬北京各种会议的教条，而不考虑我校具体实际。

　　这类实例也很多，我只略举几个：

　　1．关于助教升等问题。现在一般都在纠正过去升等上的冒进，加上精简节约，据说上级希望少升，这是对的。因为少提升，也可多少节约一些支出，同时过去有些学校确实冒了一些，做助教一、二年就升讲师的很不少。但我校是什么情况呢？和别校升几十人百余人相反，我校助教数百人，解放以来只升了六人（52年有二人形式是升等，实际是纠偏，不计在内）。但是院领导也跟着别人喊不能乱升，姚院长在大会并就出“哪个老教师不是做了七、八年，十几年的助教”的毫无根据的话，真太不结合实际了。

　　2．关于科学研究工作，我院根本不像大学，一点学术空气也没有。以俄语专业说，哈外专在具体向付博士进军的时候，我们还连付博士是什么内容都不知道。现在先进的学校发现进军中忽视了政治，提倡纠正，是对的。但我院也跟着狠狠地乱纠，把科研说得不值什么。如方教务长某次在参加英语专业教师学习会上谈了近一点钟，内容就是说写书、创作没有什么了不起，出版社如何要求别人卖青苗，如何乱送稿费，甚至得了一千、五百不写稿也算了。总之，他的话使人觉得科研不是艰巨的，同时似乎大家都是放弃教学在搞科研。事实上，我校科研题目究竟有多少脱离教学的？写讲稿，编教材还不是结合教学的科研吗？今天我校又有多少科研成果？决不能“人云亦云”！就我院来说，在科研方面我觉得没有，而不是脱离教学的问题，领导上应鼓励；而不能在还没怀孕的时候就大叫生了坏儿子有多大的罪恶。

　　3．北京上海有些学校，不少老教师科学水平很高，他们和年青教师在学问造诣上相差很大，因此学生“愿听老生，不愿听小生”的思想是会有的，但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老教师学问再好，教出来的仍是在教学大纲要求以内的东西，青年教师再不行，上课那点东西还是消化了的。至于我院情况更不同，老教师中有很高的造诣的人，但也有不少没有好多学问的人，因此，我院也有“愿听小生不愿听老生”的情况。但姚院长却忽视了这种实际，也在大会上重复别人“普遍愿听老生，不愿听小生”的话。这种教条，一方面使得全院60%课程的助教丧气，一方面加深了新老教师间和学生和青年教师间的矛盾。如有的学生在听课后不是谈论课程内容，而是谈论“这个人是不是讲师？看他的样子都不会是讲师”！

　　4．上行下效，大家似乎以不动脑筋，互搬教条为上品。如我院工会代表在重庆市开会时也模仿别人的口吻说：“现在大家钻科研，不愿工作，如我院俄语系一个青年教师，写了一本书，得了一千多块钱的稿费，就成天写书，工作也不干了”（大意如此）。这真是教条得近乎犯罪（诽谤罪），因为俄语系这个人就是我，而我在出书后工作量是接近超额。

　　第八，院里看人说话，不就事论事的作风。

　　在我们看来，院长对系主任就是这样，我觉得院长对郑兰华主任就要言听计从些，对我系系主任就差些。以下系主任对教师也是如此，对有声望的，或“不平则鸣”的教师就要“卖账”些，对“老好人”就差些。同样一件事，在我们院里教授易办，小助教就办不通。如我在附中做我系实习指导组长，交涉给学生添一盏灯，给胃病学生买点面都不成功或迟迟才办。又如住房子的事，小助教有必要搬一间房子，往往千难万难，而教授们自己不要求，也要给他们“节节上迁”。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照顾教授。但在照顾教授同时，也应该解决助教和职员工友的实际困难。

　　最后，我院严重的形式主义，差不多到了“睁眼说瞎话”的地步了。这里我也只举几个例：

　　1．培养助教工作的形式主义，可以说领导上在培养助教方面的最大工作就是制订了培养计划。如我系—个新毕业的助教也要教三班课，工作是很忙的，但是要求他们把计划订得很多，订过了，也就完了。前几年我们曾教课达15小时以上，忙得不亦乐乎，助教进修计划也还是要交的，并且还要把业务、政治、教育三方面都订到。我们固然知道订这种计划是白白浪费时间，领导上也知道是不能执行的，但是规定要计划就要订，反正大家心照不宣。

　　助教的指导教师规定也是形式主义化，有不少的指导教师只是挂名，如前两年为了合乎规定，系里只好把英语教授列为俄语助教的指导教师。结果助教处处谨小慎微，怕无意引起老先生生疑生气，老先生又处处觉得惭愧。除了给工作带来麻烦以外，什么也没有。

　　2．讲资格，究外表。如我系资料室创始之初就有—个相当合乎理想的干部，这人通俄、英语，大学毕业，教中学多年，知识也广泛。但上期正式建立数据室时，却把另一位从中学调来的老先生任为主任，此人任为资料员，而该老先生害有重病，根本要以治疗为主工作为辅。这样一来，资料室的主任是有权无职，那个干事的数据员又无权，工作推动不起来。考其原因就是领导上觉得该老先生是清华毕业，老资格，不加以主任不足以见重。其实他本人又何曾计议及此呢！

　　其次，如哈工大曾以助教任系主任，而我校助教做教研室主任都不可以，这那儿是从工作出发？

　　3．院长早就直接领导系科了，但一年中难得下系科一次，我们提了许多请求，要求院长下系科，那怕一期一次也好。但院长不来，这叫什么直接领导系科？我觉得最多只能称为直接领导系主任，直接领导“系计划”的公文吧了。教学实际中的问题院长不能了解，不能解决，这难道不是形式主义么？

　　党支部书记有权，但不解决问题。党支书是系三头领导的首要人物，但支书多系廿多岁的小伙子，生活的经验不够，只能依上面的条条办事，加上他们工作多，负担重，又没有足够时间研究问题，很自然地本能解决具体问题，这就使党的具体领导形式化、僵化。而系主任往往不得不看支书意图及通过支书办事（因为支书体现党），这样一来，领导虽多，实际却负责无人。我认为：应当降低党支部的职权，或者加强党支部，由各党委委员兼支书，同时还要……（原稿如此）

　　5．改变系秘书有职无权的状态。系秘书本应为系主任的得力助手，但现在的系秘书却成了—个小打杂，我觉得应该加强他们的职权，使他们基本上承担全部行政事务，系主任主要从学术上领导全系，党支部掌握思想教育工作，工会则做一些监察和协助工作，那样纔能改变目前系科既忙乱又无人实际负责的状态。

　　以上我谈的一定有片面，偏激乃至不尽符合原事的细节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一定诚恳承认自己的错误。

　　（来源：《西南師範學院資產階級反動右派言論匯集》第二輯，中共西南師範學院委員會宣傳部西南師範學院馬列主義教研組編，195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