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华中师范学院邀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陆华柏>

## 在华中师范学院邀集的一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人民内部矛盾的形成，很多情况主要是由于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另一方面，是群众看问题片面急躁，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个是非问题，但是是非问题的判明也是很复杂，为什么？就因为常常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有时，领导上强调是，群众认为非，领导上自以为是；群众心里不服，在过去群众心里虽不服，但为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口服。有些同志自以为嗅觉很灵，从提意见多的人身上嗅到反领导、反党、反革命的气味，谁吃得消？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但在某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脑子里，歪曲地反映为对抗性矛盾了。对抗性矛盾就照对抗性矛盾办，粗暴作风随之而来。这样，则有可能真的逼成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了，提意见的人本来是一股热情，就转化为“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就形象点说：“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久而久之这样的同志心里怀有恨意。这一“恨”就有对抗性了。我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很重的领导同志处理之下，是很容易逼成对抗性的。有时，倒是由于群众看问题还全面一点，经受得起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领导的“考验”。

　　提意见的勇气，我本来很大。从理论上我知道党是欢迎批评的。但是，我在几年以前被两度扣过“反领导”的帽子，不免大吃一惊，我作过检讨，但是说良心话我对不合理的事有意见，但绝无“反”意。以后我说话注意得多了，但是意见还是有，不过放在心里。有时还把意见写在纸上，自己看两遍然后烧掉（怕麻烦）。我为什么被逼不成“对抗性”呢？一来究竟矛盾不十分尖锐；同时，我不断地读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和报章杂志，还有，从解放前几年起我就有这么一个信念：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动摇的，我由于不满现实，赞成和平、民主，遭受过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而且我也没有出路，生活颠荡穷困，所学不能施展。因此我就一直勉励自己：不能动摇，跟共产党走肯定了。因此，解放后我无论受过多少气，只是有些消极、自卑感、主人翁感不强，尚不致转化为“对抗”。现在听过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可以说是使我“心花怒放”，我一定要好好深入地学习这部活的马列主义的哲学。

　　我再谈一下音乐界的“百花齐放”问题。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是和非虽然纷歧错杂，但终久总有结论；文艺上的百花齐放，恰因人民有多种多样的爱好，不会最后变为“一花独放”，而是变为“万紫千红”，后是允许多种多样而不是一个样，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是可以从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中尚可容纳各种流派而且有个人风格。有人说，“你有个人风格是个人主义”，这样说是不对的，不能把大家的曲子改成差不多一个样。目前音乐界对萧友梅、刘天华、黄自等已故作曲家还应深入研究，吕骥过去认为新音乐只从“五四”开始，以前的不认帐了。以后有些人又把冼星海变成偶象，不对也算对，我们应该把传统看成是完整的，不能把以前的都抹杀掉。百花齐放要创造条件，比如专家演奏，要有会场，还要组织听众。象马思聪就被重视，我们这些卑微的音乐家，就只有投靠无门，我们如有著作，要经过繁琐的审查，侥幸出版也只出一版，售完也不印了。有的编辑还乱改，把意大音符多数改成单数，弄得作者啼笑皆非，对于艺术实践活动，重视民间艺人是对的，但是对新音乐工作者也应重视支持，可是我们有许多活动，得不到支持，春假时，我们几个老师到长沙演奏，得到当地的支持，结果很好，这在“百花齐放”方针提出以前是不敢去的。现在在武汉我们还不敢开音乐会，对于音乐工作者的专业化问题，音乐界的团结问题，也应注意解决，否则对“百花齐放”是不利的。（载于“湖北日报”）

　　（原编者附：）

## 陆华柏的历史简介（根据省人代会第一层第五次会议秘书处所整理的材料）

　　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武汉音协副主席，对外文协理事，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三级教授，湖北省民盟委员，艺师民盟支部主委陆华柏是一个言行上一贯反党，作风上专横独断，业务上投机取巧，生活上下流无耻的老右派分子和典型的坏分子。

　　早在1939年对日抗战时期，陆华柏反共反人民就已“才华”毕露了，当时他为了紧紧配合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在“艺术战线”上，陆华柏有恃无恐的在桂林国民党标准反动的“扫荡报”上，对党所领导的新音乐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在他发表的“所谓新音乐”一文中，对共产党恶意诽谤，对新音乐痛加诋毁。

　　“五四”以来，明目张胆，公开对党所领导的新音乐进行宣战的，只有陆华柏一人，也只有他这一篇空前绝后的“文章”，这一件事震动了当时的全国音乐界，同时也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者的“备加赞扬”。“扫荡”有功，理应“犒赏”，于是陆华柏的“音乐”得到了伪教育部一笔为数可观的“文艺奖金”。陆华柏在“感恩”之余，对他的“一个领袖”，蒋介石肉麻的大作其“颂歌”，大概见他的“领袖”反共反人民反得“操劳过度”，于是用“庄严的感情”谱出了“血肉长域东海上”“白了元戎发”！正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反动头子桂系大军阀白崇禧在湘桂“指挥”着他的“大军”背对日寇狼狈溃退之际，陆华伯的“才华”又来了，蒙着良心写了一首所谓“这一仗打得好”的“捷报”歌。把“小诸葛”（即白匪）的“英明指挥”烘托得绝妙神奇。只到解放后，他还得意的对人说他这首歌当时立即传遍了前线后方，大大鼓舞了军民的“抗战情绪”，并说白匪还特别悬赏光洋一百块，请这位不署名“音乐家”前去领赏。

　　正当蒋介石“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准备着一次更毒辣的反共高潮时，陆华柏又用他罪恶的音符，立即谱出了一些鼓动青年“响应领袖号召”的“从军歌”，并且在福建永安用他那双罪恶的手指挥过万人大合唱，唱的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为了“鼓舞”蒋匪军的“反共士气”，解放前夕，他在南京国民党后勤部大作其“效命领袖尽忠”的“雄壮军歌”！

　　在长沙湖南音专时期，陆华柏认为是他进步历史中的“黄金时代”，从1949年一直吹到1957年，经常炫耀他当时如何“领导学生护校、保产，迎接解放，如何赶跑反动校长胡然。现象上确有其事，实质是因为胡然要解他的聘，他老羞成怒，恰好当时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准备迎接解放工作，陆华柏见风使舵，往学生群中一倒，既报复了胡然，又表示了进步，一举两得，还有一“得”是见不得人的心底秘密：赶走了胡然把校长位置搞到手！

　　解放后，党对他真是宽厚不过，不算旧帐，不究既往，而且在物质上给予优待（三级高薪），在政治负以重任（人民代表），甚至连出版或演奏他的作品，党一直是面面照顾，处处支持，总期望他能在党的感召下改造自己，将功折罪，为人民作些有益的事，但陆华柏不仅不动于衷，反而以怨报德，对新社会百般不满，就在“鸣”“放”前些时，他还恶毒诬蔑，当时在桂林地下党员李凌同志等对他的反动艺术观点进行的严正驳斥是“围剿”他，是党“闹宗派”。并且恬不知耻的说，他其所以写“所谓新音乐”这篇文章，旨在维护“民族音乐”！（“维护”他白了发的“元戎”！“维护”他“元戎”的十万青年十万军！）发展到今天，公然野心勃勃的指使他的反党集团分子到处点火，煽动师生，向党猖狂进攻，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党的领导，妄想将昔日“威风”卷土重来，再度称王作霸。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