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为历史辩护

　　<清华大学、中杰英>

## （S.C.，即中杰英：清华大学机械系助教，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专业）

　　（再为历史辩护（摘要））

　　（S.C.）

　　（政治家、诗人和记史官）

　　政治家对国家和政权负责，有他明晰的判断力和正确的政策；诗人对人道和良心负责，用爱和恨来褒贬世事，诗人永远记得傅作义在东交民巷屠杀学生时的鲜血，但政治家为了少流更多的血，不得不请他当部长，而去镇压罪过小得多的伪保甲长。

　　记史官高喊：历史万岁！把一切都公正的刻在竹简上，以基狐、司马迁为自己的榜样。

　　政治家——冷静的头脑，聪明的理智。

　　诗人——激动的感情，良心和灵魂。

　　记史官——无情的刀笔，客观和事实。

　　这三种人对胡风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我更倾向于记史官的看法。

　　（胡风是政敌的典型犯和过去式）

　　查遍胡风的材料及意见书，并未找到他“藏有手枪”的话，他是用笔“且打滚，且作战”的，内心充满了痛恨和仇意，他可能是先天的反革命种子，但更大的可能是列宁说的——遇着他所心爱的理论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难以为情，便背叛了我们。换言之，是後天的反革命。（姑如此称之，但统称是“政敌”。）

　　这个结论的获得，我并不打算从胡风的材料下功夫来保卫形式逻辑。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然而从材料的意见书看，他们的确是：“先把自己变成老爷，再和老爷作战”。在政治和文艺理论上，以“打倒”为目的，所以在感情上、在效果上（注意“感情”和“效果”），胡风离开了革命的道路，另行组织一个集团来叛变了它。回忆1954年由蓝翎、李希凡发动的和唯心主义的一场作战里，胡风趁机超事，掉转矛头，所有的笔尖都对准党中央狂喷墨水。他的危害性在于使党中央，尤其是中宣部岌岌可危。胡风政敌的面目已经暴露，你看看那时应该用“和风细雨”还是“暴风骤雨”来对待他更好。

　　一群人，有组织、有理论根据、有阵地，有头目，抱着开仗的决心——这是典型的政敌。在当时不逮捕他焉有何法？（这不是共产党的新发明，而是历史提供的可靠办法。）

　　我们今天看问题，需是“此时，此地，此事”，但昨天看问题是“彼时，彼地，彼事”。胡风如果在进攻时注意时间，在情绪上不是那种样子，他就不是政敌。但事实毕竟已铸成。那我们的结论就是：

　　胡风是政敌的典型犯和过去式。

　　（历史在前进但留下了黑脚印）

　　宁可流一百颗眼泪，不可失去六万万人的心。 政敌被捕之後，就称为政治犯，这种人在法律上有时很难把他们纳入情节里。当时过境逻、历经桑沧之後，再去判他们的罪，有时极难下手。

　　因此，凶恨的执行者，过去用“杀无赦”了结，而善良的执政者，则用“赦无杀”来了结。——也就是不了了之。共产党属于後者。

　　历史踏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势必在泥泞的路上留下黑脚印。要回过头来抹平脚印就前进得更慢，要迅速前进就顾不得这个。

　　胡风问题牵涉广、声势大，在人民心目中铸下了深深的印象，人民感到作得很对，如果现在发现当时处理胡风事件时确有不符合法律约束之处（如私设公堂，私拆信件，文字解释错误等等），我觉得不能反过来加罪于人民及其领导者，要那样做，人民伤心。领导者元气受挫，得不偿失，有百弊而无百利。政治的天平最灵敏。何去何从，当然判若黑白。

　　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黑脚印，领导者是伤心的，但宁可掉一百颗眼泪，决不可失去六万万条心！

　　马列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在动机与效果上是好的，他就那样做。

　　胡风事件如果将来公开具结，当然欢迎；如果将来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当然了解领导者的苦衷。

　　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聪明的主妇给婴儿做衣服要做得大些，以备他日後发育时合身，政治家比主妇更聪明，他请国家和政府穿一件弹性背心，人权和法制是弹性的，它妨碍国家的发育，它是件背心，使心活动自如。

　　政治家有了远大的理想，在人民政权下使人权逐渐完美，但在历史的每一瞬间，例外的外延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人权和法制都有弹性。

　　一个普通人侵犯了人权，非法审问另一个人，监视他的行动，剥夺他的自由（哪怕是暂时的），他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但肃反幹部犯了同样错误时（何东昌说：“肃反的积极分子犯了错误”），显然政府不会判他们的罪，至多检讨，深刻检讨就行。反正，这个普通人和肃反幹部作为“法人”（法律学专用名词）是完全相等的，但作为“生活的人”则还有所不同。乍一看，这似乎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民间点灯”。但仔细想想，再想想就明白了：当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时（你能否认胡风事件及肃反当时不是阶级斗争尖锐的一瞬间吗？），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弹性背心。

　　共产党不是蓄意破坏人权，但是当时不如此，以後没有办法，所以弹性背心是客观存在的。有人以诗人的姿态高呼“人权何在”？一方面抹煞了人权的法制，另一方面掉进了形式主义的陷阱。

　　事实沉默在时间里，真理的眼睛向前看，手段是目的的仆人，人的心房偏左胸。

　　俄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说：“每一个时期都是崭新的。他充满着自己的希望，包含着自己的幸福和悲哀。”（见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54年版《论艺术》）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时代是变化了，生活的前景在今天都比以往更幸福而光明，旧事重提往往令人神经过敏和爱区区几出悲剧有没有必要呢？没有！回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是可以作为经验、作为教训，他的价值连城，倘作为良心、作为怨恨，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书呆子的感情。

　　过去某些事做错了，是悲哀的事实，最好让他沉默在时间里，而使真理的眼睛朝前看，迎接未来的生活。因此我同意小鬼（注）关于“平反”的意见，但反对“反罪于幹部”的做法。因这种社会如今还为时尚早，小鬼和一些人出来指问人权和法制，这是民主的做法，但情绪过于激动。带着诗人的心情和剑侠的愤怒，容易失去冷静。毛主席说：“民主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当然只是目的的仆人。小鬼在水利馆面前把民主抬得太高了，想要他回到旧时，过顽固的生活。所以只要民主，不要生活，是偏激的，民主不能给人吃饭，不能给人电影和话剧看，而知识分子却常常振臂呼吁这种民主，这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差异；这也就是学校整风特别激烈而外界比较太平的原因，君如不信，请三思之。

　　革命工农群众的心房，是偏在左胸的。他们对共产党更多的信任，更少的怀疑，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的心房长在胃里，是不偏不移正中央，说了许多正义的话，有些有道理，有些则是感情的副产品。我认为头脑清醒，心房偏在左胸边的人更为可爱，可惜自己做不到这点。少一点激情，多一点谅解——那更好。

　　注：小鬼是清华大学右派学生韦德高的化名。

　　（来源：《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翔等论文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