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光旦先生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中央民族学院、潘光旦、文汇报、杨重野>

## 从一个笑话谈起

　　一开头，潘光旦先生就说：“让我先给你讲个笑话。”

　　潘先生点起他的烟头说，这个笑话是罗隆基的杰作。有一次在民盟的小组座谈会上，罗隆基端起了盖碗茶的茶碗说：对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所抱的态度，目前在党内、党外都有下面这样两种人：一种人是死按住碗盖，不肯揭开，怕的是一揭开，牛鬼蛇神都钻出来了。

　　（他们满口马列主义，实际上是教条主义。另外一种人是把碗盖揭开了，或者是揭开了一条缝，可是他就不往外跳。罗隆基指着潘先生说，你就是最后一种类型。潘先生点点头说，你说得对。罗隆基又说，我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可见这一类人很多。有人尽量在表面上看来热闹，内心里还是嘀嘀咕咕的，他们的热闹只是表态，并不等于真正的“放”和“鸣”。）

　　为什么还没有真正的“放”和“鸣”呢?潘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

## 春风化雨及早降临

　　他很同意费孝通最近在文章中提出的看法，目前还是早春的天气，花还不到盛开的时候。他认为有那么一批“左”的人，也就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党的政策是“锦上添花”，党有十分，他们说十二分，宁左勿右；也有一批人是“火上添油”，专门找别人的错，一有机会，就给你戴上一顶帽子。

　　潘先生说：“这样人不要多，只要有那么几个，花就开不出来。何况，目前有几百个‘太守’不赞同这个政策呢?”

　　他非常赞成毛主席在某一个场合里提出的一年准备，两年整风的论法。他说：“我们不能像武则天那样，下一道敕令就会在一夜之间使百花盛开。我们需要制造天气，让春风化雨及早降临大地。”

　　他认为知识分子也应该配合党的政策，好好利用这三年时间，浇水、施肥、剪枝，自我培养，等气候到了，放出花来。

## 政治与业务，忙碌与冷落

　　由这里潘先生谈到业务和政治怎样很好的结合问题。他为一些能够放出花来的知识分子可惜，他们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本行的业务都生疏了，将来拿什么放?相反的，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被冷落了的人倒作了一些学问。他提到陈梦家。他说：“陈梦家在三反运动中的经历是很艰苦的，他几年来没参加什么社会活动，但是他却把几十年来有关甲骨文的文章收集整理，出版了六七百页的一本著作。”

　　对于这个问题，国家已经作了一些合理的安排，如适当地减少社会活动、改善待遇等等。潘先生认为这些措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还很不够。

　　“当然，还有那么一种人，”潘先生说，“他们在政治上冷落了，在业务上也没有成就。从全国范围上讲，这种人为数也很多。”他们在“三反”和“肃反”运动中留下的瘢痕很多，创伤未平。一提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他们就很敏感，认为现在放了很好，说不定有一天要收，收了又要挨整。也有人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政策很钦佩，也相信将来不会挨整，但是情绪上转不过来，不能够心花怒放，在人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

## 让他们放下包袱

　　潘先生认为针对这种人的解决办法还不多。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搞教条，不用闷棍子打死等主张，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是还需要作很多细致和复杂的工作。他举出了下面的例子：

　　前年冬天南京某大学有位教授在挨整后，思想上一直背着包袱。他的问题解决了，结论也作出了，但是他总提不起劲来。当地党委注意到这件事，找他恳切地谈过，才找出症结所在。原来在“三反”运动中，有人说他用手帕为蒋介石的飞机指示轰炸目标。这种事情在常理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没有人为他辩护。知识分子一般是爱惜羽毛的，他受不了，心里留下个疙瘩。党委负责同志就对他说：“我们根本不相信这样的事。”这样他的包袱才放下来。

　　潘先生说：“在运动中这样的例子还不少。有些话叫你真吃不下去，但是自己又不能辩驳，最后只好生吞下去说：嗯，以我当时的立场来看，这种事是可能做出来的。”说到这里他自己也不禁大笑起来。

　　他认为在运动中难免有过火的地方，冤枉了人，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也要“平反”。还有，斗争是公开进行，可是结论却没有公开作，因此很多人还不能完全放下包袱。

## 情绪上扭不过来

　　潘先生在“三反”运动中的经历也是很艰苦的，有的青年念错了他的文章，说他帮助蒋介石。有人见他吃也吃得，睡也睡得，在这样“大澡盆子里洗澡”还是那样从容，就整他的思想“暗流”。他说：“我当时也不知道我的思想暗流是什么?”在检查他所领导的图书馆工作时，认为他官僚主义，任凭黄色书刊泛滥。所谓黄色书刊就是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他先头还和别人辩论，说我们学生有一定的鉴别力，读这些书等于打防疫针，知己知彼嘛。但是这一点被整得很厉害，说他存心散布毒素。

　　他说：“现在毛主席也这样说了，难道五年前我的见解就全错了吗?”

　　另外，他认为整是整一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不是要把这个人全盘否定；但是事实却不如此，一个人被整后，仿佛一无是处，他在群众的眼中矮了一截，甚至社会上也另眼相看。譬如，过去有人自动地写些文章，翻译点作品，还受人欢迎；一朝被整了，他的文章报上也不愿意发表了，译稿也被出版社退回来了，也不说明什么原因，仿佛你这种人还能写什么东西。现在一阵风刮来又吃香了，文章要你写，译稿也往回要。一阵冷，一阵热。尽管理智上想得通，此一时，彼一时；但是情绪上扭不过来。

## 在原有基础上开花

　　潘先生沉默了片刻，烟圈不断地从烟斗里上升，我不想打断他的思路，也没有提出新的问题。

　　“还有一点，我想谈谈的”，潘先生说：“旧的知识分子要放最好放他所能放的，要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开花。”

　　他举出了李景汉和陈达作例子。这两人从前都是清华社会系的教授，同潘光旦很接近。李景汉在30年前就搞过北京调查，过去一直教这门课。院系调整后，社会系取消了，李景汉被调到财经学院的劳动专修科，后来又转到人民大学，先后让他担任机械和纺织课的辅导，这同他的本行是风马牛不相反。后来让他准备开课，他准备好了，临时学校的计划又改变了，如是有三次，他很苦闷，虽然说话还是那样幽默，但带有苦味，话也少说了。但是最近不同了，在知识分子政策出来后，人民大学给了他机会，让他主持几桩社会调查，他立刻精神焕发，谈笑风生，仿佛年青了一段。

　　陈达呢，这个人口问题专家，以前一提到人口问题就被认为是马尔萨斯的一伙，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提出讨论、争鸣了。最近国际人口学会要开会，已经给他发来了请柬，他正作出国的准备，老先生高兴了。有一次陈达教授把他准备在国际会议发言的提纲拿出来讨论，潘光旦和费孝通也在座。事后，潘光旦开玩笑地说：“陈达现在成了德比当（Debutente）了!”这个字是法文，法国社会有一种规矩，姑娘到成年，父母为她举行一次招待会，介绍她同社会人士相见，意思说她可以出来交际了，这个姑娘便是“德比当”。他说完了这个笑话后，同费孝通一起大笑不止。

　　潘先生说，现在百花齐放是好的，旧的东西也可以拿出来了。社会学要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法律课也可以开讲了。可是当初那种“扫地出门”的作法是欠考虑的。他说：“我遇到很多学法律的，他们真是慨乎言之。当初旧法律全部推翻，他们把这类书籍东之高阁，再不就卖了、烧了，现在又要他们重新开课。尽管说，不破不立，但是心理上不舒服。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

　　他还举出了生物学的例子，当初摩尔根——孟德尔学说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很多人把研究器物全部毁掉了，现在倒要向外国去讨这一类的生物材料，重新摆摊子。他说，在运动中整人是可以的，打打小棍子也不妨，但是不能把他所代表的那门学问全部整掉，或者是打入冷宫。

## 透气是第一，要跳可以随时跳

　　“那么，潘先生你自己为什么还不往外跳呢?”记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潘先生又点起了他的烟斗，从容不迫地说：“我还想在碗里待一个时候。”

　　烟圈从他的口里喷出来，我们的老教授呷了一口茶，接着说：碗盖是要揭开的，揭开了就透气了，不再发闷了。透气是第一，透气以后到底跳不跳还在其次，暂时不跳也没什么坏处。我倒很留恋盖碗的生活，几年来我搞土家问题搞得很有兴趣，也还有些结果，要跳不是随时可以往外跳吗?”

　　 来源：1957年4月24日《文汇报》。原题为：““碗盖揭开了，为什么还不往外跳?”——潘光旦先生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