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龙云、张云川、吴研因>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在休会七天后，于昨日继续举行。上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促进会秘书长杨东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宁武，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常务委员朱蕴山。下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刘文辉、刘斐，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委员吴研因，民革中央副主席陈绍宽，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许宝驹，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楚波，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李俊龙，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罗子为；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茅以升也在昨天的会上作了书面发言。

## 龙云说：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

　　龙云发言中说：此次整风运动，主要反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谓“三害”，包括教条主义在内。他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他认为这些发言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真正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每次座谈会能够贯彻这一精神的话，他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他又说，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甚至顾虑很大。为什么会有顾虑呢？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怕了。他说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首先要信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有此信心，就用不着有什么顾虑，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因此，他希望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无关的话，用不着的话少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露得越多，将来缺点和错误减少得也就会越多，相反，如果把缺点和错误掩饰起来的话，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

　　接着，龙云对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这几次的座谈会，大家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多半是在下面，而其根源多半是在上面。他认为在国家的行政上没有作到分层负责，而是国务院指示一发，等于垂直领导，就一直贯彻到基层，党有党的指示，就成为双轨并行，没有注意业务部门的职权，业务部门也就无法帮助下面，置于可有可无之地，很多错误和混乱便由此产生，对问题不暇再加考虑和研究。希望国务院以后多注意监督与考核，凡属业务无论专门与普通，都要主管负其全责。他还认为，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在国家来说是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以致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他举例说，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又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莫明其妙，这种宣传同样说明是一种轻率。

　　他对这次整风运动中准备贯彻边检查边改进的精神十分赞成。他说，过去我们国家考取留学生的办法不公道，最近不少人提出批评，昨天报纸上登载了高等教育部接受大家的批评立即加以改进，这使人们的观感为之一新。他认为，今后整风运动如果能够贯彻这种精神，他相信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

　　他对干部子弟的培养问题也提出了批评。他说，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这样是不公道的，以学生来说，象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感到高人一等，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于学生也是不利的，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我想来这也是一时高兴，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

　　最后，他对民族干部问题提了意见。他说，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少数民族实行自治之后，干部缺乏是事实，因此，成立之初，自治区的干部不能不用汉族。这是在所难免，但是现在少数民族的干部陆续培养起来了，应该使少数民族干部有充分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使汉族干部逐步减少，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增加，而且有职有权，真正自己当起家来，达到名副其实的自治。

　　 张云川认为：墙和沟是党员的特权思想造成的；积极分子是

## 挖沟打墙的“义勇队”

　　张云川在发言中，首先谈到他很喜欢提意见，而且很爱批评，因为他经常说话一开头就提缺点，过去曾被人认为思想落后，反党，扣了很多帽子。有些关心他的朋友曾劝他最好不要说话了，说了不见得有好处；要说也不要忘了那个公式：先肯定成绩，然后再谈缺点。他说，是不是我只看到缺点而看不到优点呢？不是的。只是觉得优点早已存在，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再来说。把缺点说出，改正过来，使成绩可以更加巩固，对党和国家都有好处。不过，有些民主党派的同志只谈成绩不谈缺点，甚至把缺点也当成绩来加以颂扬，这种做法好象看见一个人要陷进泥中也不提醒一样，是很不好的，这也不是爱护共产党。现在那些过去认为一切都好的人也提缺点了，证明他们过去是看到了缺点但没有说，是否考虑到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否从前言不由衷？我觉得说真话比说假话好，虽然真话难听一些，假话好听一些。

　　接着，张云川就他所看到和感到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意见和批评。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他说，我也同意有些人的看法，党和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造成墙和沟的原因，有人分析是由于党员有优越感、特殊感。他说，这种优越感过去对敌斗争有好处，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在党员思想上变换了位置。过去在革命斗争中，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领导革命，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就站在群众头上脱离群众了。甚至有的人觉得自己有革命的特权，觉得别人是不革命或不配革命，只有自己是真革命、最革命。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种表现。比如在机关里有党员也有非党员，可是不管吃饭、娱乐，总是党员坐在一起，非党员坐在一起。拆墙填沟如果党员不先伸出手来，非党群众就不好先伸手，怕对方不握没意思。可能党员也有这种顾虑，但党经常教育党员团结群众，因此，主要责任还要党员负。

　　张云川认为：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

　　另外，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

　　他说，造成墙沟，除了这些党员要负主要责任外，还有一些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也起了很大作用。谁是义勇队呢？他认为就是积极分子。他说，解放后，各方面人士风起云涌都集中在共产党的周围，党有责任了解大家，如能广征博采，互相引证，可能要好一些。可是不这样作，只相信少数的人，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信口雌黄，就把谁进步谁落后排了队，使党和群众隔离开来。而这些人就假借党的威信吓唬人，无形间就在党群之间打起了墙，挖起了沟。其实，应该瞧不起这些没有改造或正在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做作，但是党却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说他们积极、进步、靠拢党。于是这般人就在群众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但群众怕他们三分，就是民主党派的头儿脑儿也怕他们说什么而迁就他们。看戏因为抹了脸，很易辨别，而有些人作风不正，颠倒是非，又未抹脸，不好辨别。这种情形现在已好一些了，但还是存在，建议统战部注意一下。

　　第二个问题，张云川谈到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解放以来，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但有些人好象并不觉得自己是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意识深处觉得自己是做官。“官”就是站在群众头上的人。我们有一千多万干部，如果都是官都站在群众头上，群众怎么受得了。我过去看过“夜未央”，印象很深，跟“真假巡按”差不多，官一层一层的，不管大官小官都站在群众头上。我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只能有职务之别，而不应该因职务不同有高低贵贱之分。现在以官自居，大官不愿和小官谈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如不进行思想教育后果很不好。为什么在看戏、吃饭等场合也要官阶森严、官气十足呢？很值得考虑。上行就很难叫下不效。因为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生活悬殊，就很自然地会使人闹地位。

　　张云川说：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应加以区别。

　　第三是统战问题。张云川说，我很喜欢看水浒，但对梁水泊有些做法搞不通。比如玉麒麟卢俊义，原来和梁山泊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不晓得宋江为什么这么重视他，一定要把他拉上山坐第二把交椅，不知是否统战工作？而黑旋风李逵甚至柴大官人柴进也不受重视。我觉得对旧社会的声名地位，在统战工作上也应加以区别。有些人确实是有真才实学；有些人则是登龙有术，这并不光彩；有些人的声名地位是靠吹牛拍马得来的，对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是否要照顾？我觉得统战工作统对了一个人会起好作用，统错了还要起副作用。

　　张云川引用了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的评价以后说：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

　　我思想上还有些未解决的问题。象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因为司马相如是名人、学者，别人就捧为才子风流，如果是没知识的人，就会说他是拐骗人口。张君瑞与崔莺莺的恋爱也是如此，因为张是才子，崔是佳人，就被认为是风流韵事；如果是贩夫走卒，就认为是和奸通奸

　　（。这是不是证明我们每个人思想上还有些不公道的想法？今天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很值得考虑。）

　　张云川建议：应该评价各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

　　除了以上几点批评意见以外，张云川还建议在中国革命史中，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因为虽然共产党是革命的主流，但民主党派也是支流、细流，也起了一定作用。

　　对于人事部门的工作，张云川也提出了二点建议：一是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史，不能全面判断。二是人事部门能否另开一条路。现在社会上还有些人直接向政府请求解决工作问题。这些人很难得有反映情况的机会，反映了也不重视，人事部门是否能考虑一下。

　　最后，张云川建议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吴研因认为：本报的“周建人同意‘拆墙’须从两面来拆”的标题

　　是“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他认为这等于向党外人士说：“去你的

## 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

　　吴研因发言中说：我们的座谈会在第九次（２２日）座谈时，我没有列席，可是我对座谈会的发言，仍很注意。我首先注意人民日报的记载。２３日人民日报对座谈会的记载，用特号大字标题，标出“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于是，我就细心地找了一下大家的发言是怎样的深刻。后来看到用二号字排印的小标题，“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才恍然大悟人民日报所谓深刻化是对周建老发言的赏识，他的发言，是强调同意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就是要思想改造。我们没有谁否认过思想改造。帮助党整风，也是学习，也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不过在现阶段，只能强调整党整风，拆墙，拆“三害之墙”。因为现阶段三害之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身为民进领导，不代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这好象要在党拆墙时，我们来唱对台戏，就是要自行拆墙，不必帮党拆墙，大有消极怠工之意。毛主席在４月３０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则会冲淡整风运动。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动的。因此，我不同意，民进有不少同志也不同意。

　　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拆得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不必来插手了”。

　　因为人民日报的态度是如此，所以写了一篇短文，给光明日报记者转给人民日报。那文的意思虽然是针对周建老的发言而发的，但实际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实际是对人民日报有意见。这篇文章是２４日写的，２５日送去的，到今天没有见登出来。这或者是因为人民日报的稿件太多，或者因为不合于人民日报的意思。总之我不理解人民日报所谓的深刻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

　　最后声明：那篇短文送人民日报，不是一定要人民日报发表。当时认为统战部不再开会了，所以写了书面的意见。如果早知道统战部今天还要开会，那我就可能在会上讲，不必写那文了。

## 刘文辉提出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

　　刘文辉谈的是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他说，在过去，各级干部一般都不能很好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又据近来整风中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相当普遍。这些不能不侵犯到公民权利。因为基层干部需要的人太多，一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不及上层和中层干部，很容易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如果再加上有些人的骄傲自满，作风粗暴，以至于违法乱纪，那末，公民权利遭到严重的损害就更不待说。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党和国家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在宪法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

　　（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条给公民权利提出了有效的保证，也可以说是赋予公民以一种保护权利的权利。但是普遍公民处在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之下，是否都能有效地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控告权呢？国家机关对公民权利因干部违法侵犯而受到的损失，是否都依照宪法给予了赔偿呢？他认为事实上还有问题。特别是对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损害赔偿，好些机关都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他说，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府，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极为残酷，根本说不上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但他们的政权毕竟是脆弱的，他们的力量毕竟是分散的，他们的命令不是经常都能贯彻的，好些时间都是政令不出都门，加以社会的组织不严密，因此好些人民在紧急关头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去躲避。他说，今天，不仅是人民政权和旧政权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人民的政权表现出无比的坚强，政府的法令随时都得到充分的贯彻，领导的决定每样都做到彻底的执行，也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相比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保证，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大优越性。他说，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两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遇到国家执行政策的干部，不用说他是违法乱纪，不用说他把人民的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就是他体会政策的精神不够，发生了较大的偏差，老百姓也就吃不消；又因社会的组织十分严密，今天就没有躲避的可能。这时候老百姓应当怎样办呢？只有依法行使控告权了。说到行使控告权，恐怕有些老百姓到现在还不知道，纵然知道，也不是没有顾虑的。顾虑他控告不胜怎么办？顾虑他控告胜了，对方也不过检讨一番，将来借故报复，又怎么办？要控告都还有困难和顾虑，更说不上行使损害赔偿权了。他说，我国民间流传一句老话：“不怕官，就怕管。”基层干部经常和老百姓接触，他们直接左右老百姓全家的利害祸福。因此老百姓的顾虑重重，以致不能主动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这样，人民内部的矛盾可能由此越是加深了。

　　他认为党今后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方面。他并提出三点建议：（一）加强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整风运动贯彻到基层去，从思想认识上来解决问题，这是根本办法。（二）厉行革命法制，首先是严格执行宪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保障公民都能充分地行使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过去一个干部损害人民权利，往往是检讨一番就算了事，今后如果给他加上损害赔偿的责任，对干部的教育意义将会深刻得多。（三）加强人民代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古语说：“徒法不能以自行”。宪法已经公布三年了，公民的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到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民代表有保护选民权利的义务，国家监察机关有贯彻革命法制的职责，党和政府应当加强他们的责任，使他们为保障人民权利而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够从多方面想办法来保护公民权利，将大大地有助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决。

　　李俊龙根据在东北等地区的视察情况，提出高等院校和厂矿企业统

## 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李俊龙在发言中，根据他在东北等地区视察十六个院校、两个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若干厂矿企业的情况，提出了高等院校和厂矿中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分七个方面来谈：

　　一、加强厂矿企业、院校中的统战工作。他说，富拉尔基的一位区长兼作统战部长，很多工程技术人员难得见他一面。富拉尔基是新兴工业地区，城市建设和供应任务很重，很显然，区长兼作统战工作，只能顾此失彼。他说，很多院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都作得不够好。但是，群众在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因此他希望今后向群众作一些时事政治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不要非限定党员去作，而应该设法多发挥民主党派成员作用。党委今后应该更好地运用民主党派组织的力量。

　　二、若干新兴工业城市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差，对非党的技术人员注意不够。

　　三、工会工作不强，工作作得太不好。他说，东北友谊农场的工会只收会费，不作别的工作，文娱活动也没有人管。

　　四、评级评薪解决了许多不公平现象，但也带来许多新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地方在评级时重德多，对业务、资历重视不够。有的老教授，工资评得不如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多。原因之一是有些做人事工作的青年人，工作很努力，但对旧中国情况了解得少，对旧知识分子、旧人员的看法不适当。他认为人事工作是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

　　五、学校中的等级制度太森严。他说，东北师范大学有的教授见校长要两天以前登记。开晚会的时候，先长（包括科长）后教授，引起教授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六、对新党员、新团员要进行统战教育、旧中国知识的教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他说，很多新党员对旧中国的知识不多，对革命艰苦也了解不多，以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作为骄傲资本。他还认为，现在共产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今后接受知识分子入党不必那样快。有的新党员入党以后，觉得自己是党员，对老教授的态度就变了。

　　七、他建议高等院校的党委，可考虑由省委领导，而不要由市委领导。同时，他希望今后省委书记、副书记、文教部长多管一管学校，多检查一些统战工作，那样党与非党关系可能会好一些。

　　（编者注：在座谈会上罗子为的发言和陈其尤、茅以升的书面发言明日续登）

　　 来源：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张云川（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

　　在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土座谈会上谈到墙和讲的问题，他说这是由于党员有特殊感和优越威而造成的。他说，过去党领导群众革命，党是站在群众之中；解放后思想上换了个位置，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站在群众头上统治群众了。他特别对群众中一些所谓积极分子表示不满，称他们是打墙挖沟的“义勇队”。他说，有少数积极分子背后信口雌黄，说谁是进步分子，说谁是落后分子。他们为了个人打算，别有企图，在群众之中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他讥讽这些积极分子好比是京剧“审头刺汤”里的汤勤。（见五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

　　五月三十一日张云川又致函人民日报声明他发言时所说的“所谓积极分子”是指“假积极分子”而言。（见六月二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