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

　　<清华大学、钱伟长；新华社记者　朱继功>

## 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我是老清华了，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

　　记者要求钱伟长教授谈谈清华大学内部矛盾的问题，钱先生在电话中说：“我说的话够多了，人家对我很有意见，还是找旁的教授吧！”经过记者的一番解释和请求，他同意了。１１日上午，当我踏进照澜院的一间会客室时，钱先生出人意料地这么讲：“你能有多长时间啊！”我说：“不限时间吧。”话匣子就揭开了。

## “高等学校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钱伟长以前是学校的教务长，现在是副校长。记者就问：“这是否牵涉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呢！”“当然完全无权也不符事实”他分析了这种值得令人深思的情况。钱伟长说，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图贯彻起来很容易，我们作事就完全不一样。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谓“进口”和“出口”。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他还举校务委员会的例子说，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得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作教授的掌握情况少，有的看法很可能是片面的，所以有些场合就很难发言。他说，校务委员会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在高等学校究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钱伟长以肯定的语气说。他认为，不仅清华如此，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铸工教研组有位青年人订了个学习计划，三年内要解决十二个科学上的重大问题。计划送给苏联专家看了，结果给专家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因为每个问题如果解决都能够得上博士论文的水平。我们没有理由去埋怨青年人好高鹜远，但是教研组主任是了解情况的，为什么不予过问呢？唯恐一加干涉就会被人们扣上压制新生力量的帽子。钱伟长说，在这样的气氛下，如何叫他们能作好领导工作呢？根据他的说法，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里。他还说，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而且象这样一位有声望、有才学的教授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是令人悲哀的。钱伟长猛抽了一口烟问道：不向有经验、专长的老教授学习，向谁学习呢，再不扭转过来，危机就到了。

## “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

　　“蒋南翔校长在光明日报上谈到学校领导体制问题时说大概有五种提法，钱先生的意见呢？”开始，他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却率直地说，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年青教师”。钱伟长认为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而服务的。如果把老教授同青年教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接着，他离开沙发踱来踱去，反转身来问道：“为什么许多老教授不愿呆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而要到科学院去呢？是单纯地为了研究工作么？不，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穆肃的空气实在使人难受极了”。他举了许多实例说，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都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他说，在苏联，一个教授、教研组主任是受学校和人们莫大的尊敬的。在苏联作教授的可以任意挑选助教作为他的助手，如果教授认为他的助手不够称职，也可立即除名辞掉，学校当局是十分尊重的。

　　由此，钱伟长的看法是党的工作要继续加强是不容怀疑的。在全面依靠老教授的前提下，党主要是加强对教授的教育和领导工作。而学术、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老教授来领导，老教授在某门专业上应该站在权威的地位，助教升讲师、讲师升教授也给老教授以绝对的决定性权力。

## “空气紧张人情薄”

　　钱先生越谈越有劲，他对清华大学的内部矛盾问题作了这样的估计：清华的问题是不少，但与其他学校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首先一个客观原因是党的领导较强。另外还有个原因，他意味深长地说，清华也可说是“子弟学校”，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多，有时候工作搞不通，还可摆出老师的资格来，或者是同学的资格来，这样也稍能解决一些问题。

　　往事，似乎是值得人们留恋的，钱先生说，过去我们这些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人来来往往，所以有些问题不用开会就在无形中解决了。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绷起脸孔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他激动地说：“你要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又如何学呢？”他又以“三反”和“肃反”为例说，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是重要的，但是有些青年人光抓人的缺点，甚至一些私生活中的问题也揭开了，这就使老年人损伤了自尊心。以后就谨小慎微，一到开会空气就十分紧张，还把自己和人家的发言统统纪录下来，以便有案可查，防备抓小辫子。

　　钱伟长说，一个有专长的教师总是希望把徒弟培育成才的，犹之乎古人所云“望子成龙”。过去他向吴有训（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老师学习过。近年来，自己也培养出一些很有作为的人才。他说，胡海昌、叶开沅（曾得科学院奖金）的成长不过是四、五年的事，他们学习虚心、积极，我也乐于指导，师生间团结友爱有什么不好呢？听说有人在批判什么“胡海昌路线”，真不知从何说起。他还谈起，校外有七、八个青年人没有通过什么组织关系，“走私”来向他学习，成为他的私淑，他也欣然地接受了。

　　他还谈到，整个教育思想中要求过高是造成学校空气紧张、师生精神负担沉重的原因。目前学校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现象，不止一次发生过学生考试得个“四分”竟然会哭闹的事情。钱伟长说，我们老清华学生功课也不比现在轻松，但学习情绪则是轻松愉快的，有时偶而考试不及格拿个“手枪”也就算了，再从头学起。他认为工作、学习应该是紧张的，但决不可人为地促成精神上的负担。

## “目前学术空气太少了”

　　作为一个有几十年教学、科学研究经验的老教授，不可能在一些重大的教学问题上没有他自己的看法，对钱教授来说更其如此。钱伟长说：“目前学术空气太少了。”

　　他对“先教学后科研”的提法是有意见的。过去教学质量不高，老是强调教学法、备课等技术性问题，也是不对的。他说，质量的关键问题在于教师通过科学研究在学术水平上的不断提高。说到这里，他去拿了一本剪报给记者看，上面是他在人民日报上几次发表过的意见，但是并未获得领导重视。

　　钱伟长还与记者谈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几个月前他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有关培养目标的文章。不久就听到领导上说他的文章在学生中引起了不良的影响，动摇了大家的学习情绪，说是要组织大伙讨论讨论。他笑着说，名曰“讨论”，其实是要“批判”。领导上认为，他的文章引起了：一、否定了向苏联学习，二、怀疑社会主义教学成果，三、使学生思想混乱等等不良后果。因之，把原来的问题性质转化了。

　　钱伟长说，我还是要谈我的看法。我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的提法，大学学习不过是打下个基础，真正的学习是从生产实际中开始的。有些专业知识可以通过生产实践获得的就该精简，以充实基本训练。他说，我的看法也不可能百分之一百是对的，但也可以展开讨论或实验。十多年前，原子能同位素——铀的分离方法共有七种之多，谁也不服谁，结果各走各的道路，大家都获得成功了。所以自然科学不争鸣，是不会发展的。

　　他还说，在苏联一个高等学校也有两个名词相同的专业，由两派学者用各自认为最有效的不同方法来培养。所以，他说我们也不必强求机械统一，在专业设置上，甚至各个学校的管理上都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尝试，也可能都行得通，也可能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样就可以去芜存精、吸取经验了。

　　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后钱伟长向记者表示，中央整风的指示是及时的，过去意见憋得太久太多了，所以不得不用运动方式大规模地搞一下，他希望从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以后，能够转入经常化。具体以清华而言，他认为领导上对放的政策是肯定的，但是现在的状况还不是放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基本上还没有放出来！

　　 来源：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