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工商业改造的意见

　　<云南、杨克成>

## (杨克成：民主建国会昆明市委负责人)

　　5月31日上午，在民建昆明市委会，我们访问了民建市委负责人杨克成先生。

　　话题是从云南日报大胆鸣放的问题开始的。杨先生感到昆明的工商界和他自己，早就有许多话要说，云南日报放得有些慢了。杨先生似有感触地说：不过，云南日报鸣放的慢也有其客观原因。过去在云南压服的办法就特别严重。云南的封建势力特别浓厚，投机倒把也是全国出名的，过去采用压服的办法确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和上海、天津等地就不同了。杨先生回顾了这些天来各民主党派发言的情况说，省委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报上没有把发言登出来是个缺点。那天我的意见和要求也是从发展国家生产出发。全省企业中公私合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大，潜力很大，但现在不能发挥。资产阶级在迅速变化中，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却落后于企业的发展，支书、厂长对资本家不信任，私方技术人员有专长的就消极不敢说话了。大道生原是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今天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经营管理就有问题。但是，领导上却认为这是过去了，不了解在旧的基础，把问题一脚踢开就不对。某些共产党员的领导作风就是有缺点，而省委统战部的领导作风也不好。云南日报不给工商界鸣放，引起了全体民建会员的不满，工商界也不满。现在，工商界中有的仍不敢发言，有怀疑；有的说再说得怎样，报上也不会发表。我向大家解释。并说，我们的缺点是没有把问题集中起来，从本质上加以分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所以就引不起争论。至于全国争论定息20年、撤出公方代表等问题，在昆明还没有听说有人赞成，但有人暗藏在心中也难说。

## 民建会员有两个问题：“五反”遗留问题和对税收不满意

　　“那么，当前民建的成员中有那些比较突出的顾虑呢？”杨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突出的是会员对过去的事情很少谈，解决不了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五反”阶段的遗留问题，一是对税收不满意。但是，这些问题已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还谈不谈呢？”杨先生在这点上颇费踌躇。他说：一方面，如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到非对抗性矛盾，是在什么时候转化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和明朗化，这样对过去那些事的理论认识上就有些模糊。另一方面，工商界在“五反”中吃了苦头。从帮助党整风的角度来看，让工商界吐苦水有多大好处？我看算“五反”的旧账，对整风帮助不大，因为过去的问题不如今天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问题来得直接。但是，工商界本身不吐苦水，坏处很大，思想上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呢？我考虑又有鼓励他们谈的必要。因此，我采取不积极鼓励但是不打了缩头的方针。

## 税收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剥夺

　　尽管如此，杨先生还是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把一些过去的事我们谈了。他两次谈到了税收问题。他说云南对国家税收政策的执行上是有问题的。有的说表面上是执行税法，骨子里是和平改造的手段，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的手里拿光。税收，在云南，实际上就像苏联十月革命时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一样。1955年年底，“云南日报”的社论只强调了一面，在国外华侨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领导布置任务有很大的盲目性，税收干部是忠心耿耿的，尽量完成任务，态度生硬那是次要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偏差的。1955年全省预算收入部分。税收项目的总数字就打不足。我打过算盘，提了出来，郭首长似乎不懂那个问题，但不会不懂。财政厅长也不说明，后来拿到会上原则通过一下，说再下去对一对。后来，财政厅长说我也打过好几次，没法改了。中央指标拿下来，我们已经看出商业额和营业税的比例不合，营业额增长5％，营业税增长10％，扩大了5％，这5％就无着落。这很明显，即使这样做了，税收数字不能符合要求。如何办呢？我们看到别省，看到上海，上海就顶回来一亿多。1955年云南省完不成税收任务，去检查偷漏。现在侨联有人有点资金，是华侨投资，税单拿下来后，就一起把资金都拿回去了，到市里处理就没办法。李镜天的25万卢比的本钱，合人民币几亿钱，所得税就是25亿，把全部本钱都交了所得税还不够，还叫民建会古高荣去税局拿材料来教育李镜天，李镜天思想就不通。省人委的作法，三定评产就和工商界算税收差不多。茂恒3,000多万卢比补进外汇纱厂要建立几个！在解决遗留问题阴消了，错了就错了，又不纠偏。1955年底人民日报的社论恶辣啦！但省委领导有偏差，任务压倒政策。这样对工商界团结有影响，民建会吃苦头，李镜天交给民建会教育，哪个有办法？昆明市烧鸭能手小胖子今天没有出监狱，就是因为税收。李镜天是侨联主任委员，他要是小胖子，那今天也进了监狱。

## 教条主义者说你拿定息就是资本家

　　教条主者认为阶级关系还存在，根据是定息。他问道：定息是不是资本？如是资本，就是阶级关系还存在。副职的公方领导正职的私方，就是国家体制的矛盾，理论根据就是在定息中产生的。这在理论上大成问题。合营的私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外壳，它已经没有包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接着，他又说，定息是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按劳取酬的原则。要看定息的性质只能从分配角度上看。今天，谁敢说公私合营企业没有阶级关系？他希望对资产阶级要作适当估价，如果估计不适当，工人、私方的鸿沟就形成了。我看资本家热爱社会主义，但脱离私有制为时不远，但工人对资本家的看法没有变化，资产阶级没有具备工人阶级的思想品质。不能光抓住息来谈。定息起怎样的作用？起和缓资产阶级生活上的紧张的作用。资产阶级人口多，子女多，家庭负担重。今天，昆明市工商界大多数一年拿的定息是在100元以下，1,000元以上的没有几人。拿10元以下的还要买公债。因此，不要滥用剥削概念，而要有人情味。资本家对毛主席说定息七年，感激得很，以感激心情对党。但是另一方面教条主义者却说你拿定息，是资本家。这是不合道理，从人情味上讲不能说服人。今天资本家可以私方身份来经营管理企业，不是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残余外壳。赎买又不买这部分外壳。而是买生产资料。

## 资产阶级胆子小，没有知识分子胆子大

　　杨先生认为，因为理论认识上存在着分歧，因此在实际工作上问题就产生了。他认为：今天私方人员想急于摘掉帽子，但是没有办法。而公方总感到有定息一天就一天是资产阶级。有时就说，你拿定息，福利就不能谈了。公方有如如来佛，金箍咒孙悟空就没有办法。你是资产阶级，拿定息是阶级敌人。这样，公私共事的关系上就更严重了。人事科直接处理人事，不和私方商量，私方经理批了3元、5元的借款，财会科不答应。党组织直接处理事情，不通过私方，企业里的政治协理员是指导员身份，党组织拿这人来作具体的领导人，政治协理员就无所不管。这种现象在高等学校里不会有。因此，今天高级知识分子看见党委独断专权就有意见，而私方不同，是压着不肯说。资产阶级胆子小，小资产阶级胆子大。在公私共事中对党组织和党员提意见没有知识分子胆子大。公方私方，相敬如宾。为了改善公私共事关系，杨先生说，企业中要有制度。当然，不解决思想问题，制度还是形式。今天，党和国家混淆不清，各企业机关学校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县委和县人委。云南搞了个公私共事的试行办法，在制度上说得通，党的领导通过行政会议去实现。党的领导是内容，不是党委直接领导，而要通过行政会议。党组的意图通过党员去贯彻。门市部领导权的实施不在公方手里，也不在私方，而在行政会议。党组在行政会议后面研究问题，在行政会议上说不同意见。这样，国家体制也出来了。这种制度还没有在那个企业中建立起来。快一年了。要赶快建立起来。另外，从工人级阶角度看，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人是小丑的情况，不能强调工人对资产阶级有成见。工人见到削剥者懒得说了，工人积极性未发挥。资方和职工的关系，相对无言，真正是鸿沟。除了企业行政会议外。还有工人委员会。这当中，还要很快地摘掉私方的帽子，问题就统一了。现在帽子不摘掉，工会又不能加入，于是就有了高墙深沟。现在最重要的是使资产阶级具备工人阶级的品质，赶快消灭阶级。接着，杨先生说今天工人对私方人员还有恶感。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说，比如有一个私方人员下车间工作，哪怕他对技术有十分把握。对工人却很难提意见。有个药方，他靠祖传秘方制药，卖得很好，但工人同他隔阂。一天，他下去看工人配方不对，提出这样怕小孩吃了发生危险，工人眼睛一鼓。你要说什么？你要怎样做？工人说他多事。还有一个，私方人员是个先进工作者，有创造发明，他提出的改进意见厂很少用。工人说这算什么创造，不肯用。这类材料还很多。

　　杨先生是白族。不久前他回到大理下关过一趟，他说，白族是云南民族中较有文化的汉族，有高极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白族是先进的，已经有现代化工业。下关、喜洲的水电厂就是以白族为主的。但是下关的白族工商业却没有了。土改时打得光光的，斗的斗，关门的开门。“五反”诗又有的自杀。现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中找不出一个白族资本家。我和董仁明还算在昆明省人民委员会里作委员。这是省委保护得好，董如果保护不好，在土改时就完结了。大理自治州民族政策是谁执行的，是与共产党的白族党员左倾情绪分不开的。杨永新来昆明在省政协发言，我就看出了。他对工商业的说法很不公平，就是入了党后对百族工商业简单打倒，没有执行党关统一战线的政策。至于我本人的家庭问题保护的这样好，我是五体投地的。今天要从整个白族问题上来看了。过去下关码头白脸资本家至少占三分之一，茂恒在下关的比重很小。今天。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委会委员中的资本家，是鹤庆人，汉族，没有代表性，白族大的资本家，搞得光光的，一颗种子不留，党员不忠实于政策，就是党员站稳立场搞出来的。我在北京见过周保中，提过这个问题。他问你在云南反映过这个问题没有？我说没有。周保中有责任，他也是白族干部，那天他谈不出什么来。这问题谈谈大家研究一下。

　　谈到这里，快一点钟了，杨克成先生下午还要去参加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他说，以后慢慢谈吧！我们就和他告辞了。（原载云南日报6月1日）

　　 来源：《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